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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尘埃落定》的叙事风格看其新历史主义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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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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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历史”遂成了大事记。可是在第一人称叙述中，那被过滤的情感得到了还原。新历史主义者认识到了这点，他们认识到历史和对历史叙事的区别，正如海登·怀特所言：“如果我们承认所有历史叙事中都有虚构要素，我们就将在语言和叙事理论本身找到一个对史学内容的更为细致的再现。”［10］由此，海登·怀特认为应把历史研究活动和历史书写区分开来。受新历史主义观念影响的作家在对历史进行书写时，将这种观念发挥得更为酣畅淋漓。他们不仅要在书写中虚构，更要在历史中体验，而第一人称视角则为这种体验式叙述提供了便利。
不过，第一人称视角并不等于限知视角，第一人称小说的叙述者也可具有全知式的特征。于是就有论者将其分为两种，即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和第一人称经验性叙述，前者可以是全知叙事，后者则应是限知叙事［11］。《尘埃落定》的叙述大多属于经验性叙述，却也有例外。如对土司与央宗在房间里的对话，还有在性的冲动中的感受：“他怀里的女人睡着了。圆润的双乳在黑暗中闪烁着幽光。”“平稳而深长的呼吸中，她身上撩人心扉的野兽般的气息四处弥漫，不断地刺激着男人的欲望。”接着作者还写了土司的心理，而这些却是叙事者“我”所不应知道的，也是无法看到和感受的。其他如写土司最后一次的欲望爆发，哥哥旦真贡布与塔娜的风流，同样超越了限知叙事。这些超越限知叙事的性描写，在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果作者固执于限知视角，这些描写就不能如此放纵，而后现代语境中的许多作家正是在对性的叙写中表现了对正史的嘲讽。阿来选择了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却又不甘于限知的束缚，在写作中时常从限知变换到全知，从而使《尘埃落定》的视角具有流动性。在这种流动的叙事中，作家更能得心应手地叙事，按自己的理解书写一段迥异于正史的如尘往事。
三、似傻非傻：在不可靠叙述中有所质疑
在新历史主义那里，历史不是主体面对的客观存在，它只是主体运动的过程，历史其实就是对历史这一文本形式一遍又一遍地重新修撰、阐释，甚至改写。新历史主义彻底打破了客观、真实的历史与想象、虚构的文学之间的界限，历史与文学最终合而为一，一切历史文本都成为文学的文本。历史在这里不再是神圣的、崇高的，历史只是过往的生活。必然性不再是历史的选择，而诸多偶然因素的杂陈却成为历史多变性的主要动因，历史的随意性和不可预料性也因此成为新历史主义所持的观念。
《尘埃落定》的叙述者“我”是一个傻子，而这种傻又不是痴呆型的全傻，而是似傻非傻。“在麦其土司辖地上，没有人不知道土司第二个女人所生的儿子是一个傻子。那个傻子就是我。”［6］3众人都把“我”当成一个傻子，“我”自己渐渐也这样认为了。哥哥对“我”是充满怜悯的，正因为“我”是个傻子，不会对他土司继承人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我”和哥哥的关系还不错，而“我”也因而处于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土司父亲也因为“我”是一个傻子而觉得省心，只有母亲常心有不甘。这其中的权力争夺与钩心斗角，由一个傻子来讲，便更能触到历史的真实，即或那真实是由作家虚构而来。
然而，“我”的傻却不是十足的傻，偶尔“我”还会表现得相当聪明。或许正因为“我”是一个傻子，“我”不是那么专断。或许是“我”对自己的智力也有些疑问，所以对下人的意见或建议往往能加以考虑，而这使“我”在下人眼里具有亲和力，从而无意中提升了自己的威望。“我”在有些时候还表现得相当聪明。汪波土司派人来偷罂粟花种子，偷盗者因而被麦其土司砍下了脑袋，临死时偷盗者却露出了奇怪的笑容，只有“我”觉得那笑容里藏着什么，后来果然证明罂粟种子被藏在偷盗者的耳朵里送还给汪波土司了。因为连年种植罂粟而牟取了暴利后，在麦其土司征求两个儿子的意见时，“我”提出了那个最惊人的而又最简单的建议：免除百姓们一年贡赋。土司说：“你不想麦其家更加强大吗？”“我”说，对一个土司来说，这已经够了。土司就是土司，土司又不能成为国王。这时的“我”可以说表现得异常聪明，“我”知道土司所处的位置。如果有一天，天下只有一个麦其土司了，拉萨会看到，南京也会看到，而这两方都肯定没人乐意看到。“我”看到了这一点，而土司父亲和土司继承人哥哥却不曾看到。傻子在某些时候的聪明“谕示”了历史的不确定性，傻子的叙述是不可靠的，正是这种不可靠的叙述使作品体现出浓厚的新历史主义色彩。
