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一直有一种讨论，就是洋节入侵，加上传统节日失去固有吸引力，造成很多中国人热衷过洋节。

　　这种论调的重要佐证就是，中国过节项目主要是吃：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春节吃饺子……花灯谁爱看，放炮不低碳，龙舟没地儿划，赏月不浪漫。亲戚朋友在一起，除了吃，没什么既好玩又有传统特色的项目，那就别怪年轻人见异思迁。

　　清明节跟其他同样来自农耕社会的节日有些不同。

　　首先，这个节日不是以吃什么作为重要内容的，而且，它代替的恰恰是一个以吃为核心的节日——寒食节。

　　寒食节由两项内容组成，一个是官方的改火仪式，一个是民间的禁火寒食。冷食折射出先民曾经历过的食物匮乏阶段，改火仪式则标志着新耕作期的开始。

　　关于民间寒食习俗的记载，几乎是突然地出现在东汉的文献中，主要集中在山西地区。即使在寒食习俗颇为盛行的唐宋时代，其传播范围也不出北方。现在，江南仍可见到寒食的影子，这可能是历史上移民与文化交流的结果，就跟今天广东话类似唐代普通话的道理一样。

　　寒食节被认为与火烧介子推有关。虽然这不是寒食节的真正起源，但民间就认它。山西的寒食曾长达一个月。冷食容易死人，所以在汉代以后的历代守土官和帝王，如周举、曹操、石勒等的禁断之下，固定为冷食三天。

　　关于改火的记载，先秦文献中就有了。《论语·阳货》：“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这里，宰予将农作物生长周期与改火时间相联系。

　　《后汉书·周举传》李贤注有言：“龙，星，木位也，春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故为之禁火。”他的解释是远古时期大火星崇拜的一种演化。

　　大火星(即心宿二)之于先民的重要性，是今人难以理解的。简单说，中国农民曾将大火星看做标志农耕开始的星辰，其名称暗示春耕前的放火烧荒。后来，当苍龙七宿代替了大火星崇拜之后，就出现了《说文解字》中对“龙”字“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的解释，寒食禁火也就被解释成害怕火盛而伤龙以致失雨的行为。

　　欧洲的四旬斋、亚马孙河流域的塞伦图族在旱季结束前的3周斋戒，都是与中国寒食相类似的习俗。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冷食习俗无疑是冬春之际食物匮乏的反映。

　　古代寒食节主要吃什么呢？晋陆翙《邺中记》最早谈到寒食中的特殊食物：“寒食之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麦为酪，捣杏红煮作粥。”直到唐宋时期，人们仍在食用这种凉大麦粥。

　　宋代吃杨桐饭，后来在江南很风行。《寒陵总记》载：“杨桐叶细冬青，临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叶，染饭，色青而有光，食之资阳气，谓之杨桐饭。”佛教认为这种饭是目连奉母之食，添加了神圣气息。此外，还有用青艾、嫩蒌蒿、藜藿等作饭食的。

　　唐宋以后，清明节逐渐代替了寒食节，成为全国性节日。说到这儿，就涉及了清明节与其他节日的第二个不同：内容十分稳定，千载而下，一概适用。清明节的核心是祭祖扫墓和郊野踏青。人谁无亲？慎终追远是人之常情，不可能放弃。春暖花开，正是出门游玩的大好时节，国家又放3天假，使得短途旅游成为热门选择。

　　清明扫墓与古代社日有密切关系。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二月祠太社之日，进韭卵于祖祢。”在祭祀土地神同时要向祖先供奉，这无疑是扫墓习俗的滥觞。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四月，唐玄宗下诏允许官员在寒食节扫墓。元明之后，扫墓之风遍及全国，清明节因此得鬼节之名。明代刘侗《帝京景物略》记北京风俗：“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酹者、哭者、为墓除草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祭拜祖先，俄国学者索科洛夫的解释颇有道理：自然界在春天的复苏使人们认为死去的亲人也会再次复活，并在当地事务上提供帮助。

　　清明节出游踏青，则与古代上巳节男女在郊外自由交往的习俗有关。面对大好春光，人们扫墓之后，“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帝京景物略》)谈谈恋爱也好，随便走走也好，反正这个季节适合户外活动，并不代表对祖先的不尊重。唐高宗有一年下诏：“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从反面表明了这一点。

　　吴自牧《梦梁录》描绘了宋时杭州清明野游的盛景：“宴于郊者，则就名园方圃、奇花异卉之处；宴于湖者，则彩舟画舫，款款撑驾，随处行乐。此日又有龙舟可观，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

　　不过，普通农民在大部分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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