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叙述“少年中国”

梁启超在提出“少年中国说”两年之后，又发起“小说界革命”，创办《新小说》杂志。在《新小说》第一期开篇，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同一期开始连载梁启超自作之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我同意梅家玲的论述，《新中国未来记》与《少年中国说》应予对读，二者实为一体两面，互为表里。 而梁启超看重“小说”这一叙述形式，一方面以其熏、浸、刺、提之力可用于改良民治，故欲将小说改造为一适应启蒙的现代文体，另一方面，“小说”在形式上凸现叙述之必要，对梁启超这样的政治家来说，小说可将政治计划、历史想象予以大规模的叙述——加以“逼真”、符合逻辑（历史理性）的情节化表达。就《新中国未来记》而言，此小说的情节依中国未来六十年的历史发展而走，以“未来完成式”的语态叙述“少年中国”的建国历程，其情节设计无疑是意欲将“少年中国”从一个政治意象变成为“可信”的（未来）历史现实。

有关《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与历史内涵，已有众多方家讨论，此处无需赘语。我只想再探讨这部小说在叙事上所体现的时间及历史图像，以及“青春”在此中的位置。关于《新中国未来记》，评者多以其为幼稚之作，或称其中包含太多议论，因而不像“小说”，如沈永宝考证晚清政论文体对这部作品的书写具有决定性影响。 此皆是也。但我认为，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梁启超这部幼稚之作仍需作为小说来阅读，非此便难以剖析它作为小说的问题性——其叙事 、时间性与历史表达等诸问题。

《新中国未来记》几乎全由讲演、谈话构成。梁启超当时处于改良、革命两派激烈交锋之际，遂将改良、革命两派思想化身为两个青年知识分子，从小说第三回起展开“舌战”，其言论中将逐渐推出梁启超的建国方略——唯一正确的历史计划将在这“舌战”中诞生，随之这一历史计划将展开成为历史现实。而小说的情节结构却是先将历史目的呈现出来：小说开篇先写六十年后中国已成为世界强国之时，大中华民主国为纪念政治改革五十周年而在上海举行博览会的盛况。随即由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觉民——孔子第七十二代后人——登台为听众细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遂退回到六十年前，又从梁启超所处的当下讲起，黄克强与李去病二君登场，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方向争论不休。有趣的是，在这一“结局即开始”“开始即结局”的情节构造方式中，时间被加以异常的处理：所有现在和未来的时间都已经提前成为“历史”，历史目的的实现已经注定（已经实现了！），于是人物（以及作者、读者）的时间感受皆都预先自觉、充分地历史化了。

评者多注意到这一突兀的时间及历史图像：夏晓虹、陈平原都讨论到日本政治小说《雪中梅》及美国乌托邦小说《回头看》（李提摩太译为《百年一觉》）的倒叙手法对梁启超的影响，对此王德威命名为“未来完成式”：将尚未曾发生的事件当作已经发生的历史来进行叙述。 而这一叙述方式极其强烈地凸现了叙述之必要，在“此刻”与历史目的之间的所有时间都必须纳入叙述之中，而终以“历史目的最终实现”这一封闭性的时间模式来赋予所有时间的历史合理性及叙述合法性。在这一层意义上，梁启超写《新中国未来记》，将“少年中国”将要有的经历化为“历史”，且以小说这一叙述方式把“时间”变为有意义的历史，实开创了现代中国小说的主流历史想象模式——三十年后，现代中国的写实主义大师茅盾从《蚀》写到《虹》，倾其全力也是为了把时间从灾难深重、黑暗无边的“当下”拯救出来，而将其注入“历史”这座彩虹之中，以期走出黑暗，进入彩霞满天的历史结局——虽然那一历史结局尚未发生，但在这种叙述方式之中，只有当未发生的历史结局成为叙述的必然目的，才能将当下的时间“历史化”，因而赋予其历史意义，使之脱离无理性的时间状态。而此后的写实主义小说、革命历史小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在塑造时间体验的历史化方面，都是不断重写这一想象模式。

另一方面，《新中国未来记》通过目的论的叙述使“少年中国”的政治意象展开为历史，勾勒出一个建国的情节发展模式。就现代中国的青春书写史而言，可以说这部小说先于中国“成长小说” （Bildungsroman） 兴起之前三十年，已经预先为这一现代文类奠定了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成长小说的概念和理论来自欧洲，这一文类最先兴起于十八世纪末期的德国，其代表性的作品如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侧重于描述个体青年的精神发展经历。卢卡奇（Georg Lukacs）、莫瑞蒂都认为成长小说在描绘心灵与形式、个体与世界的冲突方面，塑造了现代主体的典型经验， 而巴赫金（M. M. Bakhtin）将成长小说视为欧洲小说演变的最高形态，因为这一叙述形式将个体的成长融入历史时间，威廉?麦斯特身居于两个时代之间，他成长为前所未有的新人类，而他的成长也即反映一个新的世界的形成，其中表现出人类无限的发展可能性。 但巴赫金对成长小说所寄托的“民主”热情，可能仍然掩饰不了经典成长小说的民族主义历史内涵：如某些当代理论家结合新历史主义观点所论述的那样，成长小说首先是一种德国的民族文类（national genre），它的发生、发展与德国民族意识的演变密切相关，从洪堡的文化观念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甚至从“青年德意志”到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狂想，都为德国经典成长小说提供了基本的精神构架，因此从歌德、凯勒到赫塞、托马斯?曼等几代德国作家所创作的成长小说也实际上多是以个体的发展喻写出一个民族的精神经历。

