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逐势利，不愿做官，甘愿过贫困生活的思想，庄子对那种不择手段，阿谀奉承，而取得高官厚禄、荣华富贵的小人，是深恶痛绝的。《列御寇》篇，写宋国曹商，出使秦国，阿谀逢迎，大悦秦王之心，得车百乘。他以此夸口于庄子说：“夫处穷闾阨巷，困窘织屦，槁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百乘者，商之所长也。”他这番话，一则讽刺庄子无能，只能身居穷闻阨巷，困窘织屦为生；二则自我吹嘘，说自己有一悟万乘之主，取得荣华富贵的才能。这种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拙劣表演，真堪称古今“鄙夫”的典型。对待此等小人，庄子并未施以仁慈，他以牙还牙，给以有力的还击。他说：“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砥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子岂治其痔邪，何得车之多也?”庄子以辛辣冷峭的深刻语言，讽刺曹商给秦王舐痔，所以才窃得荣华富贵。庄子借用此类小人，“以比今之阿谀苟容、窃取权势者”17，显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道不同，不相为谋。道家学说与儒家学说，在许多问题上，都是相互牴牾的。司马迁曾经指出，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18苏轼以来，明清学者，出于维护孔子的地位，强说庄子是尊孔的，这除了制造混乱，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庄子对儒家标榜仁义，欺世盗名，是极为憎恶的。《外物》篇“儒以诗礼发冢”的寓言，对那些以诗礼为名，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的伪儒，给予了尖刻辛辣的批判。陆西星说：“儒以诗礼名家，而所以教其弟子者，不过日夜剽窃古人之余绪，斯不谓之盗儒乎?”(见《南华经副墨》)刘凤苞说：“诗礼是儒者之所务，发冢乃盗贼之所为。托名诗礼，而济其盗贼之行，奇事奇文，读之使人失笑。”陆、刘的评论可谓是颇有见地的，道出了这则寓言的真谛所在。《盗跖》篇，写庄子痛斥孔子摇唇鼓舌，欺世盗名，蛊惑人心，竟使孔子无地自容，连连下拜。真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堪称讽刺文学一绝!纵观中国文学史，可以说庄子对后代讽刺文学的成长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庄子》中，我们通过类似这样的寓言故事，不难看到，南华老人不仅没有脱离现实社会，他对现实社会还是十分关注的。胡文英对庄子的研究有独到见解，他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心肠热，故感慨万端。”19说明庄子虽有消极遁世思想，事实上，他并没有完全脱离现实社会，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隐士生活。相反，他对社会上许多丑恶现象，往往都是愤愤不平，嫉恶如仇的。庄子这种对待政治的态度，恰恰又促进他散文风格的形成。所以说思想和文风的形成，是相辅相成的，二者不能截然分开。另一方面，通过一些生活和生死问题，我们也能看到庄子的人生态度极其鲜明的艺术特点。人世社会，五花八门，三教九流，纷纷扬扬，热闹非常；冷暖炎热，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真善美丑，应有尽有。人们究竟怎样才能应付这种繁复杂乱的社会现实，渡过艰难的人生呢?的确，这是一门颇深的学问。庄子对待人生和社会问题，与众不同，他应对如流，总是以谈笑风生，幽默诙谐的态度，轻松愉快地予以对待。在庄子寓言故事中，表现这方面主题的作品并不在个别篇章。《外物》篇写庄周家贫，去向监河侯贷粟，监河侯是个吝啬鬼，不愿借给，还戏弄庄周说：“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庄周颇为生气，并以幽默诙谐的语言，以谈笑风生讲故事的方式，来讽刺监河侯其为人。庄子忿然作色说：“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日：‘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日：‘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日：‘喏!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鲥鱼忿然作色日：‘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我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写得很生动，饶有情趣。揭示出朋友之间，平日侃侃而谈，似乎亲如手足，而一旦遇到危难，却冷若冰霜。陆西星对此则寓言故事，曾经评论说：“生事萧疏，穷途仗友，仁者当亟恤之。乃为此纡缓不急之淡，友道之薄，为甚于此。”这对于势利之交，不讲情谊之徒，无疑将是有力的讽刺。

    南华老人禀性旷达，所以能视生死如春秋代谢，潇洒超脱。《庄子》中的许多寓言和议论文字，即足以表现庄子旷达超脱的个性及其幽默诙谐的艺术风格。《至乐》篇写庄子妻死，庄子不哭。惠子去吊丧，看见庄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感到异常奇怪，于是就问庄子说：“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其实则不然。庄子妻刚死，他本来也很悲伤。后来，他悟出生生死死的道理，就变悲伤为快乐了。所以，他答惠子说：“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元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所谓“不通乎命”，即不懂得人的生死规律。庄子所谓人生的规律，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番道理。在一般人看来，南华老人此等言行举止，似乎近于滑稽，不近人情。晋代的孙楚就曾经指责庄子说：“妻死不哭，亦何而欢?慢吊鼓缶，放此诞言。殆矫其情，近失自然。”20明代陈荣选表示不同意孙楚的看法。他说：“庄子鼓盆，似不近人情，不知此种无情学问，究竟性命者紧要，得力正在于此。”21“应当说，陈荣选别具慧眼，识破了南华老人的天机，真正体会到“庄子妻死”寓言的旨趣所在。徐文长说：“庄周轻死生，旷达古无比。”22则更是拨开千占迷障，还原庄子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

