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凭强调，从文献《三国志》经小说《三国演义》到戏剧《三国》，其间经过像罗贯中那样有名的文学家、像毛宗岗那样有名的批评家，还有无数无名的说唱演员，反反复复地推敲、品评、排演，白脸曹操已经成为超越历史事实的一个文化符号，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看是虚构的，但是在艺术上却是典型的形象，它已经深入人心难以扭转。传统文艺作品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历史文献，为了追求历史真实而去颠覆传统认知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与此同时，也有其他情形。刘丽文举例说：“以秦始皇为例，中国当代与古代对秦始皇的评价就是两个极端。古代刺秦剧几乎都只看到秦始皇残暴的一面，而对他统一天下丰功伟业熟视无睹。古人用秦始皇的道德罪恶抵消了他的历史功绩。而当代一些刺秦剧则基本相反。”这种颠覆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

　　现实困境：缺乏思想深度“扁型人物”太多

　　情节和人物塑造是历史题材剧特别是历史正剧呈现历史事实的主要路径。目前，历史题材剧存在的问题也主要体现在这两方面。首先是缺乏思想深度。刘丽文指出，平心而论，国内历史正剧的导演大都恪守“文以载道”的文艺观，抱着给观众某种思想上的启迪和道德上的教诲的历史责任感拍摄作品。但他们往往只是一般地表现历史经验教训，一般地表现政治斗争的险恶和一般地刻画人性的复杂，而不太注重或者说虽然注重了但客观上并没有达到从一般的、个别的历史现象中找出某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深刻的、前人探讨得不多或没有探讨过的哲理，缺少对历史的整体性哲理反思，如伦理道德与历史进步的关系，政治权力对人性的异化，制度对权力制约的作用，爱情与政治的关系，传统伦理道德的利弊，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延续的原因等等。由于历史题材剧大都没有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不可避免地在观众中产生了这样的认识，即历史题材剧有肯定皇权思想、宣传奴才意识和等级观念等价值观上的错误倾向。这可能并非导演的本意，但的确是某些历史题材剧所产生的副作用。

　　其次，历史题材剧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有单一和绝对化的倾向。冷凇提出，历史题材剧中“扁型人物”过多，违背了历史规律。所谓“扁型人物”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说法，是指文学作品中性格单一、缺乏变化的人物。实际上，历史人物不应该是脸谱化的，绝不是只有十恶不赦或者高大全两种性格选择。对于这一问题，刘丽文也认为，历史题材剧的确存在对正面人物或者说历史上的有为之君、有为之臣描画得过于完美的问题。以近年上演的较著名的几部清代戏来说，剧中的皇帝几乎个个都精明强干。《康熙王朝》中的康熙既有经天纬地的韬略，又有勤政爱民、视民如子的仁爱之心。《雍正王朝》中的雍正皇帝勤政廉政、鞠躬尽瘁。近日正在热播的《万历首辅张居正》前半部中的张居正也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难怪有人会说，看过某些历史剧，自己就爱上了封建王朝。这样塑造人物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上述两方面问题已经成为历史题材剧思想性和艺术性继续提升的主要障碍。

　　未来发展：发挥学者作用 借重专业研究

　　谈到学者参与历史题材剧创作，有人提出，对电视剧这种纯娱乐的文化快餐，没必要从学术角度对其指手画脚。但是，有更多的学者认为专家参与值得肯定。尹鸿强调，向公众传播文化从古至今都是知识分子的使命。这当然不是知识分子唯一的功能，但在历史题材剧的创作中吸收更多历史学家的意见和建议，恰恰体现了人们对知识和专业化的尊重，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潮流。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陈长琦也认为，历史题材剧的创作应该有历史学者的参与。这是经典历史题材剧的成功经验。因为由历史学者对剧情所呈现的历史背景把关，可以避免一些大的失误及常识性错误。比如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开场就使用了“魏”、“蜀”、“吴”三面旗帜交互飘扬的镜头，这就犯了违背历史常识的错误。三国时期，“蜀”并不称“蜀”。刘备自称汉室后裔，自认为是汉朝的继承人，其建立的政权因而称为“汉”。“蜀”是别人对它的贬称。刘备不可能自称为“蜀”，更不可能高举“蜀”的旗帜。像这样的错误，学者很容易从专业角度发现。

　　具体到学者参与历史题材剧创作的路径，冷凇介绍了国外的情况。他说，学者参与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学术休假”的机会直接参与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二是进行媒介批评，当裁判；三是参与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团队对播映后的影视剧进行事后审查。以上三种途径，从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专业人士对历史题材剧的学术评判。总体上看，学者参与能够发挥安全网作用，对历史题材剧发挥文化传承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