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先从“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界定说起，具体分析了秦汉文学史研究中的若干困惑问题，并以此为基点，提出了文学史研究的三重境界说。作者认为，文学史研究的最基础性工作当然是回归原典，即根据秦汉文学史的实际，尽可能地勾画出当时的文学风貌、文体特征及文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入综合研究境界。这里所说的“综合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而论的大视角，而是对各种文体、各门学科作通盘的考察，创造出一种全新形态的文学史框架。而文学史研究的最高境界应当是对文学史作更加理性的思考，进而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命题及文学理论体系。
【关键词】 秦汉文学 文学本质 中国文学理论
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学史》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就资料的丰富性、论述的系统性而言，称该书为近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界的重要成果，殆不为过。它不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清理了传统的中国文学史学观念的演变历程，近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断代史编纂的得与失以及各类文学专史的形成与繁荣，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重要理论问题。承蒙主编信任，本人有幸参与了有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中国散文史等章节的写作，在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在感叹这门学科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时常会有一些疑惑萦绕于怀。通读全书，也找到了一些继续研讨的线索。但还是有些原则性的问题难以理解。我常常想，研究文学史，基本出发点是什么呢?是研究历史上的原始文学生存状态呢，还是阐释我们心目中的文学史观念?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客观性标准问题，即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审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按理说，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变化，不同时代，对于文学史的理解会有很大的差异。不过就目前所能看到的文学史而言，除了研究对象的不同外，大体上沿袭着相近的研究模式，给人一种大同小异的感觉。究其原因，往往理念先行，用舶来的文学观念将中国文学笼统地分为诗歌、散文、戏曲、小说四大块。对于晚近文学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模式还有其适用的地方，但是对于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来说，用这种固化的模式规范中国文学史的实际，就会发现颇多困难。有时，为了论证的便利，不惜削足适履。
即以秦汉文学史研究为例，哪些内容该进入文学史?具体说，哪些人可以称之为文学家?哪些作品属于文学创作?运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这些作家作品?这些问题，似乎约定俗成，不言而喻。但是如果追究起来，古往今来，其实见人见智，分歧还是很大的。先从文学家的界定说起。《文选》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文学总集，所收作家当然应当算作文学家，有多少呢?总共一百三十家。其中，先秦四家:卜子夏、屈原、宋玉、荆轲。秦汉四十余家:无名氏（古乐府、古诗十九首） ① 、刘邦、刘彻、贾谊、淮南小山、韦孟、枚乘、邹阳、司马相如、东方朔、司马迁、李陵、苏武、孔安国、杨恽、王褒、扬雄、刘歆、班婕妤、班彪、朱浮、班固、傅毅、张衡、崔瑗、马融、史岑、王延寿、蔡邕、孔融、祢衡、阮瑀、刘桢、荀勖、陈琳、应玚、杨修、王粲、繁钦、班昭等 ② 。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最为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它所论及的作家凡二百一十一人。其中，先秦三十七家:卜商、士□、尸佼、王孙子、公孙龙、文子、孔子、尹文、左丘明、申不害、老子、列子、师旷、伊尹、庄子、孙叔敖、芮良夫、邹衍、宋玉、范睢、季札、屈原、孟子、邹奭、荀子、鬼谷子、子思、商鞅、尉缭子、冠子、董狐、韩非、惠施、管子、子贡、墨子、慎到等，作品凡六十余篇。秦汉八十四家:马援、马融、王吉、王延寿、王充、王朗、王符、王逸、王粲、王绾、王褒、韦孟、韦诞、公孙弘、毛亨、孔安国、孔融、左雄、东方朔、史岑、冯衍、司马迁、司马谈、司马相如、扬雄、匡衡、吕不韦、朱买臣、刘邦、刘向、刘安、刘珍、刘桢、刘陶、刘歆、刘德、阮瑀、杜钦、杜笃、杜夔、严助、严忌、苏顺、李尤、李延年、李固、李陵、李斯、杨修、杨恽、邹阳、应玚、张衡、陆贾、陈琳、陈蕃、枚乘、枚皋、叔孙通、郑玄、胡广、赵壹、荀悦、祢衡、班固、班昭、班彪、班婕妤、桓谭、贾谊、贾逵、晁错、 儿 宽、徐干、郭泰、崔寔、崔瑗、崔瑗、董仲舒、傅毅、路温舒、蔡邕、繁钦等 ③ 。两份名单对比，重叠颇多。在刘勰、萧统的正统文学观中，中国文学都渊源于五经，因此，许多经学家被视为文学家，也在情理之中。
