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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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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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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得于此必失于彼，用于前必黜于后。一时豪杰之士有不能免，况余人乎?
诗赋的罢立完全是势有所激，是党争中“用于前必黜于后”的报复心态所致。元祐更化禁王公新学，崇宁年间禁元祐学术，莫不是如此。“熙丰”、“元祐”作为两个时代和年号，由诗学话语而进入党争与政治，完全是拜那个“议论争煌煌”的时代及士子风气所赐，是意识形态在科举领域和文学创作领域的表现形式。
徽宗崇宁元年(1102)开始，章悖、蔡卞为首的新党开始严禁元祐学术。其所禁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司马光为首的朔学，以史学为重点；二是以程颐为首的洛学，以道学为中心；三是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以文学为中心。尤其是以苏轼为主的蜀学，屡禁不止，最为新党所忌。李纲《梁溪集·跋东坡小草》云：“方绍圣、元符间，摈斥元祐学术，以坡为魁恶之首，必欲置死地而后已。”表现出浓厚的意气之争。政和元年(1111)十一月，新党薛昂上疏所言，明显表现出严禁诗赋取士的政治用意。疏云：“元祐中，曲学陋儒自售其私，请以诗赋取士，乃争为篇章，更相酬唱，欲鼓天下之众而从之……陛下兴学养士，增光前烈，亲洒宸翰，训迪多方，元韦占学术政事悉禁毋习。然缙绅之徒，庠序之间，尚以诗赋私相传习。或辄投进，仰渎圣听。盖义理之学高明而难通，声偶之文美丽而易入。喜易而恶难者，世俗之常情也。倘非重行禁约，为之矫拂，恐复流而为元祐之学矣。诏榜朝堂，委御史弹劾。”
作为王安石的得意门生，薛昂却不善诗赋。但他上书所言禁元祐诗赋，却并非完全出于自我因素，而是新党的集体意志。在新党看来，诗赋已经成为政治上新旧党争的一个聚焦点。禁诗赋的目的已经不是唐代、宋初以来的重才性、品德，选取超拔之士的策略选择，而成为政治斗争、意识形态的工具了。故政和二年(1112)，御史李彦章承风上奏，以诗赋为元韦占学术，明令禁止。《容斋四笔》“陈简斋葆真诗”条记曰：“自崇宁以来，时相(蔡京)不许士大夫读史作诗，何清源(执中)至于修入令式，本意但欲崇尚经学，痛沮诗赋耳，于是庠序之间以诗为讳，政和后稍复为之。”
由此可见，元祐诗学、元祐学术从诗学领域向意识形态的转化，是宋代文入党争的必然趋向。“汉家故事”以诗赋取士的风雅韵举至此已形同废绝。诚然，科举罢诗赋使士子关注现实，未免是一件坏事，但诗赋的由罢至禁，却标志着科举改制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使之完全趋向了科举选拔超卓之士意图的反面。南宋以来的“最爱元祐”与“绍兴更化”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高登策问 案”，便是秦桧集团罗织赵鼎罪名而制造的一起文字狱。绍兴十四年(1144)，高登“校文潮阳，出《则将焉用彼相赋》，《直言不闻深可畏论》，策问水灾。桧闻之大怒，谓其阴附赵鼎，削籍流容州，死焉。”在秦、赵相党之争中，高登本与赵毫无私交，也无书信往来，只是因为两首诗赋，语稍含雅正讽刺之意而成为政权之争中的牺牲品，试赋发展到如此境地，却也是始料不及的。在政治的利益之争、朋党的意气相斗中，诗赋消长沉浮，成为唐至两宋科举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从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史料价值。
三、朋党之争与辞赋创作品格的生成
