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渭阳》一诗，这是晋国的公子重耳来聘问秦国，礼毕之后，秦国的太子送重耳归国。因为毕竟只是诗，不是礼书，故而只展现了礼仪规范的一个侧面，即聘礼中一系列礼节中的“送宾”之礼，是对即将归国来使表示送别之意。按照礼节，国君要派卿士前往赠物送行，并且要一直将使者送到国境。因为来使是秦君穆公夫人的弟弟，那么所派出的送行之人非太子康公莫属。太子亲自送行，也可见出秦国对晋国公子的亲厚之意。
　　临别赠送礼物是聘礼中的重要仪式，这里面最重要的礼物就是玉器。赠送的玉器的等级视人物的身份而定，如聘国君用“圭”，聘国君夫人用“璋”。在我国古代社会的礼仪中，玉器是非常重要的饰物和礼器，除非是在服丧的特殊时期，天子、诸侯、大夫、世子、士都必须“玉不去身”，因为玉是美德的象征。《礼记·聘义》中孔子将玉的外形、色泽、质地等来比喻君子德行的方方面面，玉之美、玉之贵于此展露无遗。诗中康公送给重耳的玉器是“琼瑰”。重耳的身份是公子，“琼瑰”是符合他的身份的玉器。玉器而外，所赠之物还有车马，即“路车乘黄”。《白虎通义·车旂》云：“路者，君车也。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大夫轩车，士饰车。”(16)（ P.504）路车乃诸侯所乘，时重耳为晋国公子，尚未为晋国国君，而赠之国君所乘之车。这是为何呢？我们联系当时重耳回国时的背景，就不难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深意。时晋国遭逢内乱，诸公子为争夺国君之位而反目，国内混乱不堪，舅氏此去，祸福难料，秦国之意，是希望重耳此次回国，能当上国君。所赐之物，既是厚赠之情，也饱含希冀，而重耳也果然在回国的第二年当上晋国的国君，是为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康公送舅至渭阳，时秦国都雍，雍在渭水南边，而水北曰阳。送至渭阳，必是渡渭水而送之，可见送之远也，既是秦晋两国礼之切，更见得甥舅情之深。
　　
　　四、《黄鸟》与丧礼
　　
　　《黄鸟》一诗的本事，是秦穆公死后以子舆氏三良人殉葬之事。不管子舆氏三子是自愿从死还是被逼殉葬，东周时期秦国实行人殉制度却是不争的事实。
　　殉葬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丧葬制度。人殉一般盛行于原始社会解体、阶级和国家出现的初期，与私有制的出现密切相关。从我国的考古发现来看，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存在人殉现象，而在夏代便基本出现了较为成熟的人殉制度。人殉制度在殷商时期发展到极至，周因于殷礼，西周早期曾继承了殷商的人殉制度。但是人殉制度在西周中期已经开始衰落，考古发现证明，“在西周时期以奴隶殉葬已不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一些出土多件青铜礼器的墓葬和有明显国属、族属的周族侯家族等级的贵族墓葬，竟未发现殉葬奴隶，说明在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中晚期）上层社会统治集团中的周人贵族已不再将奴隶殉葬作为一种礼制。”(18)（P.93）
　　在春秋时期人殉制度本来已经逐渐消亡的大背景下，秦国的人殉制度反而异军突起。秦国的统治者公然将之定为制度。据《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献公元年止从死。”⑨（P.183，P201）由此可知，从武公死时定此制度，以后十八君都行殉葬。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黄鸟》一诗并不是仅仅只是记载这一史实，它的价值在于诗中的“刺”意：“刺穆公以人从死。”这说明当时的国人已经知道这一制度的不合理了。此次大规模的残酷的人殉也引起了史家的尖锐批评，《左传·文公六年》：“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19)（P.588-591）《左传》借君子之语对秦穆公命三良从死之事的批评代表了春秋时期一种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新思潮、新观念，也即“民本”、“人本”的思想。这是在西周时期所没有的，“春秋时由政治动荡、经济变革酿成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新思潮，其矛锋直指崇奉天命的‘神’的世界，开始注意人的存在与价值”。(20)（P.372）
　　总之，《黄鸟》一诗创作的背后不仅是人殉制度在周代的逐渐衰亡，它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即产生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萌芽。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人本思想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仁爱的光辉并没有照耀在社会最底层的奴隶身上。当时为秦穆公殉葬的有一百七十七人，而诗中所哀者不过是子舆氏之三子，这主要是因为子舆氏三良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属于贵族阶层。而奴隶的陪葬并没有引起诗人的关注和史家的批评，正如陈子展先生指出的那样：“诗人作歌只痛惜三良的被迫殉葬，此外同殉的一百七十四人可能都是奴隶，不足数了。”(21)（P.479）
　　
　　五、《权舆》与饮食礼
　　
　　《权舆》一诗是周代饮食礼的体现。饮食礼制贯穿在整个周代礼制系统中，周代上层社会很多礼典场合都有饮食活动，诸如祭祀、燕礼、飨礼、乡饮酒礼、聘礼等一系列贵族阶层的礼典都离不开饮食活动。食器是饮食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物品，周代的食器往往并不简单的只是盛放食品的工具，它被赋予礼制内容，成为区别尊卑贵贱、衡量社会地位的标志。从出土的青铜礼器看，很多青铜礼器都是饮食器具。饮食器具可分为食具和饮具两大类。
