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明：我三十岁做专业作家，当了三十年，发表了十几部长篇、一大堆中短篇。职业病有，从来不敢熬夜。原来用手写，手腕忽然鼓了个包，拿不住笔了。外科医生看了，说是腱鞘炎，写伤了手关节。太太难受，说是无论如何也要买电脑。那还是黑白电脑，刚有，只有640k内存。很快学会了，写得很快，能盲打。结果无名指与手掌间的关节又肿了，外科医生说是腱鞘炎，打键盘打的。后来肘关节疼、肿。外科医生说是“网球肘”。我不打网球，抬着胳膊打键盘，一样出毛病。右手僵硬了，医生说是“鼠标手”，用鼠标用的。这类病，都是往腱鞘上打了封闭针才好转。我现在用手提电脑再不用鼠标，就用指头直接在下面的触摸板上划拉。

　　南飞雁：不是经常为创作挑灯夜战，倒是经常为单位的事情加班，目前生活还算规律，每天早上七点起床，送儿子上幼儿园，下午六点下班，接儿子回家，晚上九点半哄儿子睡觉后，和太太聊聊天、喝喝茶，十点半到十二点多写作，一两千字就收手，休息。

　　焦虑源于对自己的要求

　　问题

　　在写作中，有紧迫感和压力吗？或者说那种内在的焦虑吗？

　　李佩甫：写长篇是个力气活，是需要长时间面壁的。就像是一个人的战争，你面对的是你自己设计的“沙盘”，你要长时间面对“沙盘”作战。进入写作状态后，殚精竭虑，有时候人就有些病态了。创作是一种状态，可你还要不时地从这种状态里拔出来，去参加一些必须参加的会议，这就不免让人焦虑。就像是两线作战，一个是“沙盘”，一个是现实社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分裂。

　　田中禾：紧迫感、压力感每一个干事业的人都有，正因为有压力，才要主动减负，保持从容。创作是持久战，焦虑反而误事。我的态度是：不敢焦虑。

　　墨白：由于生命有限，我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尽量要把时间用在自己愿意干的事情上，因此紧迫感会不时地出现。有时候也会有焦虑，但会渐渐弱化。我觉得焦虑的原因更多的时候同功利和庸俗有关。解决焦虑的方法是好好地修养自己，一个人的修养和阅读有着直接的关系。对人类最优秀的文化遗产的阅读，是提高人生品位的主要途经，这种阅读和思考会让一个人更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的自由。

　　杨东明：写小说还好，最怕签合同，写别的东西。先拿到人家给的预付稿费，规定什么时间一定要交稿，文人讲信用讲信誉，说到就要做到。前些时候，接连给两个部队写了两篇报告文学，就是合同式写作。大年三十下午还在写，三十晚上咬咬牙，给自己放假，看了看除夕晚会。大年初一又开始写了，很累。

　　记得那年给电视台写二十集电视连续剧《人祖伏羲》剧本，是对方先给钱，合同规定三个月内完成，累得直恶心，像大病了一场。还有一次，是写电影《情与网》，剧组成立了，要开拍了，请我去西安电影制片厂做最后修改，对着宾馆里一部小屏幕的手提电脑，改得我颈椎病复发，只觉得天旋地转。我还算不错，有的作家真是写死的，法国的巴尔扎克最典型，为了多挣稿费好和贵族妇女们周旋，长篇小说还没开笔就先拿了出版商的预付稿费，然后喝着黑咖啡熬夜赶稿子，早早就夭折了。陕西作家路遥，和我同岁。当年我在《莽原》做小说编辑时，他在《延河》做小说编辑，我到了西安在他家侃苏联文学，他说他要写多少部《静静的顿河》，结果一部《平凡的世界》就要了他的命。他不是死在西安的，他是在下面躲着写小说，送到医院就不行了。他是个壮实魁梧的大汉，就是肝不好。湖北作家姜天民写的《第九个售货亭》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我们是文学讲习所的同学。他也是肝不好，在北京学习时天天熬夜。我说你小子当心呀。他说不怕。结果回湖北后肝病恶化，东西没写完就死了。山西作家钟道新，哥们儿爱喝酒，身体倍儿壮。小说写得倍儿棒，是最早当电视剧写手的，当时号称稿费挣得最多。他正写着一部电视剧，还没写完，就死了，脑血管意外破裂。

　　乔叶：写作中的紧迫感和压力感我几年前经常有，因为约稿的杂志太多，欠了许多“文债”，编辑一说留着版面呢，我心里就会绷着一根弦，想着要赶紧还债。现在习惯了，也学会了应对，所以缓解了很多。不过内在的焦虑还是经常有的，这种焦虑主要针对的是自己。

　　对我来说，创作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它早已经在生活中安排好了，它不是不速之客，不用另外安排。我要做的，就是如常便可。

　　阎连科：创作过程不是出版本身带来的紧迫感和压力，而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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