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弁言：战国纪年，错讹无穷
　　研究战国诸子思想，必先了解诸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必先了解诸子生平和思想源流，以及论敌生平和思想源流。
　　由于秦灭六国之后，尽焚六国史书，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战国史仅有依据《秦纪》的秦国纪年基本无误，六国纪年只能据《秦纪》推断。除了周室纪年、楚国纪年也基本无误外，其余五国纪年错讹无穷。
　　这一窘况本该于西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魏国编年史《竹书纪年》后迎刃而解，可惜此书又于两宋间亡佚。尽管亡佚前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已依据《竹书纪年》对《史记》的战国纪年稍加厘正，但一来厘正很不完备，二来《竹书纪年》止于“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因此战国史至今一团乱麻。虽经诸多学者殚精竭虑考订勘误，但至今颇多异说，往往连主流意见也未得其正。比如《辞海》所附《战国纪年表》综合了学界的主流意见，参考吸收了陈梦家《六国纪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等，但《辞海》1979版与1999版所附《战国纪年表》却不同，后者有时纠正了前者之错，有时却将原本不错者改错，有时两者相同而皆错，有时两者相异而皆错。
　　战国纪年的错讹，使系于战国纪年的诸子生平也扑朔迷离，进而导致诸子思想的研究也陷入困境。许多庄学家（研究其他诸子者亦然）都用错误的纪年证明其臆测，由于年代错讹，因果颠倒，其所阐释的庄学义理离庄学奥义甚远。
　　我为了研究《庄子》而研究战国史和诸子学二十多年，对任何疑难都不敢回避，稍欠把握就不敢动笔。在充分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理顺了战国时代十九国的纪年，尤其是理顺了不属“战国七雄”但研究《庄子》无法回避的宋国史和中山国史。我考定的许多纪年，与主流观点相异。
　　在阐释庄学奥义之前，必先了解庄子生平及天下大势。只有先明庄子生平及天下大势，才能领悟庄子为何要这么写，究竟在说什么。
　　一、庄子宋人，宋王暴君
　　公元前369年（下略“公元”二字），宋辟公（前380-前340在位）十二年，庄周生于宋国蒙城，今安徽蒙城。
　　前340年，庄子三十岁，宋辟公卒，谥桓侯。其子剔成（前340-前338在位）继位。
　　前338年，庄子三十二岁，宋君剔成之弟逐兄篡位，剔成奔齐，无谥。剔成之弟名偃。钱穆先生业已考定无误，宋君偃在位长达五十二年（前337～前286），《史记·宋世家》误为四十七年（前332～前286），《史记·六国年表》误为四十三年（前328～前286）。
　　前328年，庄子四十二岁，宋君偃继齐、魏之后，成为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称王前在位十年，称王后在位四十二年，死后谥康王。
　　宋康王是中华历史屈指可数的暴君，《吕氏春秋·淫辞》记录了他的凶暴：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何，宋君杀唐鞅。
　　前286年，齐湣王灭宋。宋康王出奔魏，卒于魏之温城（《史记·魏世家》魏昭王十年）。齐之灭宋，得魏、楚出兵相助，故魏、楚得以瓜分宋地。庄子于宋灭之年去世，死后故邑蒙城归楚，因此后世有异说，误传庄子为楚人。
　　从三十二岁到八十四岁去世，庄子在宋康王暴政阴影之下生活了五十二年。宋康王是宋国史唯一之王。《庄子》中的“宋王”（庄子生前不可能知道宋王谥康，为隐晦其旨又不可能称名），乃至一切古籍所称“宋君偃”、“宋王偃”、“宋偃王”、“宋康王”、“宋王”，指的都是这个暴君。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宋康王。
　　庄子著书，既要避免生前己身被宋康王诛杀以及己书被宋康王剿灭，又要预防身后其书被后世暴君剿灭，因此庄子的表达不得不极其隐晦。
　　二、宋君称王，战国第三
　　宋康王是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仅次于齐、魏两雄，而早于秦、赵、韩、燕四雄。
