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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接受: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

时间:2009-8-8 16:44:34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传记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让传主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读者的消费与阅读是这个目标实现的基础,因为从生产化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整个传记生产过程就没有完结,终极目标就难以实现;从传记文本来说,只有当期待的读者变为现实的读者之后,它的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进一步来看,读者的接受则是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关键,读者通过对传记作品的接受,与传主产生共鸣,引起自己的心理反应、行为反应等,使传主的生命价值在读者身上一代一代延续下去。因此,消费与接受,是对传记生产的一个重要的、长期的检验过程,经过检验,经典性的传记作品跨越时间,超越国界而为历代消费者共享。

传记文学具有文史兼备的特点,正如胡适《四十自述·序》所说,传记是“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它的终极目标是展现传主的生命价值,并使其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穷的空间。从本质上说,传记文学的生产是与物质生产有共同规律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它是由传主(生产原料)、作者(生产者)、传记文本(产品)、传播者(流通)、读者(消费)等要素构成。读者的消费与接受,是整个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环,也是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

一 读者的消费: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基础

按照文学理论的阐释,文学意义的消费,指的是读者购买和阅读文学作品,而阅读是其中最重要的内涵。读者的消费是文学作品实现其价值、目的的基础。传记作为文学大家族中的一个特殊类别,以真实为原则,以人物为核心,给读者展现传主的生命历程。人以其个体的自然属性来说,生命总会终了,但人又具有社会属性,这就确定了人的生命的社会属性。由自然生命转换的社会道德生命,则是生生不息,并且不断地扩展、张扬、延续。这种生命的永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记作家文字记录的结果。西方传记文学之父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卢古鲁斯传》中说:“我们以为,再现人的形体外貌的纪念像,远逊于可以使人铭记其道德品质的传记。”在号称征服宇宙时代的今天,照片、录像、录音等非文字叙事工具愈来愈发达,但就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要展示人的生命的全过程,文字仍然是最好的工具。可以说,传记文学是人类生命的一种载体,它伴随着人类的进程、人类的生命,它的终极目标是运载着有价值的生命走向永恒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

这个终极目标的树立,首先是来源于人类对生命永恒的期待。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有追求,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区别开来,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 ① 作为个体的生命而言,在其自然的生命过程中,都有追求“生”的欲望和超越“死”的愿望。可是,人的自然生命的结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当幻想世界的长生不老、生命永恒成为不可期待的事实之后,人们还是把眼光转向了现实、转向了自身。释放活力、建功立业,让生命价值得到后人的认可,这才是不朽的生命、永久的纪念碑。《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言:“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要使自己的生命不朽,就必须有德、有功、有言,这“三不朽”便是让生命的价值得到最大、最真实的肯定。当然,德不是空洞的,还必须通过功来体现。屈原《离骚》中“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陈琳《游览》诗中“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体现了个体生命对建立功名的认识。立功,体现着人的生命的活力。没有活力的释放,生命就会枯竭。立功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乃至于各个阶层的人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展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实践自己的生命诺言。而立功又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能够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去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做到“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才能充分体现出人的生命的力量。像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孔子、屈原、司马迁等,外国的贝多芬、米开朗琪罗等。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追求精神,永远给人以奋发向上的力量。与立功相连的是奉献。奉献,是人的生命价值的扩大。一个人没有奉献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价值。我国古代的诸葛亮,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赢得了后人的赞扬。像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以其血的奉献,唤醒了一代又一代有志之士。他们是不倒的旗帜,永远矗立在人类生命的征途上。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死亡并不可怕,但死的要有意义、有价值,这就是人的生命追求。还有立言,可以说是立功的又一特殊形式,文学家、思想家等,把他们的作品、思想传达给后人,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外文化经典无不如此,这也是生命永恒的一种表现。而且,这种个体对生命永恒的期待,往往与民族的生命连在一起,体现出民族精神,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是“中国 的脊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脊梁人物,他们身上所表现的生命追求,正是民族生命的体现。正是由于人类有这种生命永恒的期待,促使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社会才充满了活力,呈现出勃勃生气。而传记则是表现这种生命期待的最好方式,能使有价值的生命永远流传下去。