唐代中后期以至两宋的党争不仅仅是政见之争，更是道德伦理上的“君子”、“小人”之辨，是文学观念与学术思想上的“党同伐异”。这种“议论争煌煌”的局面对于士子心态，对于文学创作，尤其是辞赋创作，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赋由于与生俱来的“政治属性”，表现于科举选拔人才的政治实践中，尤其是在党争加剧的政治语境中，其创作品格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党争影响于辞赋创作的进路，首先表现在党争中不同创作个体主观心态的生成方面。文人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融参政主体、文学主体、学术主体三而合一的主体角色，以君子自任的理想体认，以“君子”、“小人”之争的儒学论议，使得两宋的党争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前中期的秉持政治革新、振衰救弊的良苦用心，发展到意气争斗的竞相残杀，士子也从“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的慷慨激昂，到以词科求荣升的“谀颂阿扬”、“以气动而遽求静”的明哲保身的历史演进。关于此点，沈松勤先生在其《北宋党争与文学》、《南宋文人与党争》中论述颇详，读者可自行参看，此不再赘言。
文人士子心态的变化，自然会影响于文学创作，形成不同的创作风格和前后不同的体态面貌。具体到对辞赋作品的影响，由于和科举考试的关联，更是至为深远。关于这个方面，学者偶有论及，如刘培的《北宋后期的党争与辞赋创作》在追溯了北宋后期的文化政策后，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辞赋创作受到党争影响而形成的不同于一般时代辞赋作品的文体特征。即：辞赋创作中对议政变得小心谨慎，济世热情转向深沉；畏祸心理在辞赋创作中的显著表现；北宋后期辞赋逐渐表现出深沉的悲凉之气。颇为全面准确。此外，祝尚书、曾枣庄、许结、刘海峰、宁慧如、林岩等先生也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但论述的重点多是经义与诗赋之争的内容及过程，对士子心态和党争或者没有涉及，或者点到为止，没有深入展开。而笔者认为，党争对辞赋的影响除了以上所述及而外，较为鲜明的一个特征即是谀谄的品格生成，这在崇宁以来的辞赋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虽然我们并不能说这是崇宁以来辞赋创作的全部，两宋之际和南宋的辞赋作品仍然有楚骚情结的回归和骚情屑些的感时忧愤，有自我超越的心灵内省，有骚情的反思之作和洞明义理的情境创制，但作为南宋相党之争的产物，谀颂赋的创作也是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从赋学与科制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而言，如果说汉大赋(包括晋、唐仿汉大赋)的“润色鸿业，铺采摘文”还多少带有文人的自豪心态和真诚情感，那么处于朋党之争下的宋代文人(此主要指崇宁以来恶性党争下的文人)的辞赋创作更多具有的是一种奴性色彩，表现为对体制的屈从和纵横议论心态的压抑。此仅就谀颂品格的生成而言之。
其一是“科场尚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自秦桧当国，“崇宁党禁”以来，对士子的党锢及文人忧馋畏讥的心态使谀颂诗文的创作成为一种风气。当然如上文所述，自汉代开始，“献赋”和“试赋”即是士子仕进的两条捷径。然而在南宋的相党统治中，基本上是“缙绅大夫在有位者”，至于尚未人仕途的举子，要想进入统治阶层的核心，除了献举诗赋，定期的科举考试则给他们提供了机会。然而处在朋党倾轧下，士子的畏祸心理和当权者的受赞心态却也为举子应试规定了赋颂的题材和主旨——谀颂。这是区别于其他时代赋作的鲜明特征。
其实从科举试赋的进程看，赋多以经世的姿态和致用的精神，而倾向于以经命题。清人阮亨《律赋经畲集·凡例》云：“应制之赋以经命题，昉自有唐如裴晋公《岁寒知松柏后凋赋》、韩文公《明水赋》、李供奉《明堂赋》、元仆射《镇圭赋》、白尚书《性习相远近赋》”等，并于序中强调“熔铸经典之范……洵为作赋之‘本原’”。北宋承袭唐制，以“诗赋取士”，然初期杂用诸子，以广博学识。尽用经史题之制溯源于宋仁宗景祐年间。许结先生援引刘伯骥《宋代政教史》据《宋会要辑稿》整理的自太宗开宝六年(973)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35次进士科殿试试题，依此可以看出景祐以前出题面较广，除经史题外，有《有物混成赋》(咸平五年殿试题)、《卮言日出赋》(淳化三年殿试题)等出于老庄，《桥梁渡长江赋》(开宝八年殿试题)、《不阵而成功赋》(太平兴国三年殿试赋)等出于时政的考题。而对景祐以后考赋专出经史题，叶梦德《石林燕语》曰：
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景祜中，稍厌其烦渎，始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
