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与创作主体所处的特定时空及由此时空决定的特定心态相结合，则诗中作为异类的鼠的意象之对于作为异族（生于“金枷国”）而入主华夏的文字案狱的酿造者和禁书毁书政策的颁布者及其帮凶（“若国狗耳”者）的隐射可谓历历可辨。用诗歌这种艺术形式隐曲而又生动地描述文字狱案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及文化政策的策划、出笼和影响，并给予狱案的制造者和政策的施行者以辛辣的嘲讽和挖苦，这在同时代的诗人中，不说绝无，也是仅有。然而，文字狱案的威慑，文化政策的高压，是当时文人生存的总体状态，而彭兆荪独有这样的诗歌作品，何者?这又取决于彭氏在社会总体生态下的个体微观生态。不考察诗人的微观生态而纯用所谓“没有姓名的艺术史”理论，是无法解释富于个性的艺术现象的。彭兆荪为骈文名家，学养有素，玩汉字组合的魔方自有其超乎常人的技巧。《逭鼠诗》创构于作者由塞北而迁江南之后。江南士人为清代各种狱案打击的主要对象，虽然彭氏南迁时文字狱案已近尾声，但生于江南长于塞北的诗人还是能明显感受到南北空气自由度的差异。一方面，诗人要发泄对异族残酷统治政策的强烈愤慨之情;另一方面又不便把发自内心的生命冲动毫无摭掩地表现出来，于是就发挥起他玩汉字组合魔方的专长，写下了这首内蕴丰富的寓言体诗歌。全作采用了大量口语和典故，叫人一时莫名其所以。但若对此略加索隐，便会让人会然于心，知其妙处。如“须才负不律”、“忝号中书君”中，“不律”或为“笔”之缓读，或通常有贬义，指无规矩不守法之人;“中书君”既可以是笔的代称，也可以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机构（中书）中秉承君主之意掌文翰、发号令之官员;“忝”意谓羞愧，“忝号中书君”令人自然想起《尚书·尧典》中“否德，忝帝位”之语。有巧用多义词的，如“本无凭社威”、“叱呼社君前”中，“社”可指神社，也可指社稷，“社君”既可指主社稷的君主，也可以是老鼠的别称，即所谓“城狐社鼠”，进而引申为仗势作恶之人。还有妙用同义词的，如“予若国狗耳”的“国狗”，语出《左传》，其中襄公十二年曰:“长木之毙，无不也;国狗之，无不噬也”;“国狗”一词在同书襄公十七年中，径作“狗”、“狂犬”;而诗中典故的妙用更在于信息含量的丰富，如“穿墉”，表面看来是袭用《诗》中“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之意，但事实上 却同时蕴含着同诗后半“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的诉讼纠纷之意;而“凭社”一词，除了“鼠凭社贵”之意外，也自然令人连类而及《晏子春秋》中晏子关于“国之社鼠”的比喻 ③ 。这些词，或借音，或借形，或隐括省略，皆语带双关，义有兼具，冷峻凌厉，利用汉字组合的魔方，虚虚实实，时隐时显，暗寓着创作主体对国家最高统治者偏狭疯狂的文化专制统治的斥责。诗末直接借用了《硕鼠》篇中的“逝将远去汝”一句，但两诗作者“去”时的心态是不同的:一是深受剥削的贫民在“毋食我黍”的哀哀求告之后无可奈何，怀着乌托邦幻想，决绝而去;一是深受屠戮威胁、面对残破家园，而仍怀“政治良心”的士人临行也不忘捎上儒家典谟，心怀沉痛地发出“但冀发悔心，吐肠成感格”的讽喻，迟迟疑疑地离去。我们只有在认清了嘉道时期总体文化生态之后，进一步充分认识创作主体对清统治者及其文字狱案所抱的激愤态度，挖掘出了这样的个体微观生态，才能体察《逭鼠诗》丰富的诗情信息和社会意蕴，从而与历朝历代不同作家的同类作品（如《诗·硕鼠》、后魏卢元明《剧鼠赋》、唐陆龟蒙《记稻鼠》、宋王禹偁《竹□》、宋苏轼《黠鼠赋》、宋李纲《蓄猫说》）相区别，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直觉兴会下目该诗为文字游戏的皮相的感悟。
再看文学主体生态中的接受主体生态。彭兆荪何以敢、何以能把这样“悖逆”的诗付诸枣梨，任其流传?这是同当时有一大批与彭氏处于同一审美生态位的读者的认同和接受分不开的。《逭鼠诗》系彭氏生前由其“友生”刊刻流传。这些靠师承关系、信仰派系、情趣圈子组合成的“友生”，以其独特的接受主体生态环境——尤其是其中的感情共鸣，并凭仗着诗歌语言本身所具有的迷彩效应，对此诗作出了无惧杀身之祸的热情支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首晦涩难懂的寓言诗的本义了:它是文明与野蛮、在野与在朝两股势力的对抗，结果以在野的文明力量暂时隐忍退让为结局，但隐退者仍怀有复兴的希望。