我另外撰有论文讨论成长小说与青春、现代性的关系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意义，在此我只想表明成长小说的经典叙述形式所包含的国家寓言的层面：就理论而言，（经典）成长小说（classical Bildungsroman）将个体青年的经历置于现代民族经验中进行叙述，往往预设了一个黑格尔式的目的论的历史观，个体的精神追求与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合二为一，而最终通过个体成长的结果（新人的出现）写出民族的崭新形象，也即在个体发展层面上塑造出了历史的必然性。在这一叙述形式中，“青春”是最为核心的能量资源，成长小说的叙述推动力即来自于青春的变动不居的反抗力量，个体主人公的人格发展由此方能冲破“旧世界”的体制束缚，但颇为反讽的是，当青春的力量被用来服务于描述一个民族国家的出现之时，成长小说的叙述形式无疑又强加给青春一个新的“体制”——当目的论的线性历史观在叙述中成型之际，“青春”也就被历史驯服，为国家所利用。因此，当看到经典成长小说背后具有的国家形象及其中青春的历史化时，我们也就意识到成长小说也可以是一种现代规训形式，它的规训对象即是所谓现代性的本原动力——青春。对于这种论述，歌德的《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奥斯托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及杨沫的《青春之歌》等德、苏、中等国家的经典成长小说，在理论意义或情节设计方面，都可以作为例证：这些个人成长的故事都同时具有“国家神话”的意识形态特征。

回到《新中国未来记》上来，我们显然不能将这部作品定位为“成长小说”，因为梁启超笔下的黄克强和李去病两位青年尚未表现出鲜明的个体精神发展的趋势，但它以历史目的论的叙述方式来塑造“少年中国”的成长经验，我们因之却可以视之为一部关于“少年中国”成长的小说。在此我故意“错”用这一概念，是想要以此点出《新中国未来记》通过叙述对“青春”的驯服层面：这部小说写新中国的未来，若把它看作“少年中国说”的叙述展开，也可以视其为把中国作为一个少年来写其成长历史，但其预设结局、目的先行的叙述方式，显然已经把这一“成长”定型，梁启超所赞颂的“少年中国”之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的青春气象，青春与过去决裂、喻指未来的无限变动性与不确定性，在这部叙述作品中已然收束在目的论的历史情节之中，纳入了定型的国家理想形式之内。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叙述定型却也为叙述对象带来了空前的主体性：整个未来完成式的叙述起源于上海博览会上高涨的民族自豪感，“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一则激励本国人民的爱国心，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 叙述人孔老先生既是孔子后人，也即明显地把这一新中国发达史纳入儒家文化的传统视野，由此小说中在在凸现“我国”的伟大，不遗余力描述中国文化的优越，其文化国族主义昭然若揭。诚如梅家玲所论，《新中国未来记》中体现的“中国”主体性，“同样因中西文化的交媾混血，而暧昧不明”， 但它的叙述形式却是以这一主体性的成立为根本动力，而当“少年中国”的“青春”能量注入这一主体性的构造叙述过程之中时，“青春” 俨然亦化身为一种雄伟的形象（sublime figure），在与国家的结合中成为一个主体（subject）。它既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被询唤（interpellated）的主体，同时也表征了询唤它的那种意识形态想象。

阿尔都塞对主体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用来解释成长小说（尤其是国族寓言式的成长小说）中的叙述机制：个体青年被一种意识形态（如国族主义）询唤为一个主体，乃可以用自己的青春来表征这种意识形态。在这一意义上，就成长小说的形式发展而言，《新中国未来记》以民族国家的形象凌驾于其上的情节，奠定了这一文类在中国的主流想象模式：国家先于个人，塑造了“青春”的雄伟化身，而“青春”同时既是被询唤的个体，也是发出询唤的意识形态工具。就此而言，这部小说虽然仅仅写出了一半的故事——即民族国家的部分，但却为三十年后兴起的中国现代成长小说预设了它的基本情节：将青春纳入历史，以个体表现国家。假如梁启超能够继续写出黄克强、李去病作为革命家的成长经历，其小说结构中预设的情节发展则必然是配合民族国家的成长，个体的精神成长被包容进同一历史憧憬之中，个体成长与国家发展成为平行的情节，而个体必将融入国家，既作为“新人”成为其中一个主体，且把自己的青春化为国家理想的表征。如此个体与国家平行发展的叙述，我们后来在《虹》、《青春之歌》、《青春万岁》等小说中将屡见不鲜，而《新中国未来记》的情节结构为国家寓言式的“成长小说”打下了底色，它先写出了“一个国家的诞生”，而对与之相辅相成的个体成长故事虚位以待，同时也对后者预先做出了询唤式的形式限定。

然而，《新中国未来记》的书写状况本身仍包含另一层曲折的意义。如王德威所说，即“如何填补‘现在’与‘未来’中间那段历史空档，而这段历史空档正是小说叙述未能完成的部分。小说在第五回突然终止，留下了一个叙事结构的空档，一个神秘的时间黑洞。换句话说，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了故事的开端与结尾，却找不到原应承接两端的中间部分。未被写出的不单是前进式的叙述时间，还有使未来可以理解、可以达到的历史时间。” 梁启超先写出了新中国未来的精彩结局，但当他接下来从头说起时，却仅仅写出了一个开头就难以为继了，于是整个叙事“结局即开始”，并且仅有结局和开始，因此前文所述种种（时间的历史化、历史目的论、民族国家的成长、以及小说中尚未曾涉及的个体精神发展等等）都未能成形，而仅仅呈现为理想或计划而已。事实上，已经有了结局的开始更可以强化对历史时间探寻的欲望，更加凸现叙述的必要，但同时此一叙述过程的实际阙如，又为整个叙述增加了形式上的悬念与危机感；或者说，梁启超未完成的小说叙述（及其改良计划），一方面因其未完成而保持了它的理想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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