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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新世弘勋》的两个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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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3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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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经略，授总兵，使居江南……黄鼎居江南久，后屡与郑氏通，郎总督时，事败，服毒死。”黄鼎在清初投降了清兵，是清朝的功臣，但后来又因有谋通郑成功的嫌疑而不得善终。刘献廷，直隶大兴人，生于顺治五年，卒于康熙三十四年。此书对康熙间事情的记载应当是较可靠的。据《清史稿·本纪六·圣祖本纪一》记载，康熙元年以郎廷佐为江南总督，七年以麻勒吉为江南总督，所以，郎廷佐为江南总督在康熙元年至七年间，黄鼎事败大约也在这段时间内。载道堂的本子有关于黄鼎事情的记载，其刊刻当在黄鼎通郑事情暴露之前；庆云楼本将关于黄鼎的文字都删去，说明出现于黄鼎通郑事情暴露之后。可见，庆云楼刊本的出现不会早于康熙间，不可能是顺治八年的原刻本。
由于长期以来，一般学者均将庆云楼藏板本看作是原刻本，对载道堂刊本不免就有一些错误的判断，如成敏认为载道堂刊本“在内容上……增加了一些新的人物和情节”、“又如书中第七回加入黄鼎的事情……最早的本子中没有黄鼎，后出的本子加入他的事迹，说明载道堂的本子是据顺治八年后出现的本子挖改的，而所据的本子，刊刻时间在黄鼎通郑事情暴露之前。载道堂刊本则出现于黄鼎通郑事情暴露之后。可能是当时的书商为了争取读者，打着新版的旗号，而对书的内容进行了增补。”因为所谓的最早的“庆云楼刊本”中没有黄鼎事迹，所以成敏就假设黄鼎事迹为载道堂本增加的内容，甚至还假设了一个有黄鼎事迹的顺治八年后出现的本子为载道堂的底本。其实，载道堂刊本本身就有黄鼎事迹，不正说明了载道堂刊本自身就是原刻本吗？这个原刻本是在黄鼎事迹暴露之前，那么，庆云楼藏板本没有黄鼎的事情，不是正好说明将黄鼎的事情删除了吗？如果说黄鼎的事情是载道堂刊本后加的，黄鼎通郑事情暴露之后，书坊怎么可能将一个罪臣的事情增补到小说中以招徕读者？所以，所谓载道堂刊本增补黄鼎一事是不存在的，载道堂刊本自身就是原刻本，庆云楼藏板本是康熙年间黄鼎事情暴露之后刊刻的，所以，将黄鼎的事情删除了。 2、关于王定事迹。
载道堂刊本第九回写到王定的事情：“王总兵先将家眷关门烧死，带了贴身家丁截去印信，独立杀出一条血路，竟望西草子地方去了。后人有诗为证……”庆云楼藏板作：“后人有诗叹曰：匹马横驱胆气豪，秦关控扼胜铜牢。贺兰绝援睢阳死，忠血模糊贼闯刀。”将王定的事情巧妙地删除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康、乾年间，王定的事情水落石出。《明史》记载：“十六年九月，巡抚崔源之罢去，代者张凤翼未至，总兵官王定从孙传庭出关，大败奔还，远近震恐。……定惧，诡言讨河套寇，率所部遁去，榆林愈空虚。”可见，王定是一个临阵逃脱的败类。载道堂本却赞扬王定十分忠勇，说明写作此书时作者对事情的真相并不完全了解，或当时的消息尚不确定，由此可知载道堂刊本的出现不会晚于康、乾年间，而庆云楼本出现的时间则在康、乾间，对事情的真相完全了解之后。
3、关于唐通投降李牟的事情。
载道堂刊本对唐通投降李牟的事情予以讥讽：那贼将李牟破了居庸，就在帅府把唐通推在面前，听候发落。李牟问道：你今降也不降。唐通道：既已被擒，情愿归诚。李牟道：既愿归诚，放了绑，着他仍署总兵之职。唐通十分感激，便欲努力图功，有分教：忘君背主，徒贻千载之讥，从贼偷生，仍作刀头之鬼。正是：早知生死皆前定，枉做贪荣慕禄人。庆云楼藏板作：
唐通大败，贼入居庸关，抚臣何谦，太监何进，俱被他杀死，但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庆云楼刊本将唐通投降李牟的事情巧妙地删除了。
关于唐通，据《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唐通传》记载：唐通，陕西泾阳人。明末投降李自成，被吴三桂击败。顺治元年，愿归顺清朝，晋封定西侯，协助清朝攻打李自成。顺治五年，“奏缴定西侯印，乞改世袭爵职，下部议，予一等子，袭十四次。康熙三年二月，以年老乞休。”可以看得出来，庆云楼刊本删掉唐通投降李牟的事情，是因为唐通后来在清朝授职而有意为之讳恶。载道堂刊本刊刻时，作者的立场是站在明朝遗老的一边，对农民起义军抱有对立和仇视的心态，自然在作品中对投降的唐通表现出极其的蔑视，根本不顾及唐通后来在清朝的显贵地位而为之隐晦。所以，载道堂刊本刊刻在顺治初年，庆云楼刊本的出现则晚至康、乾间。
4、关于对李自成的描写。
成敏认为载道堂本“不仅简省了笔墨，而且开始了对人物的变形：比如李白成成了一个颇有心计，含而不露的狡诈之徒，周清不再是一个勤恳的手艺人，而是成了浅薄的投机者。对农民起义首领进行了想象性的歪曲。”实际载道堂本对李自成的描写较简单，是由于当时得到的信息较少的缘故。多歪曲描写，则是作者本身的立场所致。庆云楼刊本晚出，刊刻者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看待农民起义，也就较少歪曲之词，且为了吸引读者，收集了更多的信息，将李自成的出身作了更加生动、详细的描写。
从以上的内容分析中，可以判断载道堂刊本要早于庆云楼藏板，刊刻于顺治初年，为原刻本；而庆云楼藏板由于时代的变迁，改朝换代的影响，政治上的忌讳，对原刻的内容作了较多的删改和修订，为原刻的修订覆刻本。可以说，庆云楼藏板的改动，是极大地受到了政治的影响。
综上所述，载道堂刊本是顺治间原刊本，庆云楼藏板是乾隆初年原刻本的覆刻修订本。至于大连图书馆所藏载道堂刊本与上海图书馆所藏刊本是否为同板后印，尚有待查考。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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