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一片生存饥渴。这样的诗的确处处闪烁着心境的焦虑。至于“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则更把焦虑提升为人生哲学的无奈了。就艺术层次看，在《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里，显示出从“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这一经验人生的现实困顿，向“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一超验人生的灵界大虚无作空茫而神秘的宿命转型。这里有着形而上感受信息的象征性表现。所以，《无题》以坚持人性本色的人生态度、世俗超越的思想境界和形式超验的灵境感召，为李商隐定出了如下一个创作生态位:不屑于奔逐朝市追求利禄，耽爱于超然尘俗浪迹心灵。
其次，这五首《无题》诗，意象群落所显示的生活敏感区是集中而有机地串联在一起的。其中的“夜”写得最多也显示得最集中。由“夜”派生出来的生活敏感区计有“卧后清宵细细长”、“碧文圆顶夜深缝”、“月斜楼上五更钟”、“夜吟应觉月光寒”等诗句中对“夜”的意象化表现。由“夜”派生出来的还有如下几个生活敏感区:“月”——有“月斜楼上五更钟”、“夜吟应觉月光寒”等;“卧房”——包括一系列卧房用品，计有“晓镜但愁云鬓改”的“晓镜”，“蜡照半笼金翡翠”中的灯罩“金翡翠”，“宓妃留枕魏王才”中的“枕”，“凤尾香罗薄几重”中的凤尾香罗锦被，“碧文圆顶夜深缝”中的碧天圆顶罗帐，“重帏深下莫愁堂”中的帏帐等;“蜡烛”——计有“蜡炬成灰泪始干”、“一寸相思一寸灰”（“灰”当指“蜡炬成灰”的“灰”）等;“女性”——计有“晓镜但愁云鬓改”中的“云鬓改”者，“小姑居处本无郎”中的“小姑”，以及“贾氏”、“宓妃”、“神女”等。综上所举当可以看出:这五首《无题》诗中不时出现的幽夜、明月、卧房、蜡烛、女郎，均属李商隐的生活敏感区，而它们之间因类的关联而形成的意象群落，在诗中反复使用，也就进一步表明它们实属主体生态中的审美敏感区。李商隐在其生态系统中之所以如此耽爱这几个审美敏感区，不正验证了他作为诗人具有阴柔之美的审美性格、女性化的生态位和耽爱幽渺、宁静的精神心态特征吗?这样的精神心态和由此延伸出来的人生追求，与浮躁的现实世界中争利禄于朝市者的人生追求相距实在太远、太格格不入了。
再看这五首《无题》诗的表达功能。在这些诗中，李商隐特具的表达功能生态系统，在创作中能发挥核心功能的，是致力于“月斜楼上五更钟”的感发活动。正是这月斜西楼五更梆沉时分，“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由残梦遗留的幻思于烛影摇曳中放飞远去，换来的却是“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一生命愁绪的宿命萦回。于是在李商隐的创作生态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创作心理机制，这个机制是以似真似幻的梦为动能的。五首《无题》诗中，“来是空言去绝踪”的梦带出了忽近忽远的“蓬山”，“蓬山”上若有若无的楼阁，楼阁临窗处时隐时现的“贾氏”、“宓妃”、“莫愁”、“神女”，而欲去殷勤探看的“青鸟”始终也抵达不了这个圣境，只能哀叹“神女生涯原是梦”。这道出李商隐的诗情信息始终是框在从梦的实有出发到梦的虚无结束——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功能结构中传达出来的。这个功能结构作用于作品本体生态系统的，乃是“希望●幻灭●再希望●再幻灭……”的情感流态，并在意象组合的文本抒情表现中得以落实。就这五首《无题》诗意象群落的组合看，《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由前六行表虚无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实有的意象逆折;《无题·飒飒东风细雨来》由前六行表实有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虚无的意象逆折;《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则由前六行表虚无的意象并置转入后二行表 更大虚无的意象递进。总之，五首《无题》的文本生态都显示为“虚无中的实有”或“实有中的虚无”，甚至“虚无中的更虚无”。其中，“虚无中的实有”反映出主体创作生态中情绪内在律属“扬”的节奏感，而“实有中的虚无”与“虚无中的更虚无”则反映出其情绪内在律属“抑”的节奏感。