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过程中，道德的因素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善与恶的评价。善与恶是一种道德伦理观念，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对立的关系，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善恶观，但也由于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淀，某些善恶观念也能为人们共同接受。那些被人们共认为“善”的人，总是受到人们的褒扬，并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而那些被共认为“恶”的人，总会受到人们的贬斥，并从他们身上反观自己。当然，这种功能主要是通过传记作品树立善或恶的榜样，对读者的内心起作用，正如东汉王充《论衡·佚文》中所说:“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人们从褒善贬恶中可以得到借鉴，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传记文学，也具有“镜子”的作用，它既可以反映人类历史的进程，认识过去，也可以观照人的内心，正视现实。它是一条永不生锈的链条，将古人与今人、现在与未来紧紧地连在一起。

读者对传记作品的接受，往往会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思想观念、乃至于个人在现实中的处境，领悟作品的内涵意蕴，甚至达到如痴如迷、“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与传主产生强烈共鸣。通过共鸣，产生一定的心理反应，并从传主身上得到一种感召力，尤其是那些在逆境中奋发有为的传主，能增强接受者对苦痛的承受力，提高战胜苦痛的信心和勇气。《贝多芬传》译者傅雷说:“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 ③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在人生忧患困顿的征途上，为创造表现真善美的不朽杰作，献出了毕生精力。罗曼·罗兰在《米开朗琪罗传序》中，由传主的痛苦一生引出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肺腑之言:“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魄。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底价值和离开人生底甜蜜。”在传记的结尾，作者又写道:“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底平原，心中充满了日 常战斗底勇气。” ④ 这就是传记产生的力量。接受者也可以从传主身上反思自身，改变性格中的弱点，以完善自己的人格结构。“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读者一方面为他惋惜，一方面也看到他猛烈的性格对失败应负的责任。总之，读者接受传主，能启迪心灵，强化生命意识。这种启迪、强化，是潜移默化的，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说教所不能代替的。如胡适所言:“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 ⑤ 。好的传记文学，能在读者心灵掀起层层波浪，冲荡他们生命意识的闸门，使他们能够自觉地打开门，让生命的激流（也许原来是一潭死水）滚滚而出，汇入人类生命的海洋中去。

接受好的传记，还能激发接受者产生行为反应，由传主身上引起心理亢奋，进而变为自己的实际行动，把审美感受化为自己实际行动的动力，即“见贤思齐”、“有为者亦若是”。茅坤评《史记》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力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好士。” ⑥ 我们读领袖传记，读革命回忆录，读企业家传记，读白求恩、雷锋、焦裕禄的传记，总是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激励自己积极向上，并把对他们的学习，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上，这就是传记所引发的行为反应。

这种接受，不是一个读者，也不是一个时代，而是众多的读者，跨越时空，永远流传，形成一种民族精神，这才是终极目标的实现。如一些优秀的传记，可以影响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形成一种精神，如雷锋精神、白求恩精神。陈广生、崔家骏《雷锋的故事》结尾说:“雷锋……的英雄业绩，已成为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人民需要雷锋，时代需要雷锋。”传主或以德，或以人格，或以精神，教育后人，激励后人，这才能真正达到不朽。

当然，读者接受的是传主的内在精神，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我们不一定这样做，我们要的是这种顽强的毅力和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精神;屈原沉江自杀，我们也不必去这样做，需要的是屈原精神，那种上下求索的意志和对祖国的炽热之情。

由于传记的接受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因而，它成为素质教育的第一读本。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的不同阶段，总有心中的偶像和榜样，接受他们的生命价值，学习他们的内在精神，对自己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三 消费与接受:对传记生产的制约与检验

由于读者的消费与接受，一个完整的传记文学生产过程才得以实现。按照接受美学理论来说，读者的参与，实现了作品的价值，乃至于扩大了作品的价值。传记文学通过读者接受所产生的效果、价值更是如此。一部好的传记作品，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从传记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二者关系来说，生产固然制约、影响着消费，如为消费者生产什么样的传记作品、提供什么样的消费方式（书籍、音像等）、乃至于对消费者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都取决于生产者。但另一方面不能忽略的是，读者的消费也不是完全处在被动的地位，对生产者也有重要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首先，由于消费群体的不同，影响着传记生产的方式。如未成年人，由于兴趣、知识、认识世界的方式与成年人不同，一般喜欢有声音有色彩的直观性的东西，生产者要适应这部分读者的需求，就要生产音像类、连环画之类的传记作品。甚至于男性、女性的差别，对生产方式也有影响。

其次，读者的消费与接受也影响生产规模。好的传记作品，能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期待视野，就有消费市场，印数上升，生产规模自然就大。反之，生产规模就会受挫。

