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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的盛世和谐特征及其内涵考察——兼论盛唐诗人的休闲状态和山水情怀

时间:2009-8-8 16:54:26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盛唐盛世不仅仅表现在国力的异常强盛上,其最不同于其它盛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社会的全面和谐:人与文化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盛世全面和谐的社会和文化氛围,形成了盛唐特有的休闲风气,从而致生出诗人的休闲状态及自然情怀。国家兴而山水兴,故而出现了盛唐所特有的山水诗的美学形态,形成了盛唐诗人所特有的话语系统和诗歌高潮。
 
【关键词】 盛唐盛世 全面和谐 休闲特征 山水情怀


中国历史上可以称得上盛世的,一般公认为汉、唐和清代,其实,也只是这些朝代里的几个时期堪称盛世的:汉武帝的建元时期,唐玄宗的开元时期,还有就是清代的康熙、乾隆时期等。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大盛世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而盛唐盛世不仅仅表现在国力强盛上,其最不同于其它盛世的一个突出特点,即社会的全面和谐。我们以为,盛唐的和谐社会主要表现为人与文化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因此而形成了盛唐经济、文化的繁荣鼎盛。

我们一直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只有在盛唐才出现了山水诗的高潮和山水诗的高峰呢?社会兴,而山水兴,这种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由于全面和谐而激生的诗人的休闲状态、自然情怀和创作才智,正是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一直在寻找着的盛唐山水诗异常发达的最深刻原因。

一、社会和谐的文化的宽容及其人与文化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关系,最本质地体现是在文化关系上,体现在道德和法律的文明程度上。而社会的高度和谐,是人与社会关系中和的最高境界,文化也必然表现出高度的融和性。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概论》一书中这样描述说:“公元七世纪,当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及其身后的‘哈里发’相继攻陷麦加、耶路撒冷与亚历山大城,建立起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之时,在东亚大陆,杨隋和李唐相继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中亚西亚的隋唐大帝国,在空前壮阔的历史舞台上,中国文化进入了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隆盛时代”[1](P96-97) 中国文化的隆盛时代,自七世纪开始,到了八世纪的盛唐,则可以说是隆盛之极了。经过初盛唐一百多年的经营,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大致相当于公元八世纪上半叶,国家高度统一,经济异常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这一时期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鼎盛期,史书上称之为“开元盛世”。宋代的诗论家严羽曾经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唐代开元前后的诗歌,其实,“气象”是最能够反映文化景象和意义的,这个评语用来描绘唐代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我们以为更加生动和贴切。

唐代的精神文明不仅兼收并蓄,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同时也不吝传播,使中华文化教被四方。盛唐是个大国强国,有学者研究说,其时的GDP占比数,中国在世界占比近60%,超过了今日的美国占比40%。可以这么说,盛唐所以成为盛唐,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文化的支持,是中外文化交汇与融和的结果。当时的首都长安,是那个时代的中外文化的汇集中心,文化的集散地,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大都市。盛唐人广泛吸纳外域文化的精华,如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世界的各种宗教、医学、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外来文化的这些文化元素,一旦为盛唐所接纳和融化,形成了盛世文化的辉煌景观。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很有意味的事实:盛唐文化非中华化的程度,也令人吃惊,有敦煌壁画中所反映的当时贵族热衷源于波斯的马球游戏场面为证。《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亦云:“唐源流出于夷狄,固闺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今人陈寅恪也一再申说:“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经指出:中国文化“具有之同化力特强”,因而与异族相较,“先失败于武力,终制胜于文化”。这种主动吸纳外来文化的文化交汇,正是盛唐和谐的突出表现,是盛唐文化所以能够“气度恢宏、史诗般壮丽”的根本原因。

文化的包容以至于融和而形成了文化上的隆盛,进而形成了国力的繁盛,这与政治上自信是密切相关的。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里回忆说,鲁迅先生高度的评价汉、唐的文化气魄。鲁迅说:“那时我们的祖先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坚强的根据,决不轻易动摇他们的自信心,同时对于别系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或轻易唾弃。” 唐代,特别是盛唐的宽容,文化政策上不推行文化偏至主义,不仅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在意识形态上奉行三教并重的政策,盛唐统治者放任诸教、诸说流行,或者说是主动吸纳诸教百家而听其自由发展,给盛唐社会注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形成了多元的美学形态和审美心理结构。

这种文化上的包容性,主要表现在盛唐人与文化的和谐上,几乎所有的时代骄子,从他们身上所反映出来的素养,都充分说明他们是文化和谐的宠儿,都可以看出各种文化汲取和调和的文化底色。在盛唐异常活跃的老、庄与佛禅思想,其恬淡适意的追求,似乎表现得比其他动乱时代更为强烈,经济发达也使盛唐人有实力和情趣消费山水,生成回归情结。老子的著作中有“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幻想一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秩序,从“和”的境界看,反映的是对那种没有战乱、平和安稳生活的向往。文化的宽容,政治开明而造成的文化宽容,使“大国”也同样可以出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高度和谐的文化景象。