变“上请”为“模印”，“赋题不皆有所出”而为“经史所出”，既是制度的变更，又是时代思想、文化思潮的转移。论者以其时理性之学的兴起为解释，颇多中的之言。然崇宁以来，经史的致用精神随着党争的加剧和意气之争逐渐消解，创作倾向和命题立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表现为谀颂题目的制作与谄媚风气的形成，如上所言“科场善谀佞，试题问中兴歌颂”。可惜这一时代的试赋题目现在留存不多，文人对其有所忌讳，别集中的试体赋(律赋)也极为罕见。正如李调元《赋话》卷五所云：“靖康、建炎之际，(律赋)则李忠定一人而已。南迁江表，不改旧章，赋中佳句，尚有一、二联散见别籍者，而试帖皆湮没无闻矣。”以至于我们只能从当时的史料杂记中略窥端倪。《宋历科状元录》卷五记绍兴七年“令诸路转运司取经义、词赋两等”后附录云：“是岁以士子多分为两场，其赋题前日‘中兴日月可冀’，后日‘和戎国之福’。”卷五虽带有求神问道的神秘色彩(方翥致紫姑神而问，求得“中和”之语)，但也表现出此时帝王和权相自鸣得意的好谀心态。同卷引《朝野遗纪》言秦桧为其孙博取功名试赋题云：“中舍程敦厚，秦桧善之。一日呼至府第……一室萧然，独案有紫绫褾一册，书‘圣人以日星为纪赋’，末后有学生类贡进士秦暄呈……后数日差知贡举……即以命题……”其他如《宋会要辑稿》、《夷坚志》等多有记载，无非盛赞中兴，雍容揄扬之题，不再赘述。
其二是“文丐”心态与颂扬士风。如果说科考试赋是应制的必然，是应试者按照统治者心意的图绘摹写，还不能完全反映辞赋创作中的谀颂之习的话，那么出于南宋以来相党统治下的大规模歌功颂德的“文丐奔竞”的经常性行为，则可以见证出赋作谀颂的日常品性和士子的文化心态。
“文丐奔竞”是王曾瑜先生在《宋高宗》一书中专设的一节，意指南宋以来高压统治下文人屈膝媚颜的奴性心态。王先生从高压政治和个人名节的角度指出：“高宗和秦桧以严刑和峻罚摧残正 论，又以赏官和赠禄招徕文丐，成为绍兴黑暗政治相辅相成的两大特色。值得注意者，是某些尚有血性的士大夫，也迫于权势和其他原因，而参加到皇帝和宰相歌功颂德的行列。在令人窒息的高压政治下，要维护古代儒家十分强调的名节，确是难乎其难。他们既然留下了违心之笔，也不免成为他们个人历史上的污点。”沈松勤先生对此作了补充，认为“与上述大批士人参与告讦活动一样，不仅仅是个人名节的问题，而是既为高压政治下的畏祸心态心理所驱使，更是中国传统文化性格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自然流露”。“可以说，‘绍兴和议’期间的‘文丐’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文体，在文坛营造了一个占主流地位的、以歌功颂德为内涵的话语系统，制作了汗牛充栋的谄诗谀文。”
这种一切可以运用的文体即包括赋体，赋“体国经野，润色鸿业”的属性在这场歌功颂德的运动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绍兴十七年(1147)癸卯，婺州进士施谔进《中兴颂》和《行都赋》各一首、《绍兴雅》十篇，而“诏永免文解”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归州文学高衮，献《二都赋》，诏与教官差遣。”《玉海》记载仿此：“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王铁上《亲飨太庙赋》，除直徽猷阁。十五年十一月癸亥，高衮献《二都赋》，与教官。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施谔进《中兴颂》一篇，《绍兴雅》十篇，《行都赋》一首免解。”其他如康与之、周紫芝、张嵲、王柏、刘克庄、张元干等也曾写诗献赋，至如敦厚直、刘一止、钱周才、王之望、沈中立之流更是由献诗赋而得以升官进秩。施谔的《行都赋》，高衮的《二都赋》现无从得见(《全宋文》无此二人)，而南宋文人的别集中也多不收入，仅在个别文人别集中有载。如周紫芝的《新城赋》序言：“建炎元年五月朔，今天子以天下兵马大元帅即宝位于南都……雉堞楼橹，耸然环峙；长河深堑，萦带乎四维。民始有赖以安焉。某实此邦之士，均被惠泽，以保厥攸居。不能自默，乃为之赋以献。”。正文曰：“纂嗣圣之丕图兮，倏虎啸而龙飞。登故老于海滨兮，勤恳恻于畴咨。眷大江之横骛兮，纪南国而东维。瞻霓旌而望幸兮，阻石头之崟城。”虽语多雅正，谀颂之语也时时可见。又张嵲《寿赋(并序)》言：“窃以某官以仲冬初五日降诞。仲冬者，一阳复之时也；五者，大中之位也。至阳所以伏群阴，彼夷狄者，中国之阴也；大中所以距颇邪，颇邪者，小人之谓也。天将以公攘夷狄而退群小人，其兆既存矣。”如此铺演官员生日，却是前所未闻。正文也是谀赞颂扬：“岁强圉赤奋若兮，仲冬皇极，实生伟人兮，以佐王国。禀正阳之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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