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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体发展与文体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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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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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以此观之，慎勿以书自命。虽然，厮猥之人，以能书拔擢者多矣。故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之体，故是书之渊源。萧晚节所变，乃是右军年少时法也。
……唯有姚元标工于楷隶，留心小学，后生师之者众。洎于齐末，秘书缮舄，贤于往日多矣。
上述诸条所及，王羲之、萧子云等人，皆有过人才识。而当时为社会所推崇者，无一不是在书艺方面，可见时俗所重。翻检《晋书·王羲之传》和《梁书·萧子恪传》：“羲之幼讷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尝谒周凯，凯察而异之。时重牛心炙，坐客未瞰。凯先割啖羲之，于是始知名。及长辩赡，以骨鲠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子云善草隶书，为世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世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语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势而已。十许年来，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势，洞澈字体；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犹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隶式，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其书迹雅为高祖所重，尝论子云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实，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其见赏如此。”
关于北朝的艺能问题，这里联系到陈寅恪关于“胡族的汉化”问题：进入中原的各族，都经历了汉化的过程。在文化方面，胡族上层的文化都很高。在匈奴族方面，陈寅恪曾举到刘渊、刘和、刘宣和刘聪等刘氏家族，所援引的史料是《晋书》。如其中一百零二卷《刘聪载记》略云：“刘聪，字玄明，一名载，元海第四子也……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特别提及刘氏工于草书、隶书。
还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治史者一向似未经拈出。在两晋南北朝大量墓志碑刻材料中，“工书”专门，往往勒石标榜，作为“盖棺定论”。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北魏《元悌墓志》记载“学冠书林、尤好八体”：“王讳悌，字孝睦，河南洛阳人也。折彩丽天，冻源带地。鸿光昭晰，清烂自远。祖重华迭曜，握天镜以临万国；考蹈德齐札，(扌怱)三事以调四气。王资灵川岳，居贞若性。博览文史，学冠书林。妙善音艺，尤好八体。器宇淹凝，风韵闲逺。丽藻云浮，高谈响应。”一个是北魏《元钦墓志铭》铭刻墓主“笔下云飞，纸上风起”，似乎生前尤工草书：“君讳钦，字思若，河南洛阳人也。恭宗景穆皇帝之孙，阳平哀王之季子也。长源与积石分流，崇峰共升极齐峻。丹书写其深玄，绿图穷其妙迹。固以备诸篆素磬于金石者矣。……君资五行之秀质，禀七耀之淳精。生而环奇，任维国秘，职司王言。笔下云飞，纸上风起。忠规良谋，内外称焉。”
正因为“书艺”在“艺能”当中尤为社会习尚所重，所以，颜氏对于南北朝所盛行的俗字就给予了特别注意。颜氏《杂艺》篇所反映当时的社会用字实际，风气煽被，确实遍及朝野，甚至出现政府当局出面，成批别造加以推广的情形。《册府元龟》：“后魏太武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诏曰：在昔帝轩，创制造物，乃命仓颉，因鸟兽之迹，以立文字。自兹以降，随时改作，故篆隶草楷，并行于世。然经历久远，传习多失其真，故令文体错谬，会义不惬，非所以示轨则于来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则事不成，此之谓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颁下远近，永为楷式。”可见政府当局也明确意识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不独关乎文章，抑或在于文字。
书体发展与文体自觉
如上所述，两汉魏晋时期，社会盛行品评风气。当然，其中不同时代，互有消长，固毋庸赘言。品评的标准，首重艺能。各类艺能之中，推崇文学和书艺。这从当时诗文评空前发达，文章流别的自觉意识，也可窥见一斑。士族高才风流放达，首先体现在善于以各种艺能优雅从容地应酬不同的场合。具体反映在文学的书体类型上面，首先就是“体”随“用”施，所“用”不同，“体”即变换。同样很难设想：古朴藏拙的篆文、四平八稳的隶书，如何适应于文体大备的魏晋南北朝文学。
调查表明，士族大家，众多才俊，往往书艺与文学兼擅。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学自觉与书体发达诸多因素的直接关联。有的专家讨论南朝士族大家起源形成过程中的政治、术业和经济因素关系，曾经列举两晋南朝20世家大族作为统计数据说明，政治因素有关者13家，术业因素有关者7家，而都与经济因素无关。士族起家，关乎社会体制和舆论风尚，关乎家庭文化教养。以门户为资本，自可优游于社会清要。论者以王氏为例，《南史·王筠传》中，王氏自诩家门七叶之中，几于人人有集。“考王氏一族中有文集者35人，475部；无文集而有文章流传于世者计34人。文士以羲之、韶之、融、俭、筠、规为最著。论书法则以羲之、献之父子为第一；导、廙、恬、洽、珉、僧虔、志、彬、僧佑、籍、珣等，皆以能书名。”可为书艺与文学兼擅的代表。统计者还以《世说新语》为材料范围，设计当时品评关注所在的主要项目，观察两晋名士的分类情况。其中，设定包括兼擅书艺在内的“文学艺术各有所成就者”为C项。这样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总共所涉及43名两晋名士中，含有C项者有22人，超过50％以上。当然，论者语料的选取，统计的方法，存在一定局限。已不在本文调研范围，故不置论。
基于上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书体使用真正到了追求个性的阶段。这种书写上的自觉，主要体现在书写风格的自觉追求和使用场合的讲究。社会用字，要求各体皆备，以适应于不同的场合，协调于不同的文体。其用不同，体即有别。使用场合要与书体相统一的特定要求，体现了中古社会用字的“自觉”，促进了各种书体的空前发展。相关纸张介质的普及，促进了楷、行、草等各种书体的完备，书面文学走向全面自觉，才真正具备了基础。社会文字使用，讲究使用的场合和文字所记录体裁的配合协调成为可能，才是真正促成魏晋南北朝文体自觉的内在因素和基本条件。
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就直接从文化工具、著写传抄与文史的发展关系着眼进行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史大备。《隋书》“志”分列三十类，“列传”分列五十类，史部817部13264卷。列在正史者，就有范哗《后汉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姚察及子思廉《梁书》，魏收《魏书》，等等，皆出自此时高门文士之手。谱牒方志，其时也空前发达。这种现象，梁启超分析原因在于：“史官制度，至汉已革。前此史官专有之知识，今已渐为社会所公有，此其一也；文化工具日新，著写传抄及收藏之法，更加利便，史料容易汇集，此其二也；迁书既善美，引起学者兴趣，社会靡然向风，此其三也。”
梁氏史论，特别揭出著写传抄文化工具作为直接的文史发展内因，可谓手眼跳出。自从鲁迅标榜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一说，讨论附和者实繁有徒。但通常情况下，人们看到的是皮相漫言，简单附会。所谓追求个性，遂致自觉。大类梁上君子，一跃即下，似可概乎言之。因为关系实际很简单：论者实在无法拿魏晋南北朝文学来证明此前战国诸子就不追求个性，也不能与秦汉文章形成此疆彼界的对立。文学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体裁流别，但在当时，书体达到各体皆备，适应于不同的文体、不同的场合，与文体发展的关联至为直接。书体的完备，要取决于物质的因素和社会的因素。物质的因素，就是书写介质转换的实现即纸张在魏晋南北朝真正普遍进入日常书写领域。社会的因素，则是家庭教养的积累和崇尚书艺的社会需求。学人曾专论南朝士族，其中注意到钱穆讨论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文化与门第之关系：再则提倡声律，讲求裁对，精通书画，旁及杂技，殆无不与士族生活有关。此所以钱穆所云“魏晋南北朝时代一切学术文化，必以当时门第背景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当时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欤?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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