“我”是个傻子，这决定了我不可能成为土司继承人。虽然如此，“我”在很多时候仍然想成为土司继承人。只是因为大家都把“我”当做傻子，“我”自己很多时候便只好心甘情愿地当一个傻子。然而，傻子不是纯粹的傻子，傻子在麦其土司的边境上建立了一个贸易市场。这给麦其土司带来巨大的利润，使麦其土司更为强盛。当“我”从边境上回到官寨里时，被割去舌头的书记官说话了，“我”对着人群喊：“没有舌头的人说话了。”人群迅速把这一消息传开。济嘎活佛说：“这是神的眷顾，是二少爷带来的！他走到哪里，神就会让奇迹出现在哪里！”这时忽然有两个强壮的百姓把“我”扛上了肩头。猛一下，“我”就在大片涌动的人头之上了。两个肩着“我”人开始跑动了，后面是大群的激动的百姓。可以说，百姓的心这时已经属于“我”，如果“我”想当土司，这时振臂一呼，土司的位置就属于“我”了。“我”是想当土司的，可是“我”没有抓住那振臂一呼的机会，当“我”想到时，激动的人群已经冷静下来，机会由此错过。傻子虽然有他的聪明，可是傻子仍然是傻子。书记官开口说话是一个奇迹，可是这奇迹之所以出现，却并不是“我”能预料的。群情的爆发是一种偶然，“我”没有抓住机会夺取土司的位置。偶然出现了，却因为没有被抓住而失去了转化为事实的机会。历史的不确定性在此得到演绎，所谓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诸多偶然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有可能走向一个方向，也可能走向相反的方向。一切都不是绝对的，“在新历史小说家看来，在任何历史过程中都充满了偶然性，它们也不是能被‘偶然体现了必然’或者‘必然体现在偶然中’这类辩证法的公式所能说明的。偶然就是偶然，就是不可把捉也无从预见的一系列非常规性因素或突发性事件。新历史小说家所强调的和抬高的正是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12］《尘埃落定》的叙述者是一个似傻非傻的人，叙述者的智力水平使其叙述不是那么可靠。身为傻子的“我”在那个时代曾经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当历史的机缘在刹那间来临，使“我”可能登上那片土地上最高的权力宝座时，“我”却坐失良机。历史就是这么随意，在新历史主义小说家的笔下，这种随意性借助“傻子”的不可靠叙述来表现，就更增添了戏剧性。
［参考文献］
［1］ 石 恢.“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辨［J］.南京社会科学，2000，（2）：47．
［2］ 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M］.长沙：岳麓书社，1990：935.
［3］ 钱茂伟，王 东.民族精神的华章：史学与传统文化［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17．
［4］ 浦安迪.中国叙述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9．
［5］ 阿 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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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盛 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M］.北京：三联书店，1997：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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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罗贯中.三国演义［M］.长沙：岳麓书社，2004：1.
［10］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92.
［11］ 祖国颂.论小说的叙事视角［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2）：36.
［12］ 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90.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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