这个终极目标也来源于传记作者的期待。传记作者选择有价值的生命作为传主,将传主的生命历程描述出来,并通过物态化的形式(书籍、影视等)广泛传播,期望传主的生命永远不朽。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明确指出是“传人于千秋”;罗曼·罗兰创作《巨人三传》,期望的是让“靠心灵而伟大的人”永远与读者在一起,并“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 ② 在作者的期待视野中,一个重要的目的还在于为后人树立榜样,“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世界各国传记都有这样的目的期待。自传的作者本身就是传主,通过描述自己的生命历程乃至于心灵的剖析,也为世人提供借鉴,并期望读者理解自己的生命意义。我国传记文学史上,30年代先后出现一大批自传,胡适《四十自述》、郁达夫《达夫自传》、沈从文《从文自传》,乃至于建国后出现的溥仪《我的前半生》等大量自传,都给人以生命的启迪。卢梭的经典之作《忏悔录》第一部开篇就说:“我现在要做一件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期望通过真实的自我形象,成为研究“人”这门学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传记的目的就是让死人重新活过来,并为现实服务。

人类期望自己的生命永恒,传记作者期望通过自己的作品使有价值的生命永远流传,他们的期待能否得到认可和实现,最终落在读者身上,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生产化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读者的消费阅读,整个生产过程就没有完结,传记的终极目标就难以实现。传记作品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能否吸引读者的消费,除经济条件外,还受许多因素影响:第一,消费心理。有的读者消费是为了赶时髦;有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想了解传主的一些隐私;有的人为了提高自己的修养,等等。第二,社会环境。时代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文化生活也是如此。如崇尚英雄、崇拜明星的时代,英雄传记、明星传记就很有市场。如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英雄传记成为传记的主流,而80年代以后,明星崇拜成为一道新的文化风景线。第三,文化水平。由于每个人文化程度的不同,也导致传记消费的不同趋向。第四,现实生活的需要。有的人消费是由于工作、生活的需要,想从传记中学习前人的一些成功经验;也有些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花钱买一些经典作品,以装门面。当然,读者是否购买和阅读传记作品,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价值。如果传记作品是劣质产品,没有任何思想和艺术价值,就不会有好的生存市场。因此,如果只有作者的生产而没有读者的消费,传记的终极目标就永远成为“期待”,没有着落。

再从传记本身来说,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在读者未阅读之前,它只是一部潜在的可能的作品,它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商业价值,只有通过读者的消费才能成为现实的作品;也就是说,只有当作者期待的读者(隐含的读者)变为现实的读者、进入阅读过程之后,传记的终极目标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文学消费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除具有一般商品消费的特征外,更重要的是精神享受以及意识形态再生产。作为一般商品的消费,随着使用价值的结束而结束,有些商品甚至是一次性消费;而作为精神消费的传记文学,尽管一些作品随着时代的变化有被淘汰的可能,但优秀的传记作品具有永久的魅力,能跨越时间、超越国界而为历代消费者共享。我国的许多优秀传记能流传到国外、而我们也能读到外国的经典传记,就在于它们具有跨越时空的特点。读者在阅读优秀的传记作品之后,会对传主的生命价值进行理解、评判,并在此基础上产生新的思想观念。正是从这里出发,传记的终极目标才能开始实现。

因此,读者的消费是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基础,而消费必须是以阅读为核心。通过阅读,才能进入传记的生命境界之中,体会传主的生命意义,享受作者创造的艺术美感。没有读者的消费阅读,再精彩的作品,也无法实现其价值和目标。

二 读者的接受: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关键

如果说消费和阅读是实现传记终极目标的基 础,那么接受则是实现传记终极目标的关键。有些传记作品虽有一定的消费市场,但只是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如一些明星传记,一些专写个人隐私的作品,有读者的消费阅读,有一定的娱乐消遣作用,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但读者并不一定接受作品的思想精神。读者的阅读并不是简单的一个过程,阅读之后进入更高层次的接受,接受那些有价值的作品,这是传记终极目标实现的关键。只有进入这一层次,传记的终极目标才能实现。

西方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生命的基本特征,是生命的绵延与生命的冲动。所谓绵延,是说生命具有一种超空间的无限延续的特征,生命是一股无限的“流”。正是由于生命的绵延性,世间才有创造一切的、不断地“创化”过程。我们认为,在这一点上,柏格森的哲学是可取的。优秀传记中传主所表现的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也没有随着历史的过去而凝固,而是一个继续流淌着的跨时间的文化流程,它是传统精神,但经过净化、升华之后又变为现实精神,并指向未来。

读者接受传主的生命,是通过作者所创作的文本而进行的,是第二次生命体认。读者对传记作品接受与否,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自己的人生体验以及世界观、人生观;由于年龄和文化程度的差异而形成的艺术素养、欣赏能力;还有接受动机的不同,有的想学习传主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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