再次，读者的消费与接受，也引导生产潮流。读者的消费接受和评论家的评论，往往对传记生产起重要的引导作用，有时能形成一种时代潮流。英国当代传记作家米切尔·霍尔劳伊德认为，“传记已经成为文学领域中新的超级大国” ⑦ 。当其他文学样式不景气的时候，传记却成为当代文学中标志性的文类，这与读者对传记的消费和接受有密切联系。

更重要的是，消费与接受，是传记生产目的实现的关键。如上所说，传记终极目标的实现要靠读者的参与。失去了读者，传记也就失去了生命。 这种制约与影响，就对传记生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促使传记作者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起读者的消费欲望;也促使传记的多样化形式、多样化风格，避免单一性。

消费与接受，不仅对生产有影响制约作用，同时对生产又是一个重要的、长期的检验过程。生产的作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生产者自己说了算数，而是由读者来检验。

首先检验生产原料——传主的价值。与一般文学作品虚构人物不同，传记创作是以真实人物为生产原料，没有生命价值的人物不会进入传记这个载体。传主是传记文本描写的对象，也是作者和读者的审美对象。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按照我们的理解，在其身上见到他应有的那种生命，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显示出生命力或使我想起了生命力的，那就是美的” ⑧ 。由于读者接受的是那些有生命价值、有审美价值的传主，因此，那些反面人物，即被人们共认为“恶”的历史人物，虽不被人接受，但也可以作为传主进入作品，也可以走向永恒，而他们留给人的，不是敬仰，而是唾弃，他们作为人生道路上使人觉醒的警钟，时刻在提醒着人们。像史书中记载的大量的酷吏、奸臣等（秦桧一类），在众人的眼中，他们永远是“恶”和“丑”的形象，其生命的客观价值在于能够呼唤起千万人的良知，启发千万人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有一类人，在当时也许官高禄厚，但无所作为，虽有生命，而无价值，将不会成为传记描写的对象，更不会走向永恒，传记是以历史人物的贡献大小为准绳，并不以血统尊卑和爵秩高低为转移。司马迁在谈自己选择人物标准时说:“自申屠嘉以后，景帝时开封侯陶青，平棘侯薛泽，武强侯庄青翟，高陵侯赵周等为丞相，皆以列侯继嗣，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己，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即便是封侯拜相的显赫人物，尸位素餐，并无生命的价值，也不能进入到人类生命的载体——传记中来。有一类人，在当时处于社会的最低层，最被人瞧不起，但他们的生命有价值意义，就可以成为传记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生命的价值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写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写郭解“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对游侠的“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高尚品格的热烈歌颂中，表达了人们要求摆脱被侮辱、被损害处境的善良愿望和对生命价值的有益探索。《刺客列传》写荆轲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是那么绘声绘色，激荡人心。在今天看来。刺客的个人暴力行动不可能真正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但在漫长的黑暗社会中，他们的这种侠义精神，恰如夜空中一颗皎洁的明星，给人以生命的启迪、生命的力量。尽管有些人对这些底层人物嗤之以鼻，并对传记作者进行非难，但时间是最好的说明，这些底层人物的生命价值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有一类人，在当时很显赫走运，被载入传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被淘汰，或者成为人讽刺的对象，因为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了迎合最高统治者，生命的主宰不是自己，生命的目的只是为了沽名钓誉，这样的生命已经失去了意义，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一些普通人的生活，由于具有生命的意义被读者所接受，中外传记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消费与接受还检验生产者。作者是生产者，作者的审美观引导读者的消费。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以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手段等，都对读者的消费与接受产生影响，作者担当起传主与读者之间桥梁的作用。作为检验过程，读者首先检验生产者的“真”，这是生命永恒的基础，失去了真实，传记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西方著名学者撒缪尔·约翰生说:“传记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人们推崇司马迁的《史记》、卢梭的《忏悔录》、罗曼·罗兰的《巨人三传》等，就在于这些传记能真实展现传主生命活动的历程，《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作家蒙田曾在其《随感集》中把他描写得“一点也不像他本人的实际情况”，虽然也“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卢梭对此很不以为然，曾严厉批评蒙田一类写自传的人“总是要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名为自述，实为自赞，把自己写成他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他实际上的那样。”（引自柳鸣九《忏悔录·译本序》）美国诗人惠特曼对他的传记作者说:“我恨许多的传记，因为他们都不真实。……上帝造人，但是传记家偏要替上帝修改，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再添再补，一直写到大家不知道他是 什么人了。”古今中外成功的传记都是以真实作为基石的。求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情感因素的存在，使作者对传主产生爱憎，褒贬失度;集体意识的影响，使作者有时很难突破世俗偏见;为尊者、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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