如果说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李商隐从楚太原幕时写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以“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这结束的二句显示出全诗还具有“虚无中的实有”或“绝望中的希望”，让情绪内在律还显示“扬”的节奏感的话，那么这以后——翌年写的《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以“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这结束的二句表现为对“蓬山此去无多路”的否定，显示出“虚无中的更虚无”或“绝望中的更绝望”，情绪内在律无疑属“抑”的节奏感。这以后写的其它三首《无题》也都是“实有中的虚无”，显示出“抑”的节奏感。可见从这几首《无题》诗的总体情绪流态看，是从幻美到幻灭的，情绪内在律也无疑表现为“扬抑”格。先扬而后抑的节奏是沉静人的，故从这五首《无题》诗中可见李商隐创作生态中的节律感应是沉静型的，富有超然于世俗荣禄而耽于作生态大虚无凝想的精神心态特质。
至此，我们可以对上引关于五首《无题》诗处处体现为李商隐奔走于两党之间、为获得一官半职而献媚于令狐的说法下一断语:那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不符合李商隐的生态位。
当然，欲明辨对李商隐社会经历与人生境界的误识可以走多条途径，如傅璇琮在《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⑤ 中，就运用历史考证法，得出结论:“李商隐绝不是历史上所说的汲汲功名仕途者、依迷于两党之间的软弱文人。”这无疑是对的，但若以诗为心声论，那么着眼于李氏的作品，从文本出发深入考察主体的生态系统，从中透视主体创作的生态结构，并为这位诗人的悲剧人生提供一份“心史”之佐证，则也不失为一条同样行之有效的途径。
这就是说: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对创作主体的考察欲求深入，也离不开文学生态学途径。
三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尤其需要采用文学生态学策略途径的，是流派研究。
我们知道:包括自然、社会、文化这三个层面的大生态环境具有绝对的笼盖性，任何一个个体生态系统都必须自我调节以与之相适应。个体生态系统的这种独特的适应过程其实也是群体生态系统的调节过程。文学生态系统亦如之。一方面，文学主体个人的人生态度、思想境界、美学趣味、艺术宗尚等，会随着三大生态环境不平衡的变迁，而调整自身格局和相互关系;另一方面，生态环境的影响与调整，能促使文学主体的个人之间因心性气质的相近而产生文学格局的某种认同。这就使在特定的文学生态下产生特有的文学群体和流派有了基础。当然，这个基础对群体和流派的形成只是一种可能性，要成为现实还必须在各个主体之间寻找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互文本性”。所谓“互文本性”指的是处在同一个文学生态中的作家（或诗人）都能以认同对方及其作品为前提，使自己的角色从创作主体兼而为接受主体，使得看来各自独立的文学主体发生生态关联，并进而使其作品本体既各具风貌，又互济共生，以此构成一个特定的文学群落，并呈现出一道由群落中的个体共同挥就的文学风景。这样，凭依“互文本性”的中介作用，文学群体和流派也就自然而然地摇首而出。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文学群落的形成和文学流派的产生过程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共同的生态环境对文学生态的影响会导致主体间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共识，这共识是文学流派产生的前提，体现为构成流派的作家至少都是有着相近文学趣味的群体成员。在群体文学生态系统中，创作主体之间的认同有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就是必须既互认为自己是对方的读者——接受主体，又互认为自己就是对方的作者——创作主体。这是走向相互认同的必由之路。其中的关键，则是互为接受主体。具备了这一点，也就具备了文学流派产生的基础;而要真正具备这一点，条件则是必须有一个文本交流的园地——聚会、唱和，书简往还、别集交流，以及系列丛书、群体合集的刊刻。另一种是:由“互文本性”效应产生的文学生态关联作用形成的文学群落，对文学流派的确立有决定性的意义，具现为构成群落的个体作家们已在其作品本体生态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显示出同一类美学风格。总之，文学生态学从作为人学的文学的作家生物圈出 发，以系统网络的观点，既注重三大生态环境——包括由此推延出来的种族、宗族、家庭、生命、地域、交际圈、时代等的生态环境，对作家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心态的决定性影响，又不忽视创作主体、作品本体和接受主体在文学生态系统中的互动关系，认为唯其如此，文学方能正式形成流派。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中的群体和流派研究，也只有遵循这样的文学生态学途径，才能深入。
