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少年”如同古罗马神话中的雅努斯（Janus），他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向未来，一张面向过去。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引用法国格言说：“历史就像雅努斯，它有两张面孔。” “老少年”在表达历史意识方面，与当时流行的“少年”形象之区别，就在于他不是一味憧憬未来，而是同时也面向过去，面向传统。吴趼人小说的传统性在其形式本身就有体现，他续写伟大的经典《红楼梦》，因此他的这部“新小说”并未对“旧小说”采取决裂态度，而是试图发掘传统叙事的自新能力，遂改写“石头记”成科学与政治幻想小说。并且其基本情节框架仍然建立在“补天”神话之上，贾宝玉补天之志引导着叙事发展，而清末政治的“现代性”也同时被纳入了这一“旧”的框架。更不用说，文明境界这一未来世界的所有成就都证明了中国传统自强自新的生命力。“老少年”虽老，却“无异少年”，他的形象中仍然凸现青春的魅力和活力，他以其自身的青春象征了中国文明的不老。与自留美幼童一代以来不断踏上西游之路、不经西方现代文化洗礼就不能焕发青春的“少年”形象不同，“老少年”且表达出了另外一种不合时宜的憧憬：中国“青春”的主体性可以在不依外力的情况下，从传统内部发生、演化。我们或许也可以说，“老少年”在更深的层面上体现了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开创的国家神话——独立于世界之中、重新发扬王道精神的帝国梦想。而其神话性比“少年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还在于他明白无误地赋予了这一神话性的国家想象以双重的历史面向，而从中演绎出完整、连续的历史叙述。

“老少年”以其自身青春的延续不衰，将其历史观转化为一个连续不断的演化过程。在此，“青春”并未割裂过去、现在与未来，因而，从现在到未来之间的跳跃之中发生的时间黑洞，在“老少年”这个形象的粘合之下，变得无足轻重。“老少年”有其自主演化的生命轨迹，而其间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为其遮掩，因此在与贾宝玉的对话中，老少年讲述文明境界的来历，可以寥寥数语，举重若轻。但更进而观之，我们或许也可以说，在“老少年”式的观照之下，历史过程既然可以如此轻描淡写，也就成为了“虚象”（illusion）。事实上，这种历史的虚化在“老少年”的历史观中或许也是应有之义，因为“上古三代”已经奠定了最完美的文明模式，此后的历史演进便可以是一种无情节的延续，其中既有更新，所有未知却都已为传统预先解释。

“老少年”这第一个层面明显的意义，其实可在晚清思想界中考其源流，从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到章太炎的“中华民族”考，无论保皇、革命，清末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的自新能力并未完全丧失信心，由复古创新世界，老树仍可发新枝，这也是“老少年”这个形象在晚清青春想象中代表性所在。它为梁启超发明的“红日初升，其道大光”式的少年意象揭示了它的传统底色，吴趼人笔下自觉，乃用“老少年”将这一切说白了，并且将一部危机四伏的青春历险记演绎得四平八稳，历史也成了石头的一场美梦。

但是，《新石头记》却还写出了“老少年”的另一个层面，即其隐藏的意义，乃将“青春”及其表征的历史都打入一个绝望寒冷的时空，戳穿了如上美轮美奂的历史叙述的虚幻性，而“青春”的意义亦被这历史虚像抽空。在这第二个层面上“老少年”的悲剧就变得无可救赎了。

这第二个层面的“老少年”即贾宝玉。前面介绍小说的情节表明，贾宝玉重入凡间，用胡志德之语来说，历经了从“文人”到“文化人”的转变，这在情节结构上初具成长小说的格局，而宝玉的“补天”之志又转化成了强国之梦，其叙述中也具备了国家寓言的层面。宝玉的“成长”（bildung）本身具有反讽的意味，因为在曹雪芹原作中，宝玉的成长是很成问题的；这块通灵宝玉本是女娲补天之时采炼的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之一，而女娲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剩这一块就成了多余，这便决定了宝玉“零余”（superfluous）的命运，他在后来的经历中始终拒绝成长，保持其“天”外——社会之外的天真，而其“补天”之志乃成为一种嘲讽与自嘲。吴趼人复活的贾宝玉却有意违反了原作中的性格造型，让宝玉变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大作“补天”之梦，因此他的成长按照小说叙述的逻辑应该是补天或救国之志的逐渐实现，在动作中体现他的理想，他因而可以在心灵与世界的磨合之中长大成人，进入社会。《新石头记》写宝玉从晚清社会进入文明境界，遂经历了他的学习与漫游时代，最终他决定重回上海，去拯救“现在”的中国。

