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孟浩然《送杜十四之江南》）

送君南浦泪如丝，君向东州使我悲。（王维《送别》）

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李颀《送魏万之京》）

剑南春色还无赖，触忤愁人到酒边。（杜甫《送路六侍御入朝》）

几乎所有的盛唐诗人都出色的送别诗。岑参的送别诗更是别开生面，不同凡响，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行》、《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王维存诗仅四百首，然而，迎送之诗却多达六十余。王维的送别诗不仅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慨，也有如“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4]  的抗壮。

我们从盛唐大量的送别诗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人与人关系的真诚和淳朴。人与人的关系，从深层次看，实际上是时代气象的生动缩影，是社会面影的微观呈现。杜甫诗《忆昔》中所回忆的“天下朋友皆胶漆”，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盛唐人际关系的和谐状态，这是诗人对盛唐人际关系的怀念，也是对当下人情冷漠，和谐不再之风气的一种叹惋。中唐藩镇割据，政治宗派，政统危机与道德危机，党争愈演愈烈，人与人之间互相算计，孟郊的不少的诗里就有对于这种紧张人际关系的生动描写。孟郊的《择友》诗云：“兽中有人性，形异遭人隔；人中有兽心，几人能真识？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 那种尔虞我诈、虚伪险恶人际关系，也是造成诗人孤傲狷介性格的重要原因，使其诗充满幽僻、苦涩意象，风格峭硬，诗境仄狭，表现了诗人凄凉寒碜的生活状态。孟郊诗中多冷露、峭风、秋草、吟虫、病骨等意象的组合，真切地展现了一个形销骨立的凄苦老人形象，也折光出当时社会萧瑟衰微的面影。

因此，从人际关系来反观社会，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可靠信息。以盛唐观，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形成了盛世社会所必备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成为人诗意存在的精神乐土，疲惫的心灵在境界中获得瞬间的伫足而形成永恒，这也是造成盛唐诗歌“境界”范畴的自然与社会必要因素。以王维为代表的盛唐山水诗群是一个无团体而却秩序化的格局，是以人为主体的价值关系，自然之主体与人之本性的内在关系的和谐而达到深刻的呼应，进而使人格的纯精神化的意念，转化为具有观赏性的艺术形态。

三、和谐社会的突出标志是人与的自然的和谐

马克思认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5]（P95）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在精神血脉上永远摆脱不了自然对生命本根的维系。人作为自然生态中的一个生态位，人是生态价值的终极主体。中华民族向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视其为自身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充分正视自身作为自然之子的身份的一种伦理观。庄、禅精神中“随缘任运”和“以人复天”的自由，几乎成为盛唐思想的主流趣味，儒学在盛唐，也被强化了其追求“乐山乐水”的人生超越的一方面。人作为自然之子，因为深深地热爱与依恋着生命之母，自然与人类世界曾有的多维生命关联就愈加的密切，而不是赤裸裸的实用性、功利性关系。盛唐诗人十分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培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善于从自然中获得比我们的视觉所见更深邃丰富的精神内涵，培育人与万物血脉相通的生命感受，生成仁者的宽厚和智者的灵动，生成回归精神家园的情结，生成还乡的热望，寻找精神家园冲动和执著。因此，诗人在与自然的接触中培养起来的直觉能力、感受力、情思、灵感和想象力，也就异常的发达，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对自然的思考，以及对自然的表现，就呈现出完全不同此前此后诗人笔下的景象。

盛唐士人在困惑或豁达时、失意或得意时、挫折或成功时，总是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自然。山水田园，也就使这些春风得意或精神落寞的诗人具有了诗意存在的空间与状态。特别难得的是，盛唐人在与自然的亲和中，在对于自然的表现中，都是以不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相容关系为原则的。天人和谐的典型状态，在盛唐诗人的笔下得到最多也最充分的反映，王维的诗中反映最典型也最生动，他的《归辋川作》诗中有这样的描绘：

