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几部小说都是关注现实的题材，比如城管和商贩问题、农民工工资问题、农田保护问题、百姓住房问题。我希望能置身局外，站在公允和中间立场，沟通政府与市民的看法。当然，作为小说作者个人的话语权极其微弱，应当说影响力极低，或者起不到什么作用，说到家不过是个人情感的一种宣泄而已。

　　为什么围绕拆迁时常发生纠纷，有的地方甚至发生极端事件、恶性事件？

　　李发锁：我可能又要说被人骂的实话了。比较而言，现今的恶性事故比以前少了。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不少房地产开发公司本身就有自己的拆迁公司，所以自焚、自残、互残事件发生的比现在多。国务院在全国公开严肃处理了几起，当时都见诸了媒体，大家可以查一下看。应当说，近几年政府管的相对严了。为什么感觉多了？我认为媒体网络从未像现今这样发达与透明，出了事件谁也别想瞒住，会立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要说明的“多与少”是比较而言，历史走到今天，我们的拆迁事件就应当少，或者不应当再发生。

　　由拆迁引发的矛盾事件，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管理、法理、伦理三个方面，都存在问题。

　　第一，我们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包括个别领导人政绩观还不那么端正，急于求成，盲目攀比。也有决策不慎办了差事或坏事。看别人创建了卫生街区和城市，看别人的广场大、马路宽、办公大楼气派，都会对自己形成压力。不是有媒体报道说，有一个乡镇政府办公楼面积同美国白宫一样大吗。

　　还有就是发展的压力。说实话，我要当市长，屁股一定指挥脑袋，碰到好项目，我也得拆迁。好不容易大财团来了，几十个亿的投资，GDP、财政收入，就业全上去了。人家就要这块地，还要求零地价，给不给？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不让零地价，不过没关系，把土地费先收上来，再设法补还给你，反正不能让大项目跑了。

　　说拆就拆，拆错了不怕老百姓有意见吗？当然也怕。有些地方官员的乌纱帽主要不由老百姓说了算，形式上是选举的，实际上不是。决定官员升迁的是谁？是官员的上级。老百姓说你干得不好，想罢免你，不容易。所以老百姓与上级比起来，官员更怕的是上级。

　　再就是管理方式落后，跟不上发展速度的需要。现今，我们哪座大城市没有几百个工地？建设速度这么快，我们的规划、城市管理部门还是那几十个人，管理机制体制方式手段都很原始，能管理到位吗？违法的开发商都在回迁房地上盖商品楼了，我们也发现不了。

　　第二，是法理上的问题。我们的拆迁条例还有修改空间，对被拆迁人保护方面比较弱，对拆迁人的行为规范还有差距。有的法条没有很好结合基层实际情况，实践中不好操作。比如九十年代条例中的“拆一还一”原则和现今的“等值交换”原则，在法理上都没有错。但在实际执行不通，老百姓的房子不值钱，就那么二三十米，新房子造价又很高，掏不起钱哪。所以，法规制定不仅要考虑法理，还要适合中国国情，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编法规。

　　第三，伦理上的欠缺。有些不法开发商靠克扣老百姓发不义之财，坑民害民，该给的不给，把老百姓逼成了钉子户。当然也表现在部分人道德的不对称性，有少数以闹获利的钉子户。这些都要一件一件讲清楚，具体事件具体分析，不能笼统说钉子户有理，也不能说当钉子户没理。借机漫天要价，延缓了拆迁与建设，也是一种社会效率的损失与资源浪费。

　　发展附加的代价，有些方面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能不能通过努力，使这个代价更小一些呢？房子尽量拆的少一些，更适时一些？通过加快体制与机制建设，加强行政管理，加强立法建设，培育社会守法意识(首先是官员、开发商，也包括每一个民众)，使拆迁行为更和谐呢？这是我们应当研究的问题。

　　如何有效避免拆迁极端案件发生？

　　李发锁：我认为，还是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治理开发与拆迁。在市场经济国家，法应当得到足够的尊重。对久谈不下的钉子户，首先该给的，要给到位，这是一个重要前提。但如果不该给的额外给了，就是对那些守法者，对先搬迁户的不公和挫伤。以后谁还按规矩办事？反正闹能多得钱。对这方面政府要加强依法监督，防止建设开发单位(不仅是开发商，还包括政府自身的项目)胡乱克扣，或滥发摆平钱。坚持以法管理房屋拆迁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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