但就在此时，小说发生了一个突兀的情节逆转：宝玉一路到了上海，却发现上海已经实现共和，浦东正在举行万国博览大会，而在万国和平会上各国公使推选中国皇帝做会长，宝玉或许是“天上一日，地上千年”，在文明境界耽搁得太久了，竟然错过了他的理想实现机会——因为他的理想已经全都实现了。而此时的中国皇帝——也即万国和平会会长，竟然又是东方文明老先生，宝玉听罢他的精彩演说，顿足感奋之际，突然坠入深渊，才知刚才竟是一场大梦。宝玉醒来之后，于清晨步出户外，遇到东方文明，两人一番对话，令他的补天理想又遭打击：原来东方文明不是别人，正是金陵甄家的宝玉。

文明道：“东方是老夫本姓，初因甄氏无嗣，承祧过去。后来甄氏自生了儿子，我便归了家。那一年相见时，老夫说了几句经济话，世兄便面有不满之色。那时老夫便知世兄不是同调，不期一别若干年，又得相会。然而世兄是无忧无虑，从不识不知处过来，所以任凭历了几世几劫，仍是本来面目。老夫经营缔造了一生，到此时便苍颜鹤发，所以相见就不认得了。”宝玉听了如梦初醒，暗想：“他不提起，我把前事尽都忘了。我本来要酬我这部天之愿，方才出来。不料功名事业，一切都被他全占了，我又成了虚愿了……”（523页）

宝玉遂决定再出人间，将通灵宝玉留给老少年，而那石头幻化成巨石，上面便记载了《新石头记》的故事。吴趼人的小说如是结尾，算是回归了《红楼梦》的主体情节，而宝玉的补天之愿可以说重又失落，他的成长也无法为继，于是他又回复了《红楼梦》中的“零余”命运。正如王德威所述：“那块灵石曾经错过了女娲补天的最初用场，他在凡世以泪水浇灌的情史也不能弥补恨海情天。如今他遨游未来，却已经预见他将第三度失去‘补天’的机会。吴趼人的贾宝玉陷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仍然只是那块闷闷不乐的零石，一个在历史轨道以外孤独、迷惑的旅行者，不知何去何从。”

在这一结局的烛照之下，我们遂可发现宝玉的另一层身份：甄宝玉（即东方文明）与他作为双身（double），实际上，老少年作为故事记载者——现在的曹雪芹，也可与宝玉算作双身，在这两重双身的参照之下，宝玉乃暴露出他亦作为“老少年”的身份。他与甄宝玉同岁，此时实在也足有一两百岁了，但与另外两个老少年不同的是，他依然是个的的确确的少年，他虽然年岁已老，却因身在世外，而保持了不老之身。对比第一层意义上的“老少年”的延续古今却又虚象重生的历史内涵，贾宝玉这第二层意义上的“老少年”却是象征着更彻底的历史虚无。在甄贾宝玉的对话中，前者告诉后者，他“经营缔造了一生”，因而变老，而后者“从不识不知处过来”，所以依然是少年本色。这里隐隐透露出了“青春”与历史之间的一个悖论：“青春”作为历史的象喻与动力，恰恰因为它变动不居、绝非永恒的时间特征，因而具有除旧布新的巨大历史能量，但另一方面，历史作为线性的演进发展，其连续的时间性则必然要衬托出“青春”的转瞬即逝、方生即死。在这层意义上，甄宝玉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历史事业，因而他的失去青春、逐渐变老意味着他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他的青春转化为历史，而他神话般的鹤发童颜也即意味着这历史本身的永恒“青春”，东方文明遂可如一个老年的浮士德那般心满意足。相比之下，贾宝玉却被历史拒之门外，因而他的青春在历史失重的状态下得以无限延续，而如此“青春”却成为贾宝玉这个“老少年”的烦恼根源，因为他的“青春”不属于历史，因此而变得毫无意义。

