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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集传》看朱熹的文艺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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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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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在《答杨宋卿》书中说：“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九)他所说的“志”，主要是就道德修养而言的。《诗集传序》说“察之性情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这已涉及心性方面的问题了。在《答巩仲至》书中又强调“忠信所以进德”，修辞以“立诚”为先(同上，卷六四)，把“正心…‘诚意”的功夫，看做诗人写作诗文的先决条件。因此，他说：“今人不去学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得第二义。”(《清邃阁论诗》)
三、强调诗歌表现手法对表现内容的重要作用
诗之六义说，本之于《周礼》，后来《诗序》继承其说并有所发展，但其论述仍不详尽，至朱熹，才在《诗集传》中创造性地加以发挥，从而达到了较为完善的地步。
《诗集传》指出：“风者，民俗之歌谣之诗也。”“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又指出：“雅者，正也，正乐之歌，受釐陈戒之辞也。”对于“颂”诗，则认为“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集传》这种论述，显然要比《诗序》所说的“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故日风”，“一国一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更为详尽、切当。同时，朱熹还把风、雅、颂看做是“三经”，是“做诗的骨子”，赋、比、兴则是诗歌的表现手法。《诗集传》在论述六义时，以论述风、雅、颂为“经”(主干)，把赋、比、兴横串在里面，作为“纬”(手法)来加以阐明。
《诗集传》在肯定表现手法从属于内容的同时，在具体评论诗三百当中，又特别重视表现手法对表现内容的重要作用。朱熹在《楚辞集注·离骚》中指出：“《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要必辨此，而后词义可寻，读者不可以不察也。”这就指明了《诗经》与骚体诗在表现手法上的不同。朱熹不仅用“赋比兴”这种诗歌分析法来解释《诗经》，也用这种方法去解释《楚辞》，但他对“国风”中的许多爱情诗，直言不讳，并没有把它们附会到君臣关系上去，而对于屈原的作品，则多说成是寄托了君臣关系。朱熹同时强调了只有弄清这些不同之处，才能正确地理解诗义。
但是，如果说运用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评论《诗经》不是始自《诗集传》，那么能够具体指出各篇的表现手法，同时又注意到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的综合运用，并且对赋、比、兴加以具体解释的，则是《诗集传》的成就。
《毛传》在评论诗三百用赋、比、兴的手法时，只明言“兴也”，对于“赋也”、“比也”不置一词。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说：“毛诗注明‘兴也’诗共一百十六篇，占全诗(三百零五篇)百分之三十八。国风一百六十篇中有兴诗七十二；小雅七十四篇中就有三十八，比较最多；大雅三十一篇中只有四篇，颂诗四十篇中只有两篇，比较最少。”而《诗集传》指明有“兴也”的诗共一百零五篇，其中有些篇也并非全为“兴”，还有其他的表现手法。就有“兴”这种手法的一百零五篇来说，《诗集传》比《毛传》少十一篇。国风中有兴诗五十五篇，比《毛传》少十七篇；小雅中有三十八篇，与《毛传》同；大雅十篇，倒是比《毛传》多了六篇，颂诗与《毛传》一样也只有三篇。对于“赋也”“比也”也都一一注明，这与《毛传》是不同的。《毛传》注明“兴也”诗共一百十六篇，还有半数以上的诗篇没有注明究系何种手法，除个别地方言“比”言“赋”之外，不少地方则用“若”“如”“陈”等字去说明。
对于赋、比、兴，东汉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如郑玄、孔颖达等都作过解释，但都没有朱熹的解释更臻完善。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毛泽东在给陈毅的一封信中引用了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把赋、比、兴看做形象思维，并指出：“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
从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创作实践上来看，用赋、比、兴手法创作诗歌并获得极大成功的例子是不可胜举的。所以，对《诗集传》有关赋、比、兴的论述及其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加以探讨，对发展我国文艺事业大有裨益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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