　　马陵之战后魏惠王任用主张与齐和解的宋人惠施为相，并于前335年继齐之后称王，翌年（前334）改元。魏惠王与齐威王在齐地徐州会盟，互相承认称王事实，史称“徐州相王”。周天子的象征性权威，至此已荡然无存。
　　宋君偃称王之年（前328），秦惠王（前337～前311在位）任用魏人张仪为相，四年后（前325）称王，翌年（前324）更元。秦惠王称王后二年（前323），曾与张仪在秦国争事秦惠王失利的韩人公孙衍（字犀首，以字行。时人称“犀首”，如称“仲尼”而不名），游说魏惠王建立中原诸侯“合纵”联盟，与齐、秦两强抗衡，得到魏相惠施赞成。魏惠王遂主持了韩、赵、燕、中山四国称王。魏与四国相互承认称王事实，史称“五国相王”。因此《史记·鲁世家》说：“景公二十九年（前323）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
　　前353年齐率先在中原称王时，庄子十七岁；前323六国皆称王之年，庄子四十七岁。三十年中，庄子亲眼目睹了“王天下”彻底崩溃的全过程，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庄子的母邦，摊到了极其凶暴又在位甚久的宋康王；庄子本人，抽到了毕生与其共始终的下下签。所以庄子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
　　三、中山称王，灭于赵国
　　战国诸侯称王，有两国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中山与宋。因此汉人刘向编定《战国策》时，除了为“战国七雄”各列专章，另有《中山策》、《宋卫策》两章。
　　中山为魏之别封。魏文侯（前445～前396在位）以中山人乐羊为将，前408年至前406年，伐灭古之中山国。但中山与魏国南部本土中隔赵国，无法并入版图，魏文侯遂封幼子魏挚于中山，成为魏的北部殖民地。
　　中山史唯一之王，其名未详，为魏挚（魏文侯之子、魏武侯之弟）之子、魏惠王堂弟。战国后期的道家魏牟（前320-前240），是中山王之子，魏挚之孙、魏文侯曾孙、魏惠王堂侄、魏襄王族弟，《庄子·杂篇·让王》称其为“中山公子牟”，又因中山曾一度称王而称其为“万乘之公子”（“千乘”指诸侯，“万乘”指王）。《汉书·艺文志》列《公子牟》四篇于道家，久佚。魏牟是庄子学派重要人物，《荀子·非十二子》攻击六组十二位诸子，魏牟与今已不详学说的它嚣同列第一组。中山被灭前，魏牟崇信公孙龙的名学（见《列子·仲尼》）；中山被灭后，魏牟因亡国丧家而转为庄学信徒。
　　赵灭中山之年（前296），庄子六十八岁。比庄子小四十九岁的魏牟，很可能在失国后成了庄子的晚年弟子。
　　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魏牟，也不能不了解与魏牟关系密切的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列子·仲尼》记载了中山公子魏牟在失国前对赵人公孙龙的崇信。而《庄子·外篇·秋水》记载了前中山公子魏牟在失国后对赵人公孙龙的猛烈诋毁。《秋水》是有助于理解《齐物论》的“外杂篇”中的重要篇什，很可能为魏牟所撰。
　　四、宋国称王，灭于齐国
　　前481年田齐篡姜齐，在格于“王天下”旧格局的中原，因名不正言不顺而遭到中原诸侯鄙视。直到齐威王（前357-前320在位）取代强魏，成为战国中期中原最强国，才令诸侯不得不仰视。痛恨“乱臣贼子”的大儒孟子、荀子都先后游齐，成为稷下学宫的客卿。孟子任“列大夫”，荀子三为“祭酒”。但庄子终生未履齐地，痛诋田齐为窃国“大盗”。
　　宋康王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军，拓地三百里，久与齐、魏、楚为敌。齐国伐宋，魏、楚出兵相助。秦国坐山观虎斗，希望中原最强的齐国，因伐宋而师劳国疲。前286年齐灭宋。
　　战国中期，诸侯纷纷僭称“王”号，导致了四大结果：
　　一、非诸侯的封君或卿相，在战国中后期也水涨船高地僭称“公”。
　　二、不愿与诸侯平起平坐的秦昭王和齐湣王，于前288年在秦相魏冉（楚人，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力主之下，一度僭称“西帝”、“东帝”，月余即迫于列国压力，各自撤销“帝”号。这一年庄子八十二岁，亲见以前仅用于天神的“帝”号被人间君主僭用。这对理解“内七篇”最后一篇《应帝王》以及最后的“混沌”寓言中“南海之帝”、“北海之帝”、“中央之帝”的奥义，极其重要。
