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来自中国的幼童在抵达美国之后，以惊人的速度“美国化”了。容闳依照自己的成长经验，让幼童们寄居在美国人家庭之中，他成功地看到他们很快就接受了“American Idea & Ideals”（美国观念及理想），“这些呼吸自由独立空气的幼童完全‘美化’（Americanized）了” ，他们学会了美国青年的生活与游戏方式，打棒球，溜冰，跳舞，尝试所有新奇的体育运动，获得美国女孩子的青睐，甚至其冒险精神迅速超越了同龄的当地人，例如，在哈特福德的中学生中第一个骑脚踏车的就是一个姓张的中国幼童，而幼童组织的东方人棒球队战绩卓著，击败过美国当地学生的球队。在康涅狄格州的生活使这些中国幼童的“青春”获得前所未有的全新定义：活泼、进取、勇于冒险、不畏新知。有两张照片可以从直观上表明这些幼童经历的变化：在离开上海之前拍摄的一张照片上，幼童们身着长袍，个个愁眉苦脸，一幅“老气横秋”的“小老头”模样；七年之后在哈特福德拍的另一张照片中，他们已经长大成为“洋基青年”，身着美式运动服，手持棒球棍，身材魁伟，朝气蓬勃，且个个面露自信的神情。 这一转变生动地表现出了发现“青春”之美，而这一青春经验使在新英格兰的生活成为令许多幼童终生留恋的时光——他们在成长中发现了青春的瑰丽与无穷动力。

但是，幼童留美计划终于失败：随着洋务运动由盛转衰，清廷在一八八一年撤回了所有留美幼童，宣布中止整个行动。归国的幼童们并未如愿（像容闳希望的那样）抵达旅途的光明终点站，而是中途遭遇“沉船”，旅途因此中断。清廷保守派视这些幼童为“洋鬼”，斥为大清的叛徒， 他们饱受歧视，报国无门，许多人郁郁而终。那些足够幸运活到清廷再次开始“改革”时候的幼童，如詹天佑、梁敦彦、唐绍仪等，终将为中国的现代化做出重大贡献，但其时他们却已经错过了“青春”的最好年华。

幼童留美的发现青春之旅具有的典范意义在于它不仅召唤了无限的希望，同时也暗含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普遍悖论。发现青春之旅与西学东渐共时而逆向，在中国现代性发生的晚清历史语境中，这意味着：对自我的认知建立在自我否定的经验之上，一方面，主体生长否定了自主创生的机制，但同时，当域外之旅或西学东渐即已内化为中国经验之后，“青春”便成为封闭的传统文化体制上的一个切分点，从此处抛出一条异己的线性、发展的历史计划，由此促发的历史憧憬，以时空与精神距离为其张力，推动着“青春”向一个确定的目标演进。在这一主体的新的生长点与其演进的目的地之间，却充满了理想与经验、历史计划与历史展开之间的重重矛盾，而且这一主体的旅行线路突入未知的时空格局，无限的希望也带来了无限的自我幻觉与危机。

类似留美幼童的青春之旅，在此后百年中将有无数中国青年重蹈覆辙，或不一定是域外之旅，但也多为从内陆到沿海、从传统到现代、从保守到进步、从黑暗的旧社会出发去认同某种现代文明或“先进”意识形态的旅行。以文学作品中的经典情节为例，如梅行素出三峡、高觉慧（以及杜大心）离家出走、林道静走向马克思主义等等，在这些旅行中莫不寄托了青春的希望，无不期以青春的活力来挣脱传统的束缚，使自己与整个民族进入现代世界，把个人的生命经历融入线性的历史长河。但这些旅途也都免不了问题重重，最终遭遇“沉船”——线性历史与现代世界变成自欺欺人的幻象，旅途无法走向光明，而总是折入黑暗的闸门……留美幼童的青春经验，发生在“青春”话语发生之前，但它却为后来中国的青春叙事创造了一个基本的情节模式（master-plot）：希望、经验、幻灭、失败构成无法完成的旅途，目的地就在前方熠熠生光，但却又遥不可及——甚至永不可及，而历史目的实为一种线性历史观的无底黑洞。但也正是这一后来写进青春想象的基本情节模式，把这个古老帝国的青年们带入了现代历史。

三、命名“少年中国”

幼童留美或许只是晚清发现“青春”的无数时刻之一，只是由于大量的历史档案以及幼童们的追忆书写， 使这一事件成为开启中国现代青春文化的一个明显坐标。时隔三十年后，梁启超首渡太平洋，也踏上了他自己的发现“青春”之旅。他在域外思想资源中捕捉到了“少年”的意象及其政治、文化动力， 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对“青春”想象加以理论化的阐述，创造了“少年中国”这一文化符号，于是现代中国的“青春”话语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横空出世。青春所预示的“伟大的开始”（great beginning）正好呼应了新世纪的诞生，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写作可谓正当其时。梁文如是开场：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梁文以人之老少喻国之老少，首先于行文中设置决然对立的“老少”二元。其第二段中以一连串壮美、奇幻、有趣的排比写出老年的衰朽与少年的蓬勃：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不遗余力地否定老年，赞美少年，乃赋予“少年”以崇高的象征意义，且凸现“少年”气象所具有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活力。但很显然，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虽一上来就制造了这一看似表征真理的“少年”符号，但其历史语境亦十分显明，正如梅家玲所比拟的“‘西’风一夜催人老”， 老少二元对立根源于中国的近代处境：国家之老衰系因为中国之被迫进入“世界”历史（老大帝国本为西人之指称），而由国之老少所引发、所验证的线性发展的“现代”历史观，又凭借历史理性的思维逻辑，将民族复兴的所有希望寄寓于“少年”这一符号——所有新兴事物、所有历史前驱力量的代表。