    即使庄子自己将要死去，他也仍然是谈笑风生，置生死于度外，表现出幽默诙谐的态度。《列御寇》篇写庄子将死，弟子想为他举行厚葬之礼。庄子反对弟子这种想法。他说：“吾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乎?何以加此?”弟子说：“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说：“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在这里，庄子在临死之前，没有丝毫贪生怕死的念头，能够这样谈笑自如，口出奇言，幽默非常，这种豪放旷达的浪漫精神，真是“天地万物中，赫赫然有此一人在!”23不愧为是中国文学豪放派的鼻祖。

    谈到庄子其人，人们总感到他是个神秘而难于捉摸的人物；谈到庄子其书，人们总感到太复杂，比较费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庄子》书中神秘玄虚的道艺物化观念，也是人们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之一。《庄子》书中这种神秘玄虚的道艺物化观念，又构成庄文比较突出的浪漫主义风格。正因为如此，人们一方面感到《庄子》之书神秘玄虚，一方面又爱不释手，感到其中有令人咀嚼的浓郁芳香。要深究这个问题，必然就要涉及老子和庄子尊崇的“大道”。他们尊崇的“大道”究竟是何物?说来，这也是个难以论述而带有严重神秘色彩的问题。从本质上而言，老子和庄子都认为“道”是物质的东西。老子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道”不仅是物质的东西，老子还认为“道”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不可名状的东西。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大“道”观念，认为“道”无所不在，在蝼蚁、梯稗、瓦甓、屎溺等一切物质中。而且，认为此“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老、庄所谓的“道”，其神秘玄虚性，由此亦昭然若揭了。在庄文中，就浸透了这种神秘玄虚色彩，因此，它也就孕育了庄子文学的浪漫主义风格。

    《天道》篇轮扁斫轮的寓言故事，是众所周知的。轮扁斫轮，技艺虽然高超，但不能传授。轮扁声称其斫轮技艺：“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其妙就妙在，只能体会，不能言传。宣颖说此则寓言，正说明“道之在虚也、静也、无为也”24。林云铭说：“说此一喻，正见意非言所能传也。求道者，当于不传处通之，则几矣。”25宣、林二氏，皆说明庄文的神秘玄虚色彩。“庖丁解牛”(《养生主》篇)、“吕梁丈夫蹈水”(《达生》篇)、“梓庄削木为鐻”(同上)和“捶钩者”(《知北游》篇)、“匠石运斤成风”(《徐无鬼》篇)等等所表现出来的出众技艺，表面上看，在具体操作上与轮扁斫轮不同，实际上它们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旨趣基本是相同的。

    庄子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物化”观念，实际上又是其“大道”观念的另一种表现。可以说，庄子的“物化”观念，从不同的角度，又给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征，增添了许多“弦外之音”和光怪陆离的异彩。《齐物论》中庄周梦蝶寓言，古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成为不少文人骚客创作的题材。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此时，庄子已经进入“物化”境界。他感到舒适愉快，竟然忘记自己是现实存在着的庄周。可是，当他忽然觉醒时，又感到自己还是庄周，因此，便惊疑万状，不得其解，发出“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感叹。事实上，“周与胡蝶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所谓“物化”，按照庄子的观点，这就叫“大道”时而化庄周，时而化为胡蝶，万物齐一的“物化”现象。《至乐》篇写滑介叔左肘生柳(瘤)的寓言故事，与庄周化为蝴蝶，同样都是“物化”现象。死生同状，万物为一，即庄子《齐物论》的基本思想。宣颖说：“周可为蝶。蝶可为周，可见天下无复彼物此物之迹，归于化而已。”26林云铭惊叹，庄生老人想象奇特，认为“除是天仙，断不能寄想到此，”“意愈超脱，文愈缥缈”27，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浓厚感情。直至当代，庄周梦蝶的“物化”现象，为今天作家创作时传神人化，又提供了借鉴。

炽热动人的诗人气质

    一般说来，浪漫主义文学家对人生大都充满幻想，对生活具有执著追求的欲望，对黑暗腐朽社会嫉恶如仇，具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大胆揭露的批判精神。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庄子是最典型最富有个性特征的浪漫主义文学家，说他最典型，就是因为他既具有一般浪漫主义文学家的共性，也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个性。他的与众不同的特殊个性主要表现之一，就在于他具有炽热动人的诗人气质。庄子的这个特点，可以从这样三方面来论述：(一)炽热动人的诗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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