按照今天的观念，上述一些人物是可以在文学史中存而不论的，譬如孔安国、叔孙通等。但是，多数文学家还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们不仅有作品留存，而且，其中不少人在当时还曾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可惜在后世的文学史中是根本见不到他们的踪影的。为什么呢?因为近现代文学史的编纂情况有了较大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收录标准趋于严格化。30年代出版的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两章，论及作家有五十余家:吕不韦、李斯、陆贾、唐山夫人、贾谊、晁错、邹阳、枚乘、朱建、刘友、严忌、严助、韦孟、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刘彻、刘安、吾丘寿王、王褒、张子乔、扬雄、班固、张衡、崔、冯衍、李尤、王逸、蔡邕、蔡琰、秦嘉、郦炎、董仲舒、公孙弘、徐乐、严安、主父偃、刘向、刘歆、荀悦、王充、王符、仲长统、王粲、刘桢、阮瑀、应玚、孔融、陈琳、徐干、应璩、杨修、吴质、繁钦、路粹、丁仪、丁廙等。比照刘勰《文心雕龙》，许多人物已经被清除在文学史苑囿之外。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六章，论及作家更为严格，仅三十余家:李斯、贾谊、枚乘、董仲舒、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东方朔、枚皋、司马迁、苏武、李陵、王褒、张子乔、王充、刘向、扬雄、班固、张衡、蔡邕、赵壹、王粲、刘桢、阮瑀、应玚、孔融、陈琳、徐干、应璩、杨修、吴质、繁钦、路粹、丁仪、丁廙等。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秦汉文学七章，论及作家与上书大同小异:吕不韦、李斯、陆贾、贾谊、枚乘、晁错、刘安、董仲舒、刘向、司马相如、桓宽、扬雄、王褒、司马迁、苏武、李陵、班固、张衡、班彪、班昭、蔡邕、冯衍、赵壹、赵晔、王充、王符、马第伯、秦嘉、郦炎及王粲等建安七子。
上述三部文学史，主要以史传、辞赋、狭义散文、小说为主要论述对象。对于一些擅长于碑诔奏议的文章大家，涉及不多。我推想，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是纯粹的文学家。结果，我们的秦汉文学史，仅仅剩下了若干诗歌、辞赋、古小说以及所谓美文。而绝大多数当时影响甚广的文章则忽略不计。很多作者消失在文学史家的视野之外。如果说，上述三部文学史对于秦汉文学家论列不多主要是通史的缘故，那末，目前所能看到的规模最大的秦汉文学专史《两汉大文学史》 ④ ，也只是论述得更加详细，并没有扩大秦汉文学史的研究范围。全书凡六编三十六章，论及两汉作家七十余家。相比较而言，确实较之此前的文学史有了量的扩展。这七十余家是:叔孙通、唐山夫人、刘邦、项羽、戚夫人、刘友、刘章、刘安、陆贾、孔臧、贾山、邹阳、桓宽、桓谭、班彪、王充、冯衍、王隆、夏恭、傅毅、黄香、崔寔、崔瑗、贾逵、郑众、韦孟、枚乘、司马迁、董仲舒、司马相如、扬雄、贾谊、苏武、李陵、刘向、刘歆、谷永、京房、匡衡、贡禹、鲍宣、袁康、吴平、班固、严忌、王褒、张衡、辛延年、宋子侯、马援、荀悦、王延寿、张衡、傅毅、秦嘉、赵壹、王符、李固、许慎、马融、郑玄、蔡邕、蔡琰、应劭、祢衡、王粲等建安七子。并附带论及吕不韦和李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收录秦汉文学家最多的著作当首推曹道衡、沈玉成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该书依据下列四个收录原则，即:（1）有诗作或辞赋等文学作品存世者;（2）有文学批评著作存世者;（3）无作品传世而据传文或史志记其能文而生平可考者;（4）许穆夫人、寺人孟子等传统记载中以之为诗人者。此外，异域人以汉文从事与文学有关活动者亦予收录。这样，秦汉文学家总共收录了近三百位。
从上述论列来看，对于秦汉文学家的界定，一百多年来经历了一个由宽泛到狭隘，再到宽泛的过程。这个变化过程也正好标明了我们的文学观念起伏变化的轨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从传统观念到接受西方理念，又再到更高层次上回归传统的过程。
再从作品的遴选评价来看，在古代，所谓“文”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涵义。《易·系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韩康伯注:“刚柔交错，玄黄错杂。”《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这里，文是指纹路，非文章之文。作为文章意义的“文”，是从秦汉以来开始为世人所熟知习用的。如《汉书·贾谊传》:“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当然，这里的“文”，其涵意较广。至南北朝，“文”往往专指韵文，与不押韵的“笔”相对而言。《宋书·颜竣传》:“太祖问延之:‘卿诸子谁有卿风?’对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散文概念相近。由此可见，在古人心目中，文的概念是很宽泛的。为了将这些文体有所归属，曹丕《典论·论文》将“文”分为四科八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中七体属文，即奏、议、书、论、铭、诔、赋等。陆机《文赋》将“文”分为十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九种属文，即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等。萧统《文选》将“文”分为三十七体: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对问、设问、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 ⑤ 。其中，除了诗，其他三十六种属文。参照《文选》而编的《文苑英华》亦分三十七体: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诏、策问、策、判、表、笺、状、檄、露布、弹文、启、书、疏、序、论、议、连珠、喻对、颂、赞、铭、箴、传、记、谥哀册文、谥议、诔、碑、志、墓表、行状、祭文等，其中除了诗、歌行外，三十五体归为文章。《文心雕龙》自《辨骚》以下至《书记》凡二十一篇，论述各种重要文体多达五十余种，论列先秦两汉作品三百七十余篇（《诗经》、《九歌》、《九章》及诸子著作等均以一篇计算。其中汉代作品一百四十余篇）。其中也以文章为大宗。作者本着“原始以表末”的原则，推溯源流，将各种重要文体的起源、流变以及重要作品作了比较细致的描述，其中除少数文体如“启”类出现于汉代以后外，多数重要作品均产生于秦汉 ⑥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将“文”分为一百二十七体，其中百体属文。文章分类可谓登峰造极。但是这种分类显然过于琐碎。于是清代姚鼐编《古文辞类纂》把诗歌之外的“文”分成十三类: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辞赋、哀祭、颂赞。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文”包括了诗词曲以外的全部文体，即赋、骈文及一切实用文体均在其中。比如，宋玉的《风赋》、《大言赋》、《小言赋》等就在其中，但是，没有收录屈原的《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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