概言之，“少年中国”这一文化符号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对后来的青春想象及文化实践都有根本上的影响。其一，如上所述，梁启超的“少年”符号诞生于历史意识之中，它同时且又召唤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因而它在性质上首先是一个历史象喻。正如“老大”意味着中国的过去，“少年”代表了指向未来的历史憧憬，在“老大”与“少年”二元对立的历史观中，“少年”占尽风头，成为（未来）历史发展的主宰力量，以此写就的历史计划表即明确地投射了一种进化论、目的论式的线性演进模式。此一历史演进的想象模式在清末知识界，自“西学东渐”、尤其是严复译述《天演论》以来，其实早已成形，而梁启超的独特贡献实在于他通过创造出“少年中国”这一符号，把这一进化历史观的构形意义与自新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论述神话起源时，认为文化符号“能创造并设定一个它自己的世界之力量”， 我们即便撇开卡西尔这一论述背后的新康德主义先验论，仍可借其所论证的符号的形式体制意义，来体会“少年中国”这一文化符号所具有的神话般的构形作用。梁启超通过将“老大帝国”重新命名为“少年中国”，因此在历史长河中为中国确定了一个新的起点，而此一起点以其“少年气象”而具有“本体论”上除旧布新的无限生机，乃至能够给与历史一个“青春”的形式，并期以无限度的自新能量，历史的未来流向尽在这不断自新之力的左右之下。而进入这一历史想象、陷入“青春”这一迷思（myth）的法眼，由此透视社会现实，皆无往不在万物更新、方兴未艾的历史“青春”之中。任公此举无人能出其右，他在二十世纪开启之际，将中国改头换面，于是时间重新开始了，“少年中国”凭借意识形态的强力起帆航向富强自新之境。由此开创的现代中国“青春”话语，也便从诞生之日起就戴上了“历史”这一神话面具。此“青春”的存在之因（raison d’etre）乃是历史，而“青春”的时间内蕴的历史化也就成为必然；但反过来，现代中国的历史计划既获得了“青春”（少年中国）这一变动不居的新起点，也就具有了可以永恒自新、不断革命的历史想象。

其二，“少年中国”是“少年”之“中国”化，因此又是一个国族符号，而在这一象征运用之中，“青春”（以及“少年”和后来的“青年”）将其活力都让渡给了“中国”，这是由此开始延至后世（直到毛泽东时代）青春想象的一个基本模式。梁启超借“少年中国”的意象赋予中国一种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如唐小兵所言，“少年中国”正寄托了梁启超预将中华帝国化而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使之进入现代世界的全球形象之中的政治理想。 梁文虽然明显借用马志尼的“青年意大利”（Program for Young Italy）理念，但却将“少年”观念植入传统中国历史观中，因此有“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而在对“朝”与“国”加以区别之后，梁氏乃定义作为意味着人民之公产的未来之新“中国”为一少年：“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梁启超借着“少年中国”这一国族符号，所引发的民族主义热浪之强烈持久乃至于恐怕大大超出任公本人所能预料，此后一百年间，从“少年中国”到“新中国”，“青春”中国的强国之梦将整个民族引入一条波涛汹涌的航道，而与此同时，“青春”也获得了一个复数的限定性身份：国家、民族的青春。“少年中国”的诞生也就意味着“青春”的高度政治化，从此展开了个体与国家在青春想象这一领域中的错综盘结的纠葛——这虽是后话，但此处务须一提的是，梁启超所憧憬的“少年中国”乃可视为这一切复杂与矛盾的滥觞。

于是，在中国近代文学中，梁启超第一个赋予“青春”（“少年”）以符号形式，因而使之制度（institute）化了。梁氏对“青春”的青睐是看中它：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氏对“青春”的溢美之情，实出于“青春”无拘无束、前途无量，但他打开“青春”这道大门，欲借此伟力来塑造“少年中国”的历史前途，而必须对“青春”加以历史化和政治化的界定，同时也就加诸“青春”一种形式（form），一种意识形态（ideology），乃可以将其巨大的潜在力量加以利用和规训。当然，非如此，“青春”无法被驯服，也就无法成为“有效”的政治和历史动力，但这样一种对“青春”的形式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塑造，也就预设了现代中国青春想象中的一个内在冲突：“青春”的利用与反利用；规训与反规训。

一九〇〇年，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的时候，尽管中国危机四伏，“青春”依然为中国带来了无限希望。它作为一个政治象喻，召唤着中国走出古老帝国的阴影，步入现代的光明世界。梁启超乃自命名为“少年中国之少年”，取代乃师康有为，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年轻领袖，由“少年中国说”启迪、引发的青年运动，随后遍及政治、教育、伦理、文学等社会空间的各个层面。世纪初年，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犹豫， 也使诸种自相矛盾、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进入青春话语，但确定无疑的是“青春”作为政治意象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象征形式，这一形式成为“青春”在现代中国的典范形式：无论今后书写进入这一形式的是何种政治与历史计划——宪政运动、排满革命、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〇三年，梁启超在访美期间，曾到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拜访容闳。容闳的自传中对此未着一字，我们因此无法获知容老先生面对这一刚到而立之年的流亡青年政治家有何感想。但无论如何，梁启超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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