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左传》与所谓“上古帝王之书”的《尚书》、大事纲要式的《春秋》之类历史著述不同，它同时又是一部具有重要文学意义的作品。《左传》作者在记载历史之时，自觉地将“人”这个社会历史的主体作为叙写的对象，将众多的历史人物具体形象地再现于他的史著之中，从而使《左传》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重要的历史文学著作，并在此后的文学史上发生了深巨的影响。20世纪的《左传》研究，已把《左传》的人物描写纳入研究范围，但对于古代的《左传》人物评论却较少涉及。故本文将对这一内容作出初步的论述。
一 史家传论:汉魏六朝《左传》人物评论的兴起
古代关于春秋历史人物的评论，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如《左传》书中及《论语》所载孔子对子产和晋文、齐桓等人物的评论;《孟子》书中对子产及齐桓、晋文、管仲等人物的评论;《荀子》书中关于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管仲、子产、晏子等人的评论，还有《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中有关人物的评论等等，都在后世产生过较大影响，也对今天的春秋人物研究具有参考意义。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尤其是考虑到对于《左传》成书年代乃至所谓“左传学”形成时代的不同意见，本文对我国古代《左传》人物评论的述说，拟从汉代开始。
在汉代的《左传》人物评论中，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是首先就应提到的。
司马迁在其《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曾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由此可知，司马迁是见过《左传》的。《史记》根据《左传》等所载史料，撰成了吴、齐、鲁、燕、陈、卫、宋、晋、楚、越、郑等《世家》，评价了春秋列国的许多重要人物;又撰列《十二诸侯年表》，表载《春秋》、《左传》、《国语》中出现的重要人物行事，以供成学治文者“欲览其要”;还专门写有《管晏列传》、《伍子胥列传》、《循吏列传》等，对管仲、晏婴、伍子胥等《左传》所载人物予以论叙。其中如评管仲曰:“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并称其为“世所谓贤臣”;评晏婴曰:“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评伍子胥曰:“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耶?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均对其人其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表明了太史公自己的景仰敬佩之情。
司马迁不仅为《左传》所载春秋人物立传，还以“太史公曰”形式，对这些人物予以直接的评价。如《宋微子世家》评:“宋襄（公）”，《晋世家》评“晋文公”，《楚世家》评“楚灵王”，《越王勾践世家》评“勾践”，《史记·循吏列传》评“楚相孙叔敖、郑相子产、楚昭王相石奢等”。西汉末年大学者兼目录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均好《春秋左氏传》。王充《论衡·案书》及桓谭《新论·识通》都有刘向重《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的记载。故刘向采《左传》中人物故事及其它先秦典籍史料辑成其《新序》、《说苑》、《古列女传》中的部分内容。如《新序》叙楚相孙叔敖为婴儿之时、卫灵公之时史“以尸谏”、晋大夫祁奚老而荐贤、申公巫臣谋娶夏姬等人事。《古列女传》凡分“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辩通”、“嬖孽”七传，其中亦载叙了晋文齐姜、秦穆公姬、楚庄樊姬（《贤明传》），楚武邓曼（《仁智传》）及陈女夏姬（《嬖孽传》）等《左传》中人物。
刘向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著《汉书》，撰成《古今人表》一篇，分别为“上智”、“中人”、“下愚”等“九等之序”，而其中尤以《左传》人物为多。诸如列入“上智”三等（上上、上中、上下）中的管仲、曹刿、宫之奇、百里奚、狐偃、介子推、先轸、弦高、董狐、令尹子文、叔向、季札、子产、晏平仲、齐太史、南史氏;列入“中人”三等（中上、中中、中下）中的颍考叔、楚武王、邓曼、楚文王、齐桓公、秦穆公、蹇叔、烛之武、晋文公、晋悼公、祁奚、子罕、行人子羽、伍子胥、申包胥、沈尹戌;列入“下愚”三等（下上、下中、下下）中的郑庄公、共叔段、周桓王、齐襄公、公子庆父、卫懿公、晋献公、骊姬、楚穆王（商臣）、齐懿公、晋灵公、陈灵公、夏姬、孔宁、仪行父、宋平公、羊斟、崔杼、庆封、齐庄公、楚灵王、费无极、卫灵公、邾庄公、夷射姑，等等，都是《左传》中很知名的人物。而且，班固根据其“为善”、“为恶”的标准，将他们分列于三类九等，已经表明了他对《左传》人物的评价态度。
班固而外，据南朝刘宋史家范晔《后汉书·文苑传》，东汉文人刘梁亦曾著《辩和同之论》，评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并引《左传》所载孔子语评“臧武仲之智”等。
如上所述，两汉的《左传》人物评论，主要是以史家著述中的传、论形式出现的，多半都带有史料的性质。两汉之后，《左传》“至魏遂行于世”（《隋书·经籍志》春秋类序）。晋时，杜预又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与范宁注《谷梁传》、何休注《公羊传》等“俱立国学”。杜预《集解》，注释 《左传》时常有对书中人物的评述文字。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杜预即注曰:“不匮，纯孝也。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谓‘永锡尔类’。诗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论之，不以文害意。”在这段注文中，就表明了杜预对郑庄公“孝心不忘”的肯定性评价。此外《隋志》还著录魏晋南北朝时人撰的《春秋大夫辞》三卷、《春秋左氏诸大夫世谱》十三卷等。这类书籍今皆不传，但据其书名可知已是以《春秋左传》人物言辞及世系为对象的专门性著述，显然在西汉研究的基础上已有了进步。