由此可见，文学主体的生存状态、心理心态，始终是作品文本解读的参照系!而在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作品本体的考察确实也存在一种就文本论文本的封闭式倾向，这就难免出现文本误读的情况。提倡文学生态学，把文本置于文学主体生态系统中来考察，是使作品本体研究走上正途的有效策略。
二
通过对文学主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文本的理解，固然是以文学生态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策略途径，但同样也可以通过对作品本体生态的考察来深化对主体生态的理解。这是以文学生态学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尤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其突破口，则是探求作品本体生态系统。
作品本体生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文本的内在尺度、文本的意象群落和文本的传达功能。
从文本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大意谓从作品追究诗人人品。所谓文本的内在尺度，实指创作过程中把主题思路、情感色调、艺术层次等方面交融得有机而匀称的作品建构标准。所谓生态位，是指一定的生物物种在生态系统的结构中所占有的独特位置。文学生态学要求从作品的内在尺度看主体的创作生态位，这实际上看的是综合文本各因素而得的创作总体格局在主体生态系统结构中的独特位置。的确，诗人的创作生态位必须从作品的总体格局中去把握。我们说诗史即心史、诗歌是诗人心灵的载体，意思也就是说从诗歌文本中可以看出诗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审美趣味，而这一切构成了一个诗人独特的创作生态位。
从文本的意象群落看主体的审美敏感区，是通过作品研究一个诗人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的重要依据。所谓意象群落指的是综合一个成熟诗人的主要作品而获得的基本意象经过延展和组合而形成的意象系列。诗是通过意象来抒情的。一个诗人的主要作品中频繁出现的几个意象就是基本意象，它们可以向周边联类延展，如“夕阳”为韦庄诗的基本意象，由这个意象又可以联类而及“晚钟”、“流水”、“落花”、“暮角”、“衰草”等意象，又可以延伸而衍展出“残月”、“梦”、“秋”、“愁”等意象，那就在创作生态中形成了一个意象系列，在文本构成中也就出现了一个个意象群落。一个成熟的诗人所拥有的基本意象，从现实生态角度看，实属诗人生存状态中的生活敏感区;从文学生态角度看，则实属诗人心理状态中的审美敏感区;而在一个创作 生态系统中，主体的意识和存在是相互作用的。诗人凭自发或自觉的意识投入生活，形成自己的生活敏感区;又自发或自觉地在这生活敏感区中经长年的审美体验而获得自己的审美敏感区。由此可见，从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追踪到主体的独特的审美意识及其对生活作审美概括的规律、对世界作审美把握的程度。也就是说，文本的意象群落可以显示主体的生活阅历和审美视野。
从文本的传达功能看主体的节律感应度是通过作品研究诗人之抒情灵商（相应于“智商”）的重要依据。所谓传达功能，指文本构成中语言意象化与结构象征化相交融的诗情信息传达形式所要求的灵敏性能。节律感应是针对节奏律动而言的。节奏之于诗，既是其外形，又是其生命。宇宙内的存在物没有一种是僵死的，那是因为都有一种节奏——也可以说是生命在里面流贯着。诗人应该从一切仿佛死的东西里感应出生命，从一切似乎平板的东西里感应出节奏。这样的节奏——或者节律感应，其实就是一种对情绪消长的特殊感应——这种特殊感应首先总是停留在内在情绪中，随后通过一串串疏密有间的意象化语言和一个个层次分明的象征性结构交融而成的形式显示出来，这就是情调。这种情调用外在的抑扬顿挫的声音表现出来，就是音调。因此，从作品的由意象化语言、象征性结构以及抑扬顿挫、铿锵有致的韵律所形成的传达功能中，可以追踪到主体在创作生态中对情调和音调所特具的节律感应内容和产生这种感应的心理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是感觉范畴的，也可以是超越感觉的灵觉。显然这场追踪可以直达主体创作生态系统中的抒情灵商。