这里试以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为例，来作一番文学生态学的考察。
清代嘉道时期的江南寒士诗群是受当时生态大环境的影响而形成的。当然，这并不否定寒士诗人代不乏人且所在皆有，只不过清代寒士诗群人数更众，且有鲜明的江南地域色彩和衰世时代特征。若对徐世昌《晚晴簃诗汇》所录诗人作一个地域分布统计，我们会发现清代寒士诗人江南占了泰半。何者?这是与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赋予江南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态分不开的。诗人之为人，难免受其所处地理景观的陶冶，各种类型的诗作莫不是特定的地理景观熏染陶育之下作家特定心性气质的反映。“杏花春雨江南”以绮丽景致细腻温雅了一代代的江南文人，赋予江南人以特有的、包括尚文、享乐、仕进、隐逸等为表征的区域文化心理。这些心理气质氤氲出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熏习其中的江南人在人生价值取向上注重当下的世俗生活情趣，崇尚修饰，讲究艺术品味。于是，这种区域文化心理与区域文化构成特质合成了江南文人群体生态的重要内容。两者相互推演，相互激荡，组构成特有的文学生态，孕育了江南文学的群体风格。其中，尤以寒士的个人抒情诗最能显示此特征。同时，江南寒士的群体生态在清代嘉道时期又烙上了新的时代的印记。此前，生活条件相对优裕的江南汉族士人，因执著于“夷夏大防”或畏惧于政治高压而产生消极抗争的退隐心理，其消磨心智的重要一途是钻入故纸堆中讨生活，因而导致“朴学”盛行，考据成癖，诗坛就整体而言也就冲淡了言志抒情、表现出崇尚虚无的诗美追求。而此际，夷夏观念已趋淡漠，文字狱案也渐缓解，士人重又回归到挤挤攘攘的科举之途。其中不少人就因功名无望而对仕进心灰意冷，又因生活艰难而无法退隐到故纸堆中，但他们却也因科举而接受过严格的诗歌培训，从而成为寒士诗人。这些人由于心性散淡、甘苦备尝而在创作中体现出人性真实抒情的倾向。于是，重清远的神韵诗、重雅正的格调诗、重考据的肌理诗、重程式的试帖诗渐渐淡出诗坛。因此，作为一个大的生态环境，嘉道时期是清代世道人心的转折期，反映着社会演变的文学，也正发生着由古代到近代的演变。这是个盛世的讴歌声渐渐消失的时代，这是个需要寒士诗人“鸣其不平”的时代，在诗歌王国中，这是个寒士诗人的时代。国家不幸诗家幸，寒士诗人因相同的命运自然而然地结成群体，并通过集体结社、群体联吟等等诗歌活动而渐渐地有了自觉的以诗抗衡社会的群体意识。因此，这一时期江南寒士诗群既显示出因生态的困顿而在心态上或狂或狷或耿或介或雅或俗的特点，又因他们生存际遇的隐幽沉沦，而使其创作也更具生活真实性，更富现实包容量，更显艺术感染力。另外，此期的寒士诗群还因谋生方式的变化而与幕客文化息息相关，更因生活情趣的注重而颇受闺阁文化的影响。这些构成了此期寒士诗人和诗歌个体生态、群体生态、生态系统的特殊而又重要的内容。其中，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闺阁文化对江南寒士诗群的影响。
闺阁文化作为江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生态之一种，在嘉道时期的江南——尤其苏杭一带，文化家族之间，地方才士之间，往往因联姻而有戚谊。姻亲网络在地域文化的创建中所起的作用颇令人瞩目。首先，这些以才学相矜尚的才士之间原本就是同气相求的同道;其次，这些人在姻缘的红线贯串之下，自具某种凝聚力;再次，网络内的姻亲们共同参与的文化活动，活跃并升华了地方文化建设。正是这样一个社会群落，特别讲究诗化人生，群体的诗性文化氛围也往往特别浓郁。而闺阁诗人既是个体寒士诗意人生的伴侣，又是寒士群体活动的热心襄助者和参与者，更以其敏锐细腻的心灵体察着寒士的才情和际遇，发为由衷的赞赏与真切的同情，故而被落寞之士引为知音和知己，成为这些零落散处的寒士们凝聚胶合的粘性因子之一种，也成了这一生意略显暗淡的社会群落的足以感发人心的鲜亮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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