　　诗云：“每食四簋”。这里的“簋”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食具，在祭祀和燕飨时，“簋”以偶数组合，它与奇数组合的“鼎”配合使用。据《仪礼·聘礼》等礼书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元士用三鼎二簋，庶人用一鼎无簋。诗云“每食四簋”，由礼书的记载可知这首诗的作者是大夫。这位大夫在诗中哀叹：“昔日的君主以礼待我，每食必定按照礼制设为四簋，今日却沦落到每食不饱的地步。”我们由此可以想见昔日秦国的君臣是很尊崇周代的礼制的，于饮食礼也是恪守不渝。
　　诗中“夏屋渠渠”之“夏屋”也是饮食礼器。《鲁颂·俎宫》有“笾豆大房”，《毛传》云：“大房，半体之俎也。其制足间有横，下有柎，似堂后有房然。”“夏屋”大约就是此处的“大房”，是类似于房屋的一种俎，亦称“房俎”，祭祀时用来盛放牛羊等祭品。俎越深越大，越显得地位之尊贵，此处用“渠渠”（深广貌）来形容“夏屋”，更见得当日礼节之盛。
　　
　　综上所述，从《秦风》诗中我们处处可见周代的礼乐制度。关于这一点，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注意到了，只是被后人忽略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当鲁国人为他歌秦乐时，他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19)（P.1263）言夏声者，杜预注云：“秦本在西戎汧、泷之西，秦仲始有车马、礼乐。去戎狄之音而有诸夏之声。”(19)（P.1263）“诸夏”，是指中原以正统自居的华夏诸族，这些以周朝为核心的封建诸侯国，都无不受周代文化的浸染。欧阳修曾说：“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22)（P.307）这里所说的“三代而下”，是指“遭秦变古”之后，其所谓“礼乐达于天下”者指夏商周三代，夏商姑且不论，但周礼达于天下是无可置疑的。平王东迁以后进入春秋时期，我们虽然无法回避周礼已经逐渐崩溃这个事实，但周礼在当时社会仍有不同程度的实行。“礼乐达于天下”，岂有不达于秦国之理？《秦风》诗所反映的周代礼乐文化，正是“礼乐达于天下”的最好注脚。
　　
　　①班固《汉书·地理志》论述戎狄族的尚武风俗对《秦风》的影响曰：“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兴师，修我兵甲，与子偕行’。及《车邻》、《驷驖》、《小戎》之篇，皆言车马田狩之事。”
　　②朱熹《诗集传》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后代说诗者多持此说，如程俊英《诗经译注》说：“可见尚武精神，就是《秦风》的特点。”
　　③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人与周朝的交流始自秦先祖非子为周孝王养马，孝王赐非子嬴姓，并分封土地给他，于是秦为周之“附庸”。此后宣王封秦仲为“大夫”，封庄公为“西垂大夫”，至平王封襄公为诸侯，秦这才正式成为诸侯国，并占有西周故地，以后，秦国作为周朝西部的屏藩，逐步发展壮大。
　　④周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整理本[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⑤《国语·郑语》云：“秦仲、齐侯，姜、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将秦仲与当时强大的齐国相提并论，可见秦国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
　　⑥《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与赵良谈论治秦之道时说：“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意谓秦国初与戎翟同俗。
　　⑦仪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整理本[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⑧[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9。
　　⑨[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⑩[汉]班固，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礼记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本[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3)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本[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4)[清]胡承珙．毛诗后笺[M]．合肥：黄山书社，1999。
　　(15)参见齐思和《周代锡命礼考》，载陈其泰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第392页。
　　(16)[清]孙星华．白虎通义校勘记[M]，丛书集成续编：第16册[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17)[明]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M]，诗经要籍集成：第20集[Z]．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18)徐吉军．中国丧葬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19)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整理本[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0)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1)陈子展．诗三百解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2)[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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