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但是直白的说理不见了，而代之以“物”－－通过实物，即山、水，情景相洽，玄理因内化而缺席，而自然外化，“是以声画妍  ，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声律》），因为山水本

身是富于声色的自然景物，要写得象，讲求声色是必然的，“既然要调整和谐，于是排偶的句子也必须增多，而且因为写的是山水景色和游览者的观感，谢诗中如‘上句写山，下句写水’‘上句写闻，

下句写见’的例子，也特别多：这不是天然的对偶？”（《中古文学史论》，王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Ｐ２７５）对偶句本来就是美丽的藻饰，而山水诗本来就是要表现自然之美，所以

“俪采百字之偶”是必然的情势。
    刘勰的“感物吟志”对“言志”的丰富与延伸，使它免于成为一种僵化的理念，而象一条动脉贯穿于中国诗歌史的肌体之中，刘勰并没有象汉代儒生那样僵硬地理解孔子之意，他的言志观不仅继承

了儒家的实用型诗歌观，而且把道家的诗歌审美观（即道家文艺思想重自然美的一面）也融入诗歌观念之加中，“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要求诗歌要“应物斯感”，自然隽永，文质并重。“五言流

调，则清丽居宗”“英华弥缛，万代永耽。”，他并没有忽视诗歌绮丽的一面，吸收了魏晋以来“缘情”的一些成分，但他对诗歌清丽的要求又与缘情派所说的“绮靡”不同。
    因此，“诗言志”是有感于物而言志，则物与情就有密切的关系，由人情－－感物－－自然地吟志，这个过程是密切相关的，情来自物，物决定情，客观事物有所变化，作者的感情也随之而变。刘

勰没有把情与志简单地对立起来，他指出诗歌创作既要注意思想的无邪，顺美匡恶的美刺作用，从内容和风格着眼，要质朴、深峻、挺拔等，避免浮浇、流靡、纤巧。
    因此，“感物吟志”的诗论即继承了儒家的诗教说而又不止于继承，它要求诗歌言志抒情的特点与社会作用的一致，以言志无邪为主，又注意情性，文与质的统一，这才是〈明诗〉的总的思想。刘

勰评论作家作品，探讨诗歌的源流，谈论创作的要求，无不是从这点出发的。
   
      （三）刘勰：徘徊于情与志之间
    但是，“感物吟志”说尽管注重言志情性的统一，但落实到具体诗歌创作，二者所占比例并非各占百分之五十，并不是完全势均力敌的。刘勰时而偏向于正统的言志派的，这就使他某些层面上与缘

情派有了对立，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他的这种倾向有一定的救弊作用；如他批评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绔力柔”等。但就我们今天的实际来看，这种倾向的片面性就极为明显。又如，范文澜就指

出，他虽然肯定建安诗歌，但“如〈文心雕龙〉所载公宴诗、游鉴诗、赠答诗是”，而对现实性较强的“北上众引”和歌颂爱情的“秋风列篇”，他在〈乐府〉中却是批评的，说它们“志不出于荡，辞

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这说明，刘勰里面倚重于“情”，时而倾向于“志”，他的这种徘徊和矛盾心态，使得他的诗歌观的其他局限性也表现出来。当他偏向于传统的“言志”派时，他必然强调“宗经”。他把《诗经》

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说它是“正体”，把五言诗看作是“流调”，虽然这并没有贬低五言诗的意味，但他的态度显然是重四言而轻五言的，而刘勰之后的钟嵘在《诗品》说敢于指出四言诗的不足“每

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岂不指特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可见，他受“宗经”局限，对诗体发展的认识不及钟嵘认识正确，他不象

钟嵘那样肯定五言诗对四言诗的发展，因此也就更无视当时已经出现的七言诗创作，而这些诗体的变化，甚至连《宋书．谢灵运传》、《南齐书．文学传论》这样的史论都注意到了，他们都从诗歌发展

形式上，看到新形式而加以称赞。《明诗》只提到“三六杂言”，即三言诗、六言诗及杂言诗，没有提及七言诗，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他本着“宗经”的立场，过分看重四言诗的“正体”地位，以致对

诗歌史的发展认识不足。
    不仅仅《明诗》表现他徘徊于“言志”与“缘情”之间。整部《文心雕龙》，处处都表现出了这种折衷的倾向：一方面，他主张要学习经书，效法圣人，确立“志思蓄愤”的规范；一方面，他又主

张应物兴感，吟咏情性。徘徊于“情”与“志”的刘勰时而又偏向于突出“情”的重要地位，要求“为情而造文”。过分侧重于“情”，必须会过分注重辞采。虽然刘勰能赞赏“直而不野”的古诗十九

首，但是却不能欣赏陶渊明的诗。《明诗》通篇，包括《文心雕龙》全书，没有提及当时大五言诗发展史上独树一帜有杰出成绩的作家陶渊明。陶渊明卒于公元４２７年，刘勰卒于公元５２０年，因此

，从时间上看，刘勰不可能不接触到陶诗。而当时接待过刘勰的萧统，就能欣赏陶渊明，指出他“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良，莫之与京。”有人认为是因为陶渊明不符合他

“言志”、“宗经”的立场，恰恰相反，陶早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日月搠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我以为之所以忽视陶诗，

刘永济的说法比较可靠，“唯独于渊明不著一字。故知舍人著论之时，靖节诗集，尚未裒辑，而陶公避世绝游，知音廖寂。时人方好组丽，鲜崇雅正。遂令醇音闷响，终违师旷之耳。真采失色，永绝离

娄之目，此则论文之士所当深慨者矣。”原因之一是陶之诗集当时未行于世，其次是受当时人“好组丽”的影响，而“好组丽”，正是刘勰徘徊地情志之间的另一个误区。
    可见，《明诗》暴露了刘勰在“情”与“志”之间的矛盾心态，显示出他无法真正协调情与志的关系，如同我们今天依然不能做到一样。

    参考书目：
    《刘勰和<文心雕龙>》,陆侃如、牟世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刘勰与<文心雕龙>》,詹英著,中华书局,1980年。
    《刘勰的文学史论》，张文勋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文心雕龙注释》,周振甫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文心雕龙诠释》,张长青、张会恩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文心雕龙译注》,赵仲邑译注,漓江出版社,1982年。
    《中国诗学体系论》，陈良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一册，刘大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中古文学史论》，王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汉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于迎春著，东方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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