二 学人之文:唐宋《左传》人物研究的发展变化
唐代，是“春秋左传学”由总结到转变的重要时期。关于《左传》人物的研究，应特别注重的应是孔颖达与刘知己两人。
孔颖达在唐太宗贞观初年主持撰著《五经正义》。其中《春秋左传正义》，根据隋时人刘炫《春秋左氏传述义》，而以大量古代典籍资料以疏证晋杜预的《左传》注。其中就有对于《左传》人物的评论之词。如《左传》隐公元年载郑庄公因颍考叔之言而见姜氏“遂为母子如初”并以“君子曰”赞颍考叔“纯孝”，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在引杜预注文之后即疏之曰:
《尔雅·释诂》训“纯”为“大”。则“纯孝纯臣”者，谓大孝大忠也。此“纯犹笃”者，言孝之笃厚也……颍考以有纯孝之行，能锡庄公。庄公虽失之于初，孝心不忘，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谓“永锡尔类”也。
孔颖达在这里就表明了他认为颍考叔是纯孝、大孝，郑庄公“则与颍考叔同是孝之般类”的认识，从而也同《左传》“君子曰”及杜预注一样，表明了对郑庄公的肯定。
距孔颖达《五经正义》后五十余年，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刘知已的论史巨著《史通》问世。刘知己既是赞扬《左传》超过前人，也是重视《左传》文学性超过前人的人物。《史通》中，《载言》篇言:“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已充分注意到《左传》写历史与人物“言事相兼”的特点;《叙事》篇分析叙事件的四种表述方式，“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又三引《左传》之文以为范例云:
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春秋左传》言子太叔之状，目以“美秀而文”，所称如此，更无他说，所谓直纪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载申生为骊姬所谮，自缢而亡，此则不言其节操，而忠孝自彰，所谓唯书其事迹者;又如……《左传》记随会之论楚也，其词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此则才行事迹，莫不阙如，而言有关涉，事便显露，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
这里，刘知己虽在论“叙事之体”，实际上已是说“写人之法”了。除此以外，还有《杂说上》说:“《左氏》之叙事也……记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风”;《申左》篇说“寻《左氏》载诸大夫词令、行人应答，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述远古则委曲如存，征近代则循环可覆。”如此等等，已经是在具体分析论述《左传》描写人物语言性格的艺术方法。其新见卓识，至今还对我们有启迪作用。
中唐时期文学家韩愈，在其《进学解》中称“《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实际上是对《左传》具有虚浮夸大特色的一种认识，在后代颇有影响。其文集中，亦有《子产不毁乡校》之类文章，评述《左传》人物。如此文云:“我思古人，伊郑之侨”，“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不仅表明了对春秋贤相郑子产的思慕，更对他尊重民意、治国有方的才能政绩给予了赞颂。
宋代《春秋》学繁盛，宋人对于《左传》人物的研究评述，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和重要成绩。其中如苏轼、吕祖谦等《左传》人物专论的出现，更把《左传》人物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层面。 北宋文学家苏轼，虽然没有关于《左传》的专著，但他重视《左传》及其中的历史人物，其《文集》中就留下了《论郑伯克段于鄢》、《宋襄公论》、《管仲论》、《士燮论》、《论鲁隐公》、《论管仲》、《论孔子》、《论伍子胥》等十多篇关于《春秋左传》人物的专题论文，发表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如苏轼认为:“《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其中之一就是“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但于郑庄克段之事，苏轼却不简单地指责庄公，而认为“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曰‘郑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苏轼不仅为郑庄公克段进行了辩解，对春秋时期不时出现的骨肉相残现象进行了批评，还对《谷梁》、《公羊》二传在郑伯克段一事的评价方面，提出了异议，而对《左传》作者的态度给予了肯定。所谓:“《左氏》以为段不弟，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对于宋襄公，苏轼则给予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其《宋襄公论》云:“宋襄公非独行仁义而不终者也，以不仁之资，盗仁者之名尔”，“泓之役，身败国衄，乃欲以不重伤、不禽二毛欺诸侯”，“以愚观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使莽无成则宋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王莽也。”并总结说:“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论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后世者也。”历来论宋襄公的经学家，多从《谷梁传》“信而有道”立论，苏轼则揭出宋襄公“不重伤、不禽二毛”的虚伪，道出了宋襄公“蠢猪式的仁义”本质。
苏轼《士燮论》，评价晋范文子有“将帅之能”，为“社稷之臣”，并认为“范文子之智过于赵宣子（赵盾）也远矣”;而《论鲁隐公》则以为“隐公之智，曾不若途之人”。都能从历史人物的实际言行出发，给予符合客观的评价。苏轼对《左传》人物的评论，是《左传》人物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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