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考古新发现中的一些文献文本资料陆续被公布出来，如云梦秦简、郭店楚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阜阳汉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吴简等。这些资料的发现，为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历史，解决文学史、史学史、思想史上一些悬疑千古的学术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学基础，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因此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就2002 2003年来说，最受人关注的莫过于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刊布后所引起的研究热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前两册分別于2001年11月、200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册中由29支简组成的《孔子诗论》格外引人注目。2002年1月12日，由《文艺研究》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中华文化研究室联合即召开了《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学术研讨会。会后，《文艺研究》2002年第2期以《新出土文献〈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与先秦诗学研讨》为题发表了一组笔谈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孔子诗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如李学勤《谈〈诗论〉“诗亡隐志”章》着重讨论了“隐”字的释读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诗论》的作者是子夏，《诗论》与《诗序》“一脉相承”的观点。廖名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研究浅见》、胡平生《做好〈诗论〉的编联和考释》，从整理简文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看法。王小盾、马银琴《从〈诗论〉与〈诗序〉的关系看〈诗论〉的性质与功能》，在细致比较《诗论》与《诗序》之后提出，《诗序》与《诗论》代表了同一事物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形态，《诗序》是乐教的成果，《诗论》则是乐语之教的反映，时代的先后与服务对象的不同是造成其间差异的根本原因。傅道彬《〈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则把《孔子诗论》放在春秋用诗的理论背景下，从出土文献与传世经典相互印证的角度，针对学术界出现的一些偏颇，倡导了在研究出土文献资料时应回归传统、重视传世经典文献的学术立场。此后，以简帛研究网为主要阵地，发表了数百篇讨论《孔子诗论》的文章。如廖名春《上博〈诗论〉简的形制和编连》、李学勤《上海博物馆藏竹书〈诗论〉分章释文》、彭林《关于〈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的篇名与作者》等。除了与《孔子诗论》相关的研究之外，关于出土文献的研究亦涉及到了许多其它的内容。如刘跃进《咸阳石刻的启示》，徐文武《楚简〈老子〉“绝智弃辩”章解读》、张固也《八角廊简〈文子·圣知〉的复原及其思想》、梁涛《定县竹简〈论语〉与〈论语〉的成书问题》、苏建洲《〈上博（二）从政甲篇〉考释一则》、李铭敬《日本及敦煌文献中所见〈文场秀句〉一书的考察》等。
从上述情况来看，出土文献与古代文学相结合的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文献整理工作是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只有在解决了最基本的文献整理工作之后，与文学史、学术史相关联的研究才能真正深入的展开。
4.形式研究受到关注，文体讨论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被称为诗的王国，肇始于《诗经》的诗歌传统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与此相应，诗学建构也成为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內容。蒋寅《古典诗学的现代阐释》一书，将理论问题历史化，把古代文论的阐释基点建立在历史研究上，在理论的历史展开中把握其发生、发展、转变的逻辑进程。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作者分別论述了《物象·语象·意象·意境———诗歌本文构成的基本单位》、《以禅喻诗———以禅喻诗的逻辑依据》、《不说破———含蓄概念之形成及其内涵增值过程》、《至法无法———古典诗学对技巧的终极观念》、《诗中有画———一个被夸大的批评术语》、《文如其人？———诗歌作者和本文的相关性问题》、《以诗为性命———中国古代对诗歌之人生意义的理解》等12个古典诗学的基本命题，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中国古典诗学的丰富内涵和理论价值，同时也为建构富有民族思维特色和文化性格的本土文学理论提供了参考。陶文鹏《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从美学与艺术角度切入，坚持立足文学本位，以古代作家和作品为本，从美学和艺术角度阐释了古代文学发展演进的历程，揭示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有关诗学问题的论文，还有蒋寅的《清初关中理学家诗学略论》、《王渔洋与赵秋谷的关系及诗学之分歧》、《论清代诗学的学术史特征》，《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等。
在诗歌一体繁荣发展并促使诗学走向兴盛的同时，中国文学体裁的多样性也造就了文体理论的相对发达。近年来，随着文学形式研究的重新兴起，古代文体及其相关问题得到了古代文学研究界普遍的关注。2002年4月14日，部分学者聚集在中国人民大学，就古代文体研究的基本课题、西方“四分法”与中国传统文体的关系以及古代文体研究的当代意义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学者们思考有关文体研究的理论问题时，具体的研究工作也在同步进行。刘跃进《〈独断〉与秦汉文体研究》以《独断》及蔡邕创作为基点，研究了秦汉时期主要文体的性质、功能及其演变轨迹。同时，作者还提出了一条文体研究的基本原则，即文体本身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地发生着趋同分化的变异，因此，“研究文体学，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其材料的取舍论证，必须限定在特定的时代背景”。蒋寅《韩愈七古声调之分析》通过对韩愈七古逐句统计，考定韩愈在唐代的七古写作中，尤其在句型上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另外，陈铁民《安史之乱前后的儒学复兴思潮与文体革新》、蔡义江《说歌行》、胡可先《吴富体考论》等，都是对文体问题的具体讨论。
5．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在延续进行
当研究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时，人们总是需要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回顾与总结。这不仅是掌握已有研究工作发展态势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推动学术史持续发展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在古代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学者们都对过去的研究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如蒋寅《20世纪后期唐代文学研究述评》，认为唐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众所公认的成绩最显著的一个研究领域，一是唐代文学学会的队伍建设，二是学风的转变，三是研究思路的拓展。刘瑞明《〈公莫舞〉剧本定性研究评述》则对围绕汉代巾舞歌辞《公莫舞》而展开的研究与争论进行了述评，作者在评述各家优长短缺的基础上，对学术争鸣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的风气提出了批评。此类属于综述、反思性质的文章，还有赵敏俐《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刘跃进《徘徊与突破———二十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刘扬忠《20世纪中国散曲史研究与撰著评述》、李修生《20世纪元代文学宏观研究鸟瞰》、查洪德《20世纪元代诗学研究概述》、梅新林、韩伟表《〈三国演义〉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前瞻》等。
在回顾学术史的发展状况时，一部不容忽视、具有集大成意义的著作是《中国文学史学史》。这套三卷本的巨著是由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合作主编的。此书第一次系统清理了传统中国文学史学观念的演变历程，近现代中国文学通史、断代史编纂的得与失，以及各类文学专史的形成与繁荣。有名万物之始，《中国文学史学史》的出版，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的学科———“文学史学史”的正式确立。当然，学术事业的发展不会因为任何一项集大成工作的完成而终结，新的工作立刻会以之为起点继续展开。《中国文学史学史》的意义，除了体现在总结成绩时确立了一个新的学科之外，同时也体现在它梳理资料的时候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思考的新问题。刘跃进《秦汉文学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即由《中国文学史学史》得到启发，以秦汉文学史研究为例，进一步讨论了研究文学史的基本出发点这一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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