　　三、诸侯称“王”后，逐鹿中原的血腥战争更趋白热化。交战双方人数合计常近百万，死伤常达数万乃至数十万。这对理解“内七篇”尤其是《德充符》中充满刑余、肢残之人，极其重要。
　　四、曾经称王的东周诸侯共计十一国：楚、吴、越、齐、魏、宋、秦、赵、韩、燕、中山。越灭吴，楚灭越，赵灭中山，齐灭宋。六国称王百余年后的前221年，秦灭曾经称“王”的剩余六国而一统天下，未曾称“王”的卫国，直到前209年才灭。秦王嬴政既不满足于像商、周那样称“王”，也不满足于曾被秦昭王、齐湣王用过的“帝”号，因而号曰“皇帝”，开启了漫长的中华帝国史。庄子对专制制度的惊人预见和超前批判，也因而长期有效。
　　五、宋王篡位，庄子弃职
　　宋康王逐兄篡位之年（前338），庄子三十二岁。此前，庄子一度在其本邑蒙城，短暂担任漆园吏。这是庄子近距离了解专制制度运作方式及其悖道本质的重要经历。
　　有一天庄子在雕陵的栗园里游玩，看见一只异鹊从南方飞来，翼展七尺，眼大一寸，翅膀扫过庄周额头，停息在栗树林里。
　　庄子说：“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不能飞远，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提起衣角快步跟过去，手持弹弓留意其举动。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下纳凉而忘了真身。一头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有所得而忘了真形。而那只异鹊正准备捕杀螳螂，因为将获其利而忘了真性。
　　庄子惊叹说：“唉！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物类都会招致更强物类的捕杀。”于是扔掉弹弓转身就跑，结果招来了怀疑庄子偷摘栗子的守园人追赶斥骂。
　　庄子回到家里，三天心情不好。弟子蔺且问：“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很不好？”
　　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中认知肉身，在清泉中看到真身反而感到迷惑。况且我早已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会盲从俗世命令。’如今我在雕陵游玩就忘了真身，那只异鹊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令我惊醒。我在栗林里游玩又忘了真性，栗林守园人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我心情不好。”
　　这一庄子轶事，载于《庄子·外篇·山木》。故事中的“异鹊”，似为《逍遥游》大鹏之原型。据此概括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把“异鹊”改为“黄雀”，使异鹊与大鹏的关系隐而不显。故事中还有唯一确知的庄子弟子——蔺且。《山木》当为蔺且所撰，故自书其名，与庄子在“内七篇”中自书其名相同。这是古人著书的署名方式。
　　《外篇·山木》的“材与不材”故事，与《内篇·人间世》主旨吻合。因此这一故事很可能为蔺且亲见亲闻，并非寓言。庄子一方面有感于“物固相累，二类相召”，另一方面适逢母邦发生宋康王逐兄篡位的宫廷政变，因此不愿再依附专制庙堂。他在《人间世》中写道：“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显然与他曾供职漆园有关。因不愿像漆树那样听任宰割，庄子遂弃漆园之职。
　　据“外杂篇”，庄子娶过妻，生过子，其妻先他而死，子嗣无考。庄子弃职以后，曾经西游魏，东游鲁，南游楚，北游赵。广泛的游历见闻，使他对天下专制制度有了无人能及的深刻认识。庄子居于陋巷，傲立江湖；编织草鞋，钓鱼授徒。这是只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做到的。没有一部先秦子书，如此广泛涉及鸟兽虫鱼；没有一位先秦巨子，如此谙熟洞悉百工技艺。这更是只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具备的。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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