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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体发展与文体自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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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0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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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部》：“楷，木名，孔子冢盖之树。又楷式也。《礼记》曰：今世之行，后世以为楷。又音皆。”唐代传抄南北朝《玉篇》的《名义》：“楷，法也，式也，模也。”《法书要录》卷七引唐代张怀瑾《书断·八分》：“(八分)本谓之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名义》释义“法也、式也、模也”等项，即来源于此。汉代史岑《出师颂》：“允文允武，明诗悦礼，宪章百揆，为世作楷。”《法书要录》卷二引南朝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之二：“此书虽不在法例，而致用理均，背间细楷，兼复两玩。”宋代黄伯思《东观余论·跋汉太尉刘文饶碑后》：“想文饶之高风，玩中郎之妙楷。”这里已经将东汉蔡邕的书法作品作为“妙楷”来玩味了，不过，从现存东汉用字实物来看，这里所谓的“楷”，基本上是广义的理解，而且主要还是指隶书。
狭义“楷书”，作为汉字书体之一，由隶书演变而来，通行至今。楷书又称正书、真书、正楷。以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名楷书。真正将楷书作为从隶书演变而来的独立书体类型、与隶书相并列、作为狭义书体类型进行传承定形的阶段是唐代。这个时期楷化规整的标准呈现为两类：一是开成石经代表的字样标准，二是《五经文字》、《干禄字书》等字样书代表的字样标准。但后者有的又经过了传刻，所以，真正的楷字标准是唐代所保存的石刻字样。清人钮玉樵辑《觚剩初编》“石经”条记述甚详：“余既购西安石经全本，而未详书者姓名及刊立始末。走书频阳，询李子德内翰。李遣其嗣子叔青往盏厔从赵子函家抄示云：唐天宝中刻九经于长安……太和七年，敕唐言度复定石经字体，于国子监立石，九经并《论语》、《孝经》、《尔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样四十卷。开成二年告成……按六朝以前用分隶，今石经皆正书，且多仿欧虞法，知其唐人书无疑。《礼记》首《月令》以尊明皇，讳纯字以尊宪宗：又知其非天宝以前人书矣。则今西安府学石经，乃唐文宗敕定，而成于开成时者。”中唐传抄敦煌文献所使用楷字，基本已经体现出通行楷定的风格。如我们以出自一人之手、风格统一、时代明确的《敦煌本庄子南华真经辑影》作为对照楷字传承定形时间层次的文献用字，统计发现两个特点：一是该时期所有定形的楷字都来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楷字；二是一部分呈现某些变异特点的楷字，也都是传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楷化结果。
《颜氏家训·杂艺篇》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用字转形的背景情况：“晋、宋以来，多能书者。故其时俗，递相染尚，所有部帙，楷正可观，不无俗字，非为大损。至梁天监之间，斯风未变；大同之末，讹替滋生。萧子云改易字体，邵陵王颇行伪字：前上为草，能傍作长之类是也。朝野翕然，以为楷式，画虎不成，多所伤败。至为‘一’字，唯见数点，或妄斟酌，遂便转移。尔后坟籍，略不可看。北朝丧乱之余，书迹鄙陋，加以专辄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为忧，言反为变，不用为罢，追来为归，更生为苏，先人为老，如此非一，遍满经传。” 吕思勉从晋南北朝学术系统，专节讨论当时纸张真正进入书写领域之后，魏晋南北朝社会用字情况。欲救文字之乱，必当厘正字书，当时官家，亦有为之者。《梁书·萧子显传》：“子恺先是大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魏书·太祖道武帝纪》，天兴四年，“集博士儒生，比众经文字，义类相从，凡四万余字，号日《众文经》。”《周书·艺术列传》，太祖“命赵文深与黎季明、沈遐等依《说文》及《字林》刊定六体。成一万余言，行于世。”论者按“钞”字之义，今古不同。今云钞者，意谓誊写，古则意谓摘取。故钞书之时，删节字句，习为固然。两晋南北朝，此习未改。《颜氏家训’书证篇》云：“‘也’是语已及助句之词。河北经传，悉略此字。其间有不可得无者。”根据这类社会习惯，由于顾野王原本《玉篇》书证繁复，使用不便，可能当时就有这类“钞本”，成为《名义》传抄的根据。作为系统内部的证明，我们现在看到的传抄本《篆隶万象名义》，一是删除了书证，只存义项用字；二是所有义项后面作为语已词的“也”字，也悉被删除干净(上引该抄本有关文字我以[ ]形式补充出了抄省的“也”字)。还有系统内部的证明，就是《名义》虽然来自原本《玉篇》的传抄，但又存在若干差异，仅反切用字《原本》残卷与《名义》之间就存在二百余处差异。我调查的结论是：唐代曰释空海传抄的内容，跟原本《玉篇》属于同一系统，但可以肯定不是现在我们所见原本《玉篇》残卷的抄本。现在所见日本东京大学所影印高山寺藏本《篆隶万象名义》卷第一之下标识“东大寺沙门大僧空海撰”字样，似乎可以说明，唐代日释空海传抄，也许根据当时已有可供“撰写”而不需“抄取”的删节本。
《魏书·列传第六十九》：“刘仁之，字山静，河南洛阳人。仁之少有操尚，粗涉书史，真草书迹，颇号工便……性好文字，吏书失体，便加鞭挞。言韵微讹，亦见捶楚。吏民苦之。而爱好文史，敬重人流。与齐帅冯元兴交款，元兴死后积年，仁之营视其家，常出隆厚，时人以此尚之。”《北史·乐逊传》：“逊舆榇诣朝堂，陈周宣帝八失。其七曰：诏上书字误者，即科其罪。”吕思勉特别注意到，当时人士，于小学多疏。他提到的根据是当时有些著名学者，对于古文字已经了解甚少。如王僧虔善识字体，已不能真识竹简古书。有的人士甚至连秦汉间字体亦非常陌生。对于这类现象，我认为，翻过来似乎也可以说明，两晋南北朝社会用字的转型期已经完成，即今文字已经完全取代古文字，楷书为主体的今文字已经完备且趋于定形。古文字作为社会用字的主体，早已退出书写领域。作为交际工具，弃置日久，自然相忘。
