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荒诞悲剧结束后，中国社会逐渐走向正常化，文化也在长久的压抑和畸变之后迅速喷发而变得繁杂和亢奋。社会学家所谓的中国社会转型伴随着以下四个特征而迅速展开：一是世俗的大众社会产生；二是“中产阶级”（即所谓的“成功人士”或“白领阶层”）趣味成为社会审美的标准；三是科技与信息因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而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事业，经典艺术迅速边缘化，装璜艺术因与商业利润的密切关系而成为社会时尚的先锋；四是普遍的享乐情绪而很少考虑终极关怀。因此，马大康先生认为：“随着科技、文化的发展，知识迅速积累，知识分子群体因分工而分化了，文艺复兴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大师已不复出现，精神偏瘫的知识者却产生了。特别是现代科技作为生产力在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直接功效和所获得的巨大实利，酿成了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精神压力，不仅导致科技知识分子的片面发展，而且造成人文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落。知识分子的人文理想动摇了，人文精神受到质疑，失去了它的根基。知识分子的价值失落又加剧社会行为失范和社会失衡。”同时，他认为：“我国大众文化勃兴是文化受到长期禁锢之后重获解放的结果，是对大一统的文化格局的颠覆，这是历史的进步。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带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大众文化是借助商品经济和现代传媒两个翅膀而勃兴的。大众文化遵循‘市场逻辑’，它要赢得自身的繁荣，就不能像纯文学那样一味追求个性和独创性而令自己的读者圈越来越小，它需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大众，从而赢得更丰盈的利润。这就注定它要追寻大众的‘平均数’，以大众的欣赏趣味、思维习惯，大众的认识水平和道德标准作为自己文化生产的标准。”① 德国文艺批评家霍尔斯特·吕特尔斯也认为：以高科技手段支持的文化形态是一种“反审美或后审美文化”，一种“视觉和听觉文化”，一种消费文化；它消解崇高、消解意义、消解精神，摧毁传统文化（特别是严肃文学和高雅艺术）的审美规范，使文化从一种教化工具和审美形式，逐渐过渡为一种大众娱乐方式和消遣方式，使文化产品日益蜕变为“消费品”，从而将一切文化行为和文化经验统统推入商品的洪流②。同时，占据社会强势地位的“市场逻辑”又与主流意识形态合谋，催生出新的社会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形成了以“向钱看”为核心衡量系统的所谓“成功人士”阶层以及以“时尚美”为导向的所谓“中产趣味”崇拜。
一、世俗化的冲击：市场逻辑的崛起与中产趣味的崇拜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最早产生于西方社会，兴盛于20世纪30年代后的欧美发达国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也是当代中国的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在城市里，大众文化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消费内容；而且，从大众文化的发展态势来看，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闲暇时间的大量增加，社会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将会有更大的增长。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随着改革开放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之中，而且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毫无疑问，大众文化已经走进我们的生活。
大众文化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崛起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崭新现象，是文化发展中具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这种转折性，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这两者共同地标志着一种新的文化模式，就是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消费型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美国文化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探讨了现代文化自我毁灭式的解体：清教主义的“苦行”伦理让位于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而现代文化的享乐主义是由资本主义本身制造出来的，起初是因资产阶级要将个人和个人欲望从社会管制中解放出来，其后则因大众消费经济的建立需要享乐主义的伦理以维持商品在市场上的流动。贝尔认为，文化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现代主义本身，而在于后现代主义——它使经典现代主义的反社会的自我冲动演变为一个大众态度，而这种大众态度由大众消费所支撑；在追求新经验中，大众文化变成虚无主义的文化，打破了将社区联系在一起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贝尔认为审美距离和心理距离消蚀，艺术变得越来越粗俗或者越来越不可理解，并直接导致了两种倾向：一是媚俗，走的是大众趣味、时尚趣味的彻底庸俗化之路；二是孤芳自赏，走的是一味抽象化之路，使艺术成为一个个很小的圈子内的人才能理解的东西。于是，中产趣味和大众文化在大众社会中成为时髦和风尚，精英艺术与现实生活、中产阶级及世俗大众疏离。社会世俗化的最终结果必然是渎神——人们不再信神甚至不再有信仰。因此，人们必然追求那种无需深沉思考、无需费心咀嚼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可以满足他们精神的需要，可以慰藉他们的现代孤独感。在这种情境下，艺术的等级观念被否定了。根据丹尼尔·贝尔的说法，在社会中发生了艺术的解体、言路的断裂、人与角色的断裂以及天才的民主化，人们对高级与低级之间的分野嗤之以鼻。对于现代文化的这种巨大变化，从不同立场出发，形成了不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看法。毫无疑问，在精细的解剖与观照下，丹尼尔·贝尔对此变革的态度是相当忧虑的。同时，他也意识到：现代文化艺术的这一变革是伴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而发生的。中产阶级就是指那些从事技术、管理和科学等“理性探究”行当的人们，这些孤独的人们的中产趣味左右着艺术的发展：他们生活在一个极度紧张、竞争剧烈的社会环境中，有一种追求享乐的需要、追求肤浅和庸俗的需要，以调剂他们本来就十分紧张的生活。于是，那些娱乐性的、松弛神经的、荒诞的、没完没了侈谈情爱的通俗艺术成为了时尚，并因其连带中产阶级的所谓“成功”标志和“财富”强势而迅速扩散到广大的社会中下阶层。