总之，包含以上三个方面的作品本体生态系统，相应地透现出了由三个层次组成的创作主体生态结构。这个结构显示为主体从人生境界推延到美学趣味，再进而推延到感知素质——这样的逻辑递进关系。这关系的两极是创作主体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其间又以审美活动为中介而显示出双向交流。考察了这种逻辑递进并相互交流的关系，就可较全面也较真实地见出主体的生态特征。下面我们就试着凭这样的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来考察中国诗歌史上一位颇为独特的诗人。
李商隐的《无题》诗，历来为人瞩目和称颂。但它们究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诗，莫衷一是。有人认为那是李商隐情场屡次受挫后，在失意心态下写的艳情诗;也有人认为那是他奔走于牛李两党之间，在政治斗争中两不讨好、仕途失意之际写的托喻诗。这些都促使历来的研究者专从《无题》诗出发索隐李商隐的人生经历。典型的一例是周振甫。他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李商隐》里，把《无题》中的下述五首全看成是托喻。如对李商隐“入京未补太学博士”时“借住在令狐家里所写”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作了这样的理解:“第一首说令狐不来，五更上朝前派人催商隐有所书写。金翡翠指住处陈设华丽。蓬山指翰林院，恨己不能进入翰林院。次首轻雷指令狐车声归来，虽金蟾衔锁，亦将烧香透入，正写迫切陈情;贾氏爱少年，宓妃爱才华，说明己非其人，己不为所爱，相思只成灰而已，见得令狐不肯汲引。”对《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他也采用同样的思路来理解:“末联说蓬山近，指离翰林院不远，希望令狐推荐。虽他已很难相见，但缠绵之情，剑死方了。”至于《无题二首》，则更是按此思路发挥:“他去东川以前，跟令狐告别，住在令狐家，又写了《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重帏深下莫愁堂）。首言‘车走雷声’是令狐归而不得见，直到烛暗下来，只能跟柳仲郢去西南。次言不寐凝思，空斋无侣。难禁风波，难赏桂香。虽相思无益，终抱痴情。在临走时，还在想令狐的援引，希望进入翰林院。” ④ 类此分析只是采取了最简单的互证法:拿主体片段的人生经历，凭想象硬套在文本某几个孤立的意象组合体上，赋予各个孤立的意象组合体以托喻的特权，再反过来印证主体片段人生经历。这样做可谓把香草美人的托喻传统滥用了。这种研究既没有深究文本的内在尺度所显示的主体人生态度、思想境界、审美趣味，也没有细味文本的意象群落所呈现的主体审美敏感区之类型，更遑论从文本传达功能看主体节律感应度了。此类现象反映出一个问题:研究者没有建立起创作主体和作品本体的生态系统，并将其纳入整个文学生态系统中去作考察。如此，失误在所难免。
上述五首《无题》诗可谓李商隐诗歌之代表作，体现了李商隐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因此，从中可以概括出李商隐诗所特具的内在尺度、意象群落和传达功能。
首先，这五首《无题》诗都具有文本构成独特 的内在尺度，这主要表现为主题思路的一致，即忠实于人性的自然表现。按这条思路展开，可以将上述五首《无题》诗所抒发的男女相爱无门的苦恋之情置于如下一个生态结构中:“原我”欲从“自我”的控制下挣扎出来，以争取两心相契;但因这种完美境界不能达到，使主体对真实的生命价值是否存在也发生了怀疑，以致作出炙心的拷问。在“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原我”与“自我”尖锐的冲突中，主体让“原我”把本能充分地发泄，并以此来显示这场拷问的震撼人心。反映在情感的激情化特征上，则显示为“原我”的本能狂乱的奔突与“自我”的社会规范残忍的压抑相交织的生命焦虑。如果说“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是希望中的绝望——一片生涯茫然，那么“曾是寂寞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待好风”则是绝望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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