书写空间扩展趋向自由，是需要一定物质基础的。直接的因素，就是纸墨的完备。纸张既如上述，但用于书写的纸张，开始也不可能廉价走人寻常百姓之家。相当长时期之内，“敬惜字纸”除了民俗文化信仰的反映，更是当时纸张价值不菲的体现。清代学者梁绍壬留意到时人对于“废纸”的处理，也许关乎书写载体介质局限因素，同书又特举古代笺牍中将人名双字者省简为一字的现象。吕思勉曾经列举了大量好学书而乏纸张的动人史料。但是，两晋南北朝书写者自己就能制造纸墨，则已经见于正史文字。像《南史·张永传》所载：永有巧思，纸墨皆自营造。宋文帝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此也。而《梁书·列传第四十三》则记载：“袁峻，字孝高，陈郡阳夏人，魏郎中令涣之八世孙也。峻早孤，笃志好学，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讷言语，工文辞。”逮至南北朝，家贫好学者，没有力量购书，但却可以有纸抄写。这表明纸张作为书写材料：已经相当普遍了。
物质因素具备了，而当时版刻尚未通行，南北朝还出现了从事书写的专业户。《魏书·列传第四十三》载刘芳曾为诸僧佣写经论：“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淡然自守，不汲汲于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北史》卷九十则载蒋少游以佣书为业：“蒋少游，乐安博昌人也。魏慕容白曜之平东阳，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后配云中为兵。性机巧，颇能画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遂留寄平城，以佣写书为业。”《梁书·孝行传》记载沈崇傣，佣书以养母。《南史·孝义传》则记载庾震桑父母，居贫无以为葬，赁书以营事，至手掌穿，然后葬事获济。这种或以书为雇佣的关系，或以书为业解决贫困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书写需求。
基于上述，可以将纸张获得广泛使用，作为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字发展的物质因素来看待。
书体自觉作为魏晋南北朝家庭社会教育
魏晋以来，门阀士族阶层形成并得到发展。“门户”一词，为当时社会日常高频用语。陈寅恪论北魏前期的汉化问题，特别提出：“有一点可以注意，在南北朝初期，所谓胜流，不必以高官为唯一的标准，即寒士有才亦可目为胜流，非若南北朝后期魏孝文帝的品目门第胜流，专以官爵的高下为标准。《魏书·卢玄传论》云：‘卢元绪业著闻，首应旌命，子孙继迹，为世盛门。其文武功烈，殆无足纪，而见重于时，声高冠带，盖德业儒素有过人者。’范阳卢氏在政治上的地位不及清河崔氏，其所以见重于时，主要在‘德业儒素有过人者’。德业儒素，即所谓人伦。东汉以来评论人物，标准有两条，一为姓族，讲整个家族；二为人伦，讲个人才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借以集事。”“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南史·刘系宗传》中齐武帝也这样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相互印证，即可看出当时士族高门的社会风尚。
汉魏盛行乡党清议之风，月旦人物之评。两汉录用人才，大抵由于征辟与选举。而征辟与选举，则唯以乡党清议为标准。《后汉书·许劭传》：“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应劭作《人物志》，辨别人性，分析才能。傅嘏论才性，见《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曰：“嘏好论才性，原本精微，尠能及之。”钟会作才性同异之论，《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钟会字士季颍川长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南北朝·宋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其体例为“德行”“言语”等分类，原本就是人物的品评谈资，为汉末魏晋南北朝社会品评风气的直接产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钩玄：“所记分三十八门，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
在重视社会品评的风气影响之下，为了使家族地位不至于式微成寻常百姓，家庭教育受到了空前重视。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这一反映上流社会系统家庭教育的巨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从颜之推的专门论述来看，当时的家庭教育内容主要是强调“德、艺”两个方面：既重视儒学经籍，又注重家传技艺；既以儒学传家，又沾染玄风；既重视艺能教育，又强调门风传承。“名实”第十开宗明义：“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勉学”第八强调：“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当时所谓的艺能，为士族大家所普遍重视者，大要有两端：一是文学，一是书法。东晋南朝最著名的两大门阀家族陈郡谢氏和琅邪王氏，其家学教育，一以书法为主，一以文学为主，典型地代表了当时的家教观点。
《颜氏家训》除了“序致”第一，就是“教予”第二。在该篇中，特别提到“书疏”，根据王利器《集释》，“书疏”为南北朝人习用语：颜氏本训后面“杂艺”第十九篇亦有“书疏尺牍，千里面目”之语。“杂艺”专讲“艺能”，开篇即这样强调：“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书疏尺牍，千里面目也。’”“杂艺”篇，突出反映了颜氏的“艺能”观，特别是为南北朝所普遍重视的“书艺”在“艺能”中的地位和社会风尚：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唯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日：“吾着《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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