于是，就在《少年中国说》展开了宏伟的青春论述不过五年之后，吴趼人笔下的贾宝玉由于飘零于历史之外，遂成为现代中国青春想象中的第一个异数。在这层意义上的“老少年”是一个被放逐的雅努斯，他虽有两面，但既不属于过去，也不属于未来，而只有无限延续却毫无意义的现在。作为“老少年”的贾宝玉因之以其自身的无意义揭露出了历史中的时间黑洞，在他被“浪费”的青春体验中放大了理想与现实、心灵与世界、历史计划与历史展开之间的无可救药的冲突。对于梁启超发明的“少年中国”中现代性内涵的过度象征性（over-determined symbolism），可以说“老少年”的存在表达出了一种反讽性的读解：象征现代性的“青春”在此被历史的神秘黑洞抽空了意义，显露出时间的无理性的黑暗层面，而其所具有的所有现代憧憬与象征意义都因之成为幻象。

但同时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老少年”将青春还原为一种个体性的经验，这一个体性的意义即在于历史凸现为一种异己的事物，由此界定了他一己的存在。尽管对于贾宝玉——以及此后中国文学中无数有“补天”之志的青年形象——来说，这一个体性有其不能承受之“轻”，然而，在现代中国的青春想象中，贾宝玉式的“老少年”经验却是虽在“青春”的国家神话的重负之下，仍撕开了一道探询个体青春的时间体验的裂隙。“老少年”是历史体制之外的零余者，他代表着一己的个体青春的位置。体制之外的“老少年”或许不能终止对“补天”（进入并参与创造一个崭新形式的体制）的渴望，但他却正可以在对历史可望而不得的情境中获得“青春”的自觉。在《新石头记》问世二十多年之后，当茅盾声称五四的一代已经被历史巨轮抛弃时，叶绍钧笔下的倪焕之、以及他本人笔下的方罗兰、章秋柳们都成了历史的Outcast（弃儿——英文为茅盾原文）， 这些“老少年们”的个体青春经验悲剧性地凸现出来，而正是在试图将这些失落的“青春”纳入历史而不能的悖论境况中，以个体青年的精神发展史为主体线索的现代成长小说在中国文学中成形，其中“老少年”对历史的渴望与历史现实的黑暗空洞之间的持续冲突遂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这一文类独特的叙事动力。

“老少年”如一个在历史时间中旅行的鬼魂，还将在贾宝玉出世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不断归来。

六、余语

我今后将在一系列继续探讨中国现代青春想象的文章中重访“老少年”这个形象及其种种变异所激化的逾越历史体制的时间感受和存在意义。在此，我仅想抄录一位当代作家的描写，以扼要地说明：随着中国在二十世纪的经历，“老少年”所经历的历史残酷将不仅仅体现于历史计划中的时间黑洞。当世纪之初，“少年中国”还是一个伟大的梦想时，历史虚像也只是一个计划的虚像，“老少年”依旧可以满怀理想，对一个想象的形式充满憧憬，因此“老少年”虽烦恼也依旧不失青春气象；而当“少年中国”在历史中发展为千疮百孔的制度，历经一次次灾难性的除旧布新，也一次次碾碎了无数“少年中国之少年”或“老少年”的梦想，让无数人的青春成为历史的牺牲，那时，“青春”或许真的变老了，成了一个无法治愈的历史疾病，它似乎从根子上枯萎、无法再获得新生了——那时，“老少年”被放逐到时间之外，那灿烂的、代表希望和历史憧憬的“青春”成了他未曾拥有就已经失去的东西。

作家潘婧在她极富诗意的长篇小说《抒情年代》中追述她在文革中失去的青春岁月，其中写到她在下乡时遇到的一个“小孩”，在这个写实性的却又如寓言一般的人物形象身上，塑造出了一个在“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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