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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社会化与人的自由

时间:2009-8-8 16:52:56  来源:不详
钗一笑。宝钗早扭过头去和袭人说话去了。”宝钗就是这样“大人不记小人过的”。“世俗”二字或许就是人们经社会打磨随岁月流淌积聚起来的一些经验总结,或者说“世俗”就是一种人生生存的智慧,宝钗无疑是很具有生存智慧的一个人。
  三、自由的归宿
  
  人们之所以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一定的规律生活,自觉放弃个体的自由选择,是因为其高超的智力领悟了眼前快乐与长远利益的区分。
  人类社会的图画是由阶级、统治、权力、权威、社会化、意识形态、文化和教育等概念绘制的,所有上述概念及其相近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包含有某种强制的成分存在,这种强制会限制个人意志或影响个人的实际行动,它们改变了个体行为本初的意愿和方向,诱使或迫使人的理想、行为甚至是情感以社会接纳的方式重新组装。正如杜威指出,人类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的思维能力。心智意识不是一种结构,而是一个过程,它是人类努力去适应环境时所表现出来的。在杜威看来,心智意识是这样一个过程:对环境中的客体进行定义,明了行动的潜在路线,想像每一条路线所可能产生的结果,抑制不恰当的反应,随后选择一条有利于调适的行动路线。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难以放弃利益的获得。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把人看作是理性人,市场中的人是自由的,但他们考虑所有的替代性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理性地选择能使其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行动进程。社会学家霍曼斯认为;在人们彼此交往的背后,自我利益是一种普遍具有的动机。人们做事情是为了获得酬赏。如果某种行为得到正面强化或奖赏,那么这类行为更有可能重复出现。遵从社会便会获得奖赏,背道而驰自会付出代价。这样,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作为自由的个体,最终走向了服从。所以绝对自由并不存在,社会化告诉我们的是,只有放弃绝对自由才能得到相对的自由。
  所以,人类的行动是受超个体的力量调节控制的。这种力量或者明确的来自于作为约束的外部,或者隐含在人格内部(人生规划或者个人良知)。通常而言,人们接受的社会强制可分为两大 类:第一大类来自于外界,即一些个体之外的现实因素。“制度对个人和各类集体单位施加外在压力,使交换过程服从规定和禁令。因而制度就提出一套相对稳定和普遍的规范,来调整不同社会单位之间的各种间接和复杂的关系模型。”这些外在的压力直接决定着我们生存的境遇,在与现实的冲突中我们检验自己的愿望哪些是可行的,哪些是不可行的。尽管自由似乎从来都在我们手上,但是社会化过程中我们已经懂得了“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道理,最终我们便学会以“现实原则”代替了“快乐原则”。第二大类是与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那些制约力相关。通过各种训练、演练、指导或者周围人们所树立的榜样,个人的动机、需要、意愿和理想都会按特定的模式打造出来,而在此过程中还会建立起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化的产物——良心,从此良心便代替了最初社会化的执行者——父母或者老师,由外在的控制变为了内心的监管,人格于是可以称之为“成熟”了。
  因而社会人的言语与行为不是自由选择的产物,而是由文化传统或意识形态洗礼后改装而成的。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通过社会化的手段,学习这种文化模式——在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稳步延续的同时,寻求公共权力保障下的个人利益,这也正是社会化的目的。
  毫无疑问,社会化很成功的宝钗才是当之无愧的大观园的承继者。婚姻在大家族的这个舞台上,并非是爱情的载体,而是传承香火、相夫教子、光宗耀祖、长宜子孙的使命的承担者。我们也完全可以想像的出,倘若时局不变,一旦大观园执掌家政的权力由王熙凤转给薛宝钗,“宝钗小惠全大体”的“仁政”一定会比王熙凤的“暴政”时代更加上下通泰、蒸蒸日上。宝黛的凄美之爱在强大的社会机器面前即使不被赶尽杀绝,也只能瑟缩在某一个角落,全无任何价值可言了。
  社会捍卫的是制度以及遵从制度的人,婚姻当然也是社会的制度之一,它隐含着的是社会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婚姻在自己的社会投影里总是与经济有很大联系的,常常带有强迫的商业性质。”慢说宝钗具有大家闺秀的一切优良德行,单从贾家与薛家的政商联盟来讲,这也是一段“金玉良缘”。而爱情是属于精神层面的内涵,与实用价值无关。“爱情的主题一开始就是非社会化的。社会化的是家庭,而不是爱情。婚姻与家庭是人的生存的客体化,爱情则属于无限的主观性。”在以实用价值为检验标准的功利社会中,爱情焉能登大雅之堂。因此,爱情与婚姻的不同属性常常处于深刻的冲突之中,这个冲突是个性与社会的冲突,是自由与制度的抗争。
  于是,自由个体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之间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对立统一关系,从一方面看,个体为保护其自身,努力适应社会并寻求公共权力保障下的个人长远利益;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使他排斥这种超个体权威机构提供的保障中所暗含的种种束缚,因为是它遏制了个人作为自由个体天然的发挥。
  当然我们也知道,人远非是由社会通过社会化来操纵的木偶,人们通过他们的互动创造了文化、社会规则以及社会结构,这些功能除了服务于社会,还要更适于人类自由的生存。人们在学习接受社会化的过程中,虽然社会化某种意义上说限制了个人的创造性和人的自由,但我们也会注意到正是社会的赞许与奖赏成为了人的创造性来源的不息动力。
  即使是这种客观的分析也不能不使我们对社会化与人的自由的永恒冲突视而不见,就如曹雪芹即使对宝黛之爱寄予着无限的伤情感怀,也不能不对社会存在的必然规律视而不见一样。在今天,人类仍在持续不断坚持不懈地呼喊着自由,可是当面对着自由的碰撞时,我们依然辗转,艰于选择。正如宝玉虽已娶妻成家,孽障将成正果,社会认同为什么还是不能带领他离开理智与情感的沼泽,业已毁灭的梦想仍然在宝钗威严力量的空隙中时隐时现,沿着闪现的踪迹,他试图抓住它,但他终究能够冲出重围吗?那一片白茫茫大地昭示给我们的是什么呢?
  至此,我们不由的再次想起作品开头僧道劝说石头的一番意味深长,并且石头的身世命运最终由一个称作“空空道人”的来抄录总结。宝玉耳闻目睹、铭心刻骨的一切悲也好、喜也罢,终属过眼烟云,最终还要回归自然,大荒山下无稽崖边才是他真正的归宿。曹雪芹以其俯视人生的哲学领悟为我们勾画出了人生作为有限的存在在现实世界里难以摆脱的悲剧性命运。就如黛玉和宝钗的价值观与个人理想完全不同,一个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一个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爱情是个性实现之路,家庭则是展现社会功能的最好舞台。人生实现本各自具有自己的价值,殊途同归。然自古以来功过是非多以社会视角评说,个人价值多被遗忘,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性主义者必然会备受推崇、无往而不胜。理性主义之所以会永远发出胜利者的微笑,在于自由要以生存为基础,主观要以客观为依托,这样我们面对着的选择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这时我们再来阅读作品开头的那一番“沉痛忏悔”,也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吧?
  人的自由的根源不可能在社会里,人的自由在人的精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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