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研究文学史的目的，显然不仅仅是为广大读者提供某种系统的文学发展的知识，更重要的，还应当从丰富多彩的文学史探索中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框架或理论主张。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中西方全面交融的历史实践之后，新世纪的中国学者有条件创建中国的文艺理论学派。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赵逵夫评议

《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不能完全以西方的文学观念、文体分类理论来框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实际。今天提出这个问题同近代以前完全按传统的文学观念看待文学并不是一回事。只有在对西方文学理论有了较全面透彻的了解，吸收现代科学的理论进行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才有可能更切实地重新审视过去的研究状况，来发掘传统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中合理的在今天仍有价值甚至更有价值的东西，使我们的文学史的描述和分析、归纳能更充分地体现中国古代文学的内容与特色。这应该是作者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体悟出来的。论文所提出的化解困惑的三个层次也是正确的。如果要作一点补充，就是:回归原典是以发展的眼光去发现和肯定原典中符合中国文学史实际、能引申出积极意义的理论遗产。具体研究中还会有很多问题，要联系文学史的实际作深入细致的分析。因为文学、文体和人们的文学观念是发展的。尽管我国古代主要文体在秦汉时已大体具备，但变化消长，代不相同。如何以科学的手段加以概括与描述，如何掌握现代科学思想同传统理论结合的度，还是有相当困难的。

李中华评议

我基本上同意刘跃进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辨，也有一些补充性的意见与之商讨。现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内容结构，总体上看有三个源头:一、在历史陈述及作家评论方面，受着正史《艺文志》、《经籍志》、《文苑传》和《文心雕龙》、《诗品》等古代文论著述所共同构建之评价体系的制约;二、在文学体裁方面，受着西方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四分法”的文体观的影响;三、在社会价值取向方面，经受了近代意识形态的规范与洗礼。如果我们不能对于以上三个层面的内涵作出理性的审视与历史的评判，便难以走出我们心中的困境。因此，我特别赞成文章中提到的“两个跳出”（跳出纯文学范围、跳出中国范围），但对于跳出后的落足点，仍然感到有几分茫然。

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历史遗留下的体式众多的文本，是它的表现形态，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与前提。这些文本中所表现的历史社会生存状况、所蕴涵的人类情感脉动、所寄寓的心灵追求才是文学的内核与本质，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归宿。刘跃进先生在文章中提出建构一个“全新形态的文学史”，在我的理解中是可以同时容纳上述两个方面的。

注释

①古诗十九首中有八首见于《玉台新咏》，署名枚乘。学术界多不认同此说。

②参见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骆鸿凯《文选学》。

③参考周振甫主编《文心雕龙辞典》中由赵立生教授编写的作家释和作品释两部分统计。

④赵明、杨树增、曲德来主编《两汉大文学史》，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⑤有的版本作三十八类，即在“书”与“檄”之间多出“移”体。见胡克家刻本《文选》后附《〈文选〉考异》。还有的作三十九类，多出“难”体。如南宋陈八郎刻本及《山堂考索》所引《文选》分类细目，就增加了“难”体。此外，台湾影印《五臣注文选》也有“难”体。

⑥二十一篇中，《杂文》中细分“对问”、“七发”、“连珠”。《诏策》中细分“策书”、“制书”、“诏书”、“戒敕”、“教”。《书记》中细分“谱”、“籍”等二十四种。

⑦陈衍《散文体正名》，《小说月报》17卷号外。剑三《纯散文》，《晨报》副刊1923年6月21日。王统照《散文的分类》，《晨报》副刊1924年2月21日至3月1日。田北湖《论文章源流》，《国粹学报》第1年2—6期。刘光汉《文章原始》，《国粹学报》第l年1期。

⑧刘大白《中国文学史》，上海大江书铺1933年版。

⑨相关研究参见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周发祥《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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