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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试赋：由才性之辨到朋党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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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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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性兮，资大中之妙质。宜博蹇而修娉兮，好是正直。挺濯濯之瑰姿兮，角犀丰盈。伟视瞻之英发兮，进退齐平。事纷至而毕应兮，刃新发硎。衷豁达而不忌兮，一毫莫撄。抗逸气而无前兮，云梦可吞……”这种大规模的献赋活动从其时或其后的系年要录、文人笔记、文献通考类著作中均可见一斑。汪彦章《上丞相小简》曰：“某近者窃观邸吏，报宣德楼成，宠赉辅臣，恩数绝异，辉映今古，虽周公营洛不过是也。某不揆，辄撰《宣德楼赋》，铺张一时之盛，拟缮写投进，又以左隔远方，不经目睹，恐述作未尽，倘因牵叙，许过都一至其下，毕区区之志，死不恨矣，伏乞钧慈特赐矜察。”借宣德楼为丞相歌功颂德，以之比拟于周公营洛，又担心缮写投进，丞相不能亲自寓目，阿谀之态，入木三分。又陈子高《建康行宫大殿上梁文》：“迨此暇时，张千门而立万户，可无舆颂，摹《二京》而赋《三都》，蹈德咏仁，式歌且舞。”由此可见这种赋颂行为并不是个别文人所为，诚可谓一代风气。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诏皇太后回銮，士人曾经奉迎起居及献赋颂等文理可采者，令后省看详，申省取旨，时献赋颂者千余人，而文理可采者仅四百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又曰：“壬午赐进士杨伟及第，贾昌朝同出身。大礼之初，贡举人献赋颂者甚众，诏近臣详考，惟伟及昌朝可采，故召试学士院而命之。伟，建阳人，昌朝，获鹿人，琏孙也。”故当时有识之士咸以为耻：“以为近岁因上书直言而得官者，乃与宣和以前投赋献颂之人例皆审量，故忠正之士咸以为耻，未敢尽言。”
其实这种赋写颂赞的风气汉代就已经存在，尤其是东汉初年表现得十分明显。中经唐宋，从而一直影响到清代的科举试赋，其时赋颂互渗的倾向随着乾嘉盛世的高压政治而逐渐达到封建时代的最后高峰。当然就东汉、唐代和宋初以至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与朋党的关系而言，其时的文人还多从试赋的体制上着眼，关注的是才性与品德之争，党派意气之嫌还主要建立在不同的政见之争层面上，在辞赋领域的表现并没有如此明显。而崇宁以来，随着学术的禁令，人身倾轧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熙丰一元祐”之争由诗学而政治即是此一倾向的具体表征。这种倾向迅速影响士子心态，形成高压统治下的“文丐心理”和畏祸态势下的“以理遣情”，韵致高蹈，辞赋创作呈现出谀颂与怡情的双重趋向，也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科举试赋在唐宋两代的历史语境中，逐渐由才性之辨而转向朋党之争。辞赋的创作也由唐代的才气包举、大气淋漓，北宋的以才为学、谠言论议转向崇宁以来的谀阿颂扬(就主导倾向而言)。这是辞赋与制度结合的必然结果，也是赋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考量其中的源流、进程和嬗变，对于思想史、文化史尤其是赋史和赋学史，应该不无裨益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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