文化的宽容,表现在思想上就是没有什么文化的禁锢,具体到诗文创作上,则是尊重作者的创作自由,没有什么文学艺术反映的禁区。唐诗中,屡屡可见通过文字来讥刺唐王朝、甚至皇帝的现象(即使到了中晚唐,在这一点上也还是很宽松的)。连非常严肃的选拔高级人才的科考,不仅不死搬教条和原则,甚至还启发和鼓励自由个性的表现,这样的例子,也不仅仅是祖咏应试诗为唯一。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感叹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这种表现在诗歌创作上绝少束缚和忌讳的文化宽容,让生不逢时的宋人好生羡慕,把这一点,说成是盛唐诗歌所以特别发达的最根本原因。

从人类社会学的和谐观来看,盛唐的政治开明和社会和谐,才蕴育了盛唐文化的和谐;而盛唐文化的宽容,又强有力地促进了盛唐的政治开明和社会和谐。这种社会和文化氛围在深层次上创塑了盛唐人豪迈旷放的性格特点和“少年精神”的亢进面貌,也形成了盛唐多“狂人”的时代特征,反过来这种人格精神也促成了盛唐文化的极盛,形成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二、盛世面影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上必然是高度和谐

从社会层面上讲,和谐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和谐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际关系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着力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语的意思是:“和”乃天地之本也,“和”之致,天地间之万事万物方可各得其所,亦方可衍育繁荣也。“致中和”是儒家思想里面一个核心的内容,是其社会理想的至美追寻。所谓“致中和”,从伦理学意义上讲,即重视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就是尽一切努力而尽可能使社会中各种不同因素摆布到一种相对平衡协调的状态。不管是什么角度,“致中和”就是建立一个相对稳定平衡的和谐社会。

“和”也不仅仅是儒家学说里的独有之义,而是渗透到所有中国人骨髓里的一种伦理观念,也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和谐”特点。诸子百家的所有学说,几乎都是以“和”为起点和终点的,把伦理问题摆在首位,最关心的也是社会的稳定和谐。在和谐社会的观念里,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更是社会和谐的主体,离开了人的交往关系,社会和谐就无从谈起。在生态文明观看来,自我却是一个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开放、生成的过程。自我的生命内涵,是在与他人、社会、自然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实现和充实的,离开了与自然、他人和社会的多方联系,“自我”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因此,自我生命的完善要把他者视为拓展丰富“我”的生命维度的契机,最后实现与宇宙精神的合一,这种开放生成式的个体生命本体论,正是和谐人际关系建立的基础。著名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家休谟认为:美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一种秩序和结构,“由于人性的本来的构造,由于习俗,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这种秩序和结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 [2](P334) 应该说,这种“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的“秩序和结构”,顺应了人性本来的要求,也即是说,合乎“人性本来的构造”才是和谐的,只有这种“秩序和结构”的和谐,才能够引起人的美感。

社会的高度和谐,是人与社会关系中和的最高境界,以盛唐观,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缓和冲突,盛唐诗歌不是没有包含愤世嫉俗傲气的,也不是没有遗世独立的决绝性格的,而只是此非时代的主流和主导人格。儒家的中和思想,佛禅的自性精义以及老庄的人格理想,在盛唐被转化为亲亲中和的社会格局,转化为清高妙远的休闲状态和山水趣味,也形成了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和谐社会的文化体系。随着政治社会大变革,庶族寒士进入统治阶级集团,成为时代的精英,形成了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儒生官僚集团。中国古代的士人,似乎也只有在这个时期真正扬眉吐气了。这种社会环境,大大助长了文士们放达和骄傲的心性,造成了盛唐诗人们的豁达心胸和倜傥风度。

然而,盛唐人虽然多狂狷,多放荡纵恣,而人与人之间则是温良谦和,亲密无间的,关系非常的和谐而宽松。我们几乎找不到诗人与诗人之间的互相攻讦、互相猜忌的文字记载。我们从他们的诗歌里读到的,尽是些相互颂美、相互标榜的礼赞。王维在当时的文坛上有“天下文宗”的地位,但他常常以“刘桢气逸”、“魏国应、刘后”、“高文有风雅”等作为现成的形容词来赞美他人,他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诗序云:“嘻,去帝乡之故旧,谒本朝之君臣,咏七子之诗,佩两国之印。”即是以建安“七子”来评价日本使者晁衡之文才的。他夸裴迪“天机清妙”,他很欣赏綦毋潜俊逸清新的诗风:“盛得江左风,弥工建安体。”(《别綦毋潜》)这些都足以说明王维艺术趣味和人格境界。连李白这样不可一世的自视极高者,他也只是反复说自己怎么怎么的好,而没有见有攻击同行诗人怎么怎么的不好的。李白以“狂野”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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