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这些已取得一定成就的诗人之外，农村里还有着更为庞大的写作群体，他们默默地建筑自己的精神世界，却未必能都抵挡得住外部的潮流。在上世纪80年代刚开始学习写作时，尤克利周围也有一批人写作，但是，能坚持到今天的似乎只有他一人:“原因还是生活，只有生活安定了才能写诗。”他感慨。而他们也试图寻找更多精神认同，“我开始写诗的时候，父亲也表示过怀疑，他说，你能写么？后来，父亲过世了。我想，如果父亲能看到今天的我，他肯定会很高兴。”他有些唏嘘。

　　相对于尤克利和陈亮在日常生活中精神的孤立，杨俊富的情况则要好些。他所在的镇上有个云峰诗社，团体的认同和推广也让他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在地震后拍摄的12集电视短剧《罗江故事》中，他一人就撰写了四集。

　　这些从诗歌得惠甚少的写作者们，坚定地用诗歌建筑着精神殿堂，也发展出自己的一套说法:“写诗就是种地。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你糊弄庄稼一季，庄稼糊弄你一年；学会全部农活:扶耠子撒粪，薅苗耪草；既能驾驶拖拉机，也会赶毛驴儿……‘粪’、‘农活儿’‘作物’其实都是指的手艺，诗歌，也是一门手艺。诗人也是庄稼人。从低处起笔，从细处着眼，从疼处下手。我想我的文字所能完成的全部使命也就只有这些了。”河北省唐山市玉田县鸦涂桥镇河东村的张凡修如是说。

　　记者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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