这也正是德怀特·麦克唐纳所谓的“中产崇拜”的结果,他认为：“中产崇拜或中产阶级文化却有自己的两面招数：它假装尊敬雅文化的标准，而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③ 庸俗的中产趣味是抵御精英文化的最强大的力量，也是造成反美学的通俗文化的主因。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对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巨大推动作用，除了其自身较之以往的经济形式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外，还在于它特别明显的文化价值，即“市场经济将人从一切非经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还人以独立自主的现实性存在”，“市场经济在开辟‘世界市场’的同时，也使‘世界历史’真正成为现实，并使社会经济的普遍性交往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市场经济在刺激着技术、经济不断进步的同时，也为人类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④。正是因为开放性的市场经济，才使得中国大陆正经历着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并为大众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众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港台的大众文化产品譬如流行歌曲、通俗小说、电视剧等拉开了中国大陆大众文化发展的序幕；当文化从极“左”政治的高压和大一统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一种恢复文化本来面目的冲动有力地支持了文化领域的变革。“它以自己的特有的方式参与到对革命文化高度的政治化、公式化、群体化、表演化的反叛进程，支配了大陆思想领域的解放运动，满足了从文化废墟上缓缓站起来的人的精神饥渴：这些曾经被诅咒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岁月里，却成为寻求个人情感慰藉的理想方式。人们从合唱和群舞中解放出来，从歌颂领袖、歌颂人民的被动角色改为自由自在的边走边唱，歌唱爱情和童年，沉湎于回忆和童年，唱流行歌曲，读三毛、琼瑶，看武侠小说，跳交际舞……80年代初的大众文化洋溢着解放的激情和温馨的浪漫，它有着朦胧诗般的美感”⑤。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大众文化一路凯歌，以不可扼制的力量迅猛发展：在港台的大众文化仍然大规模涌入的同时，大陆本土的大众文化也迅速走向成熟，从初期对港台大众文化生硬的模仿，转向立足于本土语境的创造；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西方的大众文化的产品也铺天盖地涌入国门，从好莱坞影片到电视剧，从流行歌曲和音乐到通俗小说、卡通画报，应有尽有、不一而足，共同构成了对大众文化消费群体的塑造。这一时期的大众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气候，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媒体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卡拉OK、MTV、卫星电视、家庭影院、录音录像播放技术、多媒体等，都与科学技术在文化中的推广和应用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大众文化的生产告别了手工作坊式的劳作而转向大规模的批量化的生产和复制，一个初具规模的文化市场开始形成，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被商业化的市场运作所瓦解，过去那种靠热点制造出“轰动效应”的做法，逐步转化为商业性的时尚，大众文化的游戏规则正在形成。总之，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极大地触动了中国的文化精神体制，对传统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想和文化心理模式形成新的震动与冲击。大众审美活动方式的变革、审美需求的丰富化、审美趣味的变迁、审美追求的多元化趋向等现象的出现，使当代人的需求系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呈现出三大显著状态，“即由需要的匮乏性状态向需要的增长性状态转化；由需要的单一性状态向需要的丰富性状态转化；由需要的本能性状态向需要的文化性状态转化。这种转变促使当代人的人性结构展示出崭新的性质和状态”⑥。这种来自人性结构的变化也迫使当代文化的范式与之相适应，文化领域也迅速走向市场化。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大众文化迅速膨胀，并向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场域急剧扩张的时期。这时的大众文化无论是从市场化的程度、流动的范围、受众的人数，还是从对大众的吸引力和所产生的娱乐性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其他文化。大众文化所固有的快乐原则和交换逻辑也在有力地改变着文化的样态和运作方式，几乎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霸权，有人断言“中国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⑦。
对于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如果从文化接受层面去考察，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价值评价不尽一致。一种是以精英意识和纯审美的眼光，对大众文化持激进的批判态度，以为大众文化的出现是中国文化衰落的标志，由此加剧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立。与之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是对大众文化表现出相对宽容的姿态，并从文化人在大众文化面前的失落感中看到了过去畸形的文化心态和中心化情结，从而努力调整心态，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文化格局。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了一部分人对大众文化表现出来的丧失原则和立场的一味认同、抚慰的态度。从恶棍、小丑到明星，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形象发生了极大的变迁：作为反面教材的资本主义文化产品，大众文化要么以因软化革命斗志而属于******的性质，要么因经常涉及凶杀、暴力和色情而属于道德腐化性质，总之其恶棍形象反映了阶级斗争论的残余；作为低层次与商品性的大众群氓文化的化身，大众文化难逃“小丑”的角色，反映了精神贵族居高临下的霸权作风；而作为国家、集体或个人的摇钱树与社会时尚，大众文化借助市场逻辑的霸权摇身一变成了当代的明星、成了消费文化的代表。也许在短时期内，大众文化还会有不少角色变迁，但是理想的或曰真实的身份应该是文化中的普通一员，淡化人为的炒作，从伪个性化到真个性化，在顺从与反叛、消费中的制衡与狂欢中的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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