谷口疏钟动，渔樵稍欲稀。悠然远山暮，独向白云归。

菱蔓弱难定，杨花轻易飞。东皋春草色，惆怅掩柴扉。

诗中繁复的景物排列，纯任天然，而又精致契合，形成了意象的和弦，不夹带政治问题，也不含有宗教因素，但是，那钟磬之响打破了寂空而又复归寂空，却把人带入空灵幽远的神秘境界，体验瞬间永恒的实在的虚无感。“回家”的感觉真好，诗人陶乐天籁，慵懒幽游，一切行止“适意会心”的超迈，表现出万物归宗的淡泊，其中的“惆怅掩柴扉”则是一种心理动作，诗人为了避免生命和心灵受到侵害和纷扰，闭关成隐，实现了心理上的彻底归隐的一种惬意，是在内心深处寻找到平衡和宁静的一种自足。这是以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来折光人与社会和谐的艺术写照。盛唐山水诗里，大多包含着人与自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诗性智慧”，诗人们正是在对于大自然的神秘和美丽的体验中而寻找到生命意义的线索，感悟到宽厚仁慈的自然美德，而于山水中发育心灵，催生友善，建立起合作的社群关系，生成自然情怀和休闲状态，这就是让我们在当下寻而难找的一种生存智慧。

诗人的休闲状态，是开明盛世的产物，是盛唐气象的突出表现，是自由的文化空气里致生的一种生活生存模式。很显然，这种以自然情怀为情怀的休闲状态，不可能生成于一个政治动乱、经济凋敝的社会，不可成为一群穷窘潦倒者的精神状态。而休闲风气，使盛唐人的精神绝对放松，人的意志高度自由，比较起魏晋风度来，是一种真正的潇洒，是摆脱了社会压力而以极度自由为高蹈形式的人生境界，是消解了内心愤世嫉俗、消解了精神负荷的生命享受。在良性循环的社会秩序中，开放的文化环境、和谐的社会环境，促成了诗人们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淡化了人们在仕途生涯中的个性束缚和人格压抑。这种休闲状态，是以所谓“山林风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富有强烈的时代特色。那些得意的王公大臣如张九龄、裴耀卿，以及太子太师徐国公萧嵩、左丞相稷山公裴耀卿、右丞相始兴公张九龄、太子少师宜阳公韩休、太子少保崔琳等 [6]（P338），虽然追求身心自由而并不放弃社会责任，他们在负担起社会重任的同时却又不会拘谨身心而影响对于自然山水的消费。而那些失意的江湖处士如孟浩然、李白等，往往是在一边说着“忘机厌尘喧，浪迹向江海”[7]  的大话，一边进行着“我欲攀龙见明主”的实事，做着“忽复乘舟梦日边”的好梦，在保持积极用世精神的同时而化解是非名利之烦恼，山水和庄、禅哲学，成为他们缓解甚至化解所有烦恼的良方。无论前者，无论后者，应该说都处理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都能够在自然里找到身心俱适的状态，以安详从容的气度高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盛唐诗人的这种注重将生活艺术化的生存智慧，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培育出人与自然血脉相通的生命感受，生成亲和平易的休闲心态。也只有在精神主体处于彻底的休闲状态之中，才可能产生诗与禅结合得最为融洽最为密切的文学效应，出现山水诗高潮。因为盛唐特有的休闲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盛唐士风，也就形成了盛唐所特有的山水诗形态，形成了盛唐诗人所特有的话语系统。

社会兴而山水兴，政治越是稳定时期，诗人的心性也愈是稳定而宽厚，文学反映社会的形态也就愈少激烈写实的直接性。盛唐社会的全面和谐，这种主要表现为人与文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形成了盛唐经济、文化的繁荣鼎盛，也形成了诗人的休闲状态及自然情怀，形成了盛唐山水诗高潮、高峰的辉煌景观。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 休谟：人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3] 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A]全唐诗[M]卷224

[4] 王维：送张判官赴河西[A] 全唐诗[M] 卷126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

[6] 王维：暮春左右丞相诸公于韦氏逍遥谷讌集序[A],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7] 岑参：青龙招提归一上人远游吴楚别诗[A] 全唐诗[M] 卷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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