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博物馆尚未竣工的办公楼里，即将赴肯尼亚进行水下考古的张威，是当年被俞伟超先生派到国外去学习水下考古的第一人，他回忆说，许多年前，曾有一位英国学者问俞伟超教授，水下考古的经费开支极大，即使发达国家也并不热衷，中国还那么穷，你们为什么现在就要搞水下考古呢？俞先生回答说：“中国的水域那么辽阔，自古以来，通过海上，东边和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发生联系，南边与南洋群岛发生联系，往西通过印度洋又和欧洲发生联系，我们不搞水下考古行吗？”

　　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的高瞻远瞩让范伊然念念不忘，她曾是中国进行水下考古直播的第一人，如今是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水下文物保护是花大钱的事，对于先进技术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一个装备的好坏甚至关系考古人的生命，一套新型潜水服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人民币不等，一套普通的声呐装置就要200多万元人民币，就连一支深海灯也要近万元，再加上出海船只、设备维护、海上供给等支出，每一次出海打捞的费用非常惊人。那个时候他们能够做出那样的决定，真的令人佩服。”

　　从成立至今，中国的水下考古一直马不停蹄。从福建连江县定海到海南文昌县宝陵港，从山东长岛到广东新会，范围涉及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区。张威说，国外羡慕我们有一支专业的水下考古力量，但相对于中国艰巨的水下文物保护工作来说，这些人还是少。过去国家博物馆承担了很多的考古任务，如今国家成立了水下考古中心，有限的力量可以有效整合，地方考古队买不起的设备、不能独立完成的工作、进行水下实验的专项基金都可以由国家统一安排，“十二五”的规划也在制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水下文物保护与国家海洋战略的息息相关，这才是最令人欣慰的。”

　　中国的水下考古初具规模，但制约因素一样也没少

　　朱志雄是广东省南澳县云澳边防派出所的所长，因为“南澳Ⅰ号”，他与他所在的派出所今年3月被国家文物局授予了“文物保护特别奖”。

　　2007年5月，南澳县云澳边防派出所在目前“南澳Ⅰ号”所处的海域查获两起盗捞水下文物事件，文物部门据此确认了“南澳Ⅰ号”的位置。“一年中在南澳进行水下考古的时间很有限，考古队一撤，我们就得在海面24小时巡逻，虽然一直没有懈怠，但等他们再回来发掘时，我也不敢确定水下遗址有没有被破坏过。今年4月，崔勇第一次潜水时，我的心七上八下，当他第一时间告诉我水下文物万无一失时，心才落到肚子里。如今1000多个日夜过去了，也许还有1000个日夜需要守护。”

　　并不是所有的水下文物都有这样安宁的栖息环境。2005年6月，福建平潭“碗礁Ⅰ号”古沉船竟吸引来了广东、浙江、安徽、上海、山东等各地打捞者的洗劫，水下文物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柴晓明说，“按照文物考古的方针，水下文物保护的理想状态是原址保护，但人类的贪婪行为是无法阻止的，目前我们所进行的发掘都是抢救性发掘，因为他们都面临被盗的危险。”

　　今年的3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会议。除了文物系统，外交部、科学技术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国家海洋局、总参作战部、海军作战局、中国海监总队、中国气象局等相关部门代表全数参加了会议。这样的规模再一次说明了水下文物保护并不是文物系统一家的事情。

　　“制约水下文物发展的因素非常多，出水文物的保护就是全世界的难题。水下考古只是完成了整个文物保护工作的1/3，后期的保护工作更艰巨。”广东省文物考古所的建筑学博士曹劲说，“南海Ι号”古沉船所采用的整体打捞，是我国乃至世界水下考古的一次创举。为其量身定做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也是目前世界上首例将古沉船水下考古发掘过程向观众展示的动态专题博物馆。然而，对于“南海Ι号”沉船的相关研究一直进展缓慢。从2006年起，广东省就联合中山大学、中科院海洋所等科研单位就“南海Ι号”古沉船所处海水环境、泥样等进行分析，并不断对古沉船所需的温度与光照条件进行实验，但所有的研究要到“十二五”期间才能完成。

　　在“南澳Ⅰ号”的现场，碰到了广东省博物馆的宋薇，1984年出生的她是西北大学的本科生，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现在负责对“南澳Ⅰ号”打捞上来的瓷器进行最基础的出水保护，“在海水中沉睡了几百年的文物，饱水度高达700%，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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