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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勰理论创造人格形成的个人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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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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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自谦的。否则他也不会不做和尚，却又“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为他在佛经整理上做了大量文字秘书方面的工作。《梁书》本传说是“今定林寺经藏，刘勰所定也”。当时定林寺是名寺，齐梁两朝权贵多曾赴寺讲经说法，寺藏经籍更是名冠天下。所以刘勰这个工作量很大，十多年青灯黄卷，如果不是性情谦和平易是难以熬过的。更不会在《文心雕龙》撰成之后，想要取得当时权倾天下的沈约的肯定，就“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了。这种为人做事上的低首下心，不是性格上的自卑，恰恰反射出他另一面的自负。就如落魄时的韩信，讨饭钻胯不以为羞，反是他心雄天下的表现。刘勰之所以甘愿像个小贩一样等候在沈约经过的路上，恰恰是他“自重其文”才会采取的办法。《梁书》本传说他在定林寺十多年“遂博通经论”，看来这也是他依附僧祐的真正目的或目的之一。南朝佛教大盛，不少帝王自己奉佛，还推广天下。精研佛法经传，在那时显然是接近上流社会的一个方便法门。刘勰是不甘人下之人，在“无由自达”的窘境下入寺学法，既是无可奈何的事，又不失为一种最好的选择。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刘勰是因为家贫，还是要避租税，或是虔诚礼佛，这之间的差别对刘勰的性格来讲，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不管是其中哪一种情况，刘勰都会走进定林寺，而不会守在失怙无妻的穷家等待梦想实现。
刘勰学识上的自负，除了《梁书》本传上所说的“自重其文”，在《文心雕龙》中也时有所见。如《诸子》：
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
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
赞曰：丈夫处世，怀宝挺秀。辨雕万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隐，含道必授。条流殊述，若有区囿。
在“声其销乎”句后，晚明诗文名家钟惺有眉批：“数语严然以子自居。”纪昀也批道：“隐然自寓。”是的，这些话既是刘勰对诸子之文的评价，也是自己为文的自视之见。赞语更是把锦绣文章视为大丈夫顶天立地必不可缺的德行，一个不是对自己文章学问怀有充分自信的人，是不会写出这样气冲云霄的话来的。刘勰更自负的话集中出现在《序志》中：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看起来好像不是在说他自己的著作，君子立德立言都有其不得已处，实则以君子来夫子自道，对自己的智慧和著作有着一种近乎自命不凡的肯定。序志中记载着刘勰的两个梦，引起不少论者的兴趣。“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研究者多以江淹梦笔的故事来诠释第一个梦，江淹因为梦见神人授笔遂有锦绣文采，故刘勰梦彩云也透露了他对文章才华的期骥。人们大都认为第二个梦表明刘勰对孔子的崇仰，中国人相信圣人是很难梦到的，连孔夫子本人晚年都叹息梦不见周公。实际上第二个梦更多的意义还是刘勰自负心理的无意识表现，梦中的他成为圣人的亲炙弟子，差不多也就是圣徒的身份了。对第一个梦也可作如此解读，弗洛伊德指出，记忆中越是幼小年纪的梦越不可靠，因此梦本身无多大意义，有意义的是人提起这个梦时的动机。刘勰七岁是不是做过这个梦，或刘勰做的是不是这样的梦，这并不重要。刘勰在成年写作《文心雕龙》时提起这个梦，实则是把他对自己文章的自负推前到幼年时代，即自负到家了。明人张之象为《文心雕龙》作的序中，在提到刘勰的两个梦后写道：“勰自负盖不浅矣!”[5](P731)正中此意。
刘勰自负是自负，但刘勰其实志不在论文，他有着那个时代作为男人的更宏大的鸿鹄之志，他写道：“?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连一个聪明妇人都会从家务想到治理国家，大丈夫怎能学俳优文人而不干政呢。就跟他入寺学佛不是为了做僧徒一样，论文叙笔在刘勰其实是“君子藏器，待时而动”之权益，是达到理想的一个台阶。一旦机会来临，他就必定会离开文坛而去发挥栋梁的作用。
这样的个性对刘勰的理论创造会发生什么作用?这种性格的人必定不会满足于量小器窄的小打小闹，他要做文坛上“万钧之洪钟”，而不屑于只发出“铮铮之细响”。因此刘勰出手就高屋建瓴，以道论文，文本于道，所见不凡。连大才子纪晓岚也对此大手笔赞叹道：“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不但见解要高，论述也要全，所有的文体都要囊括其中，这就造成了《文心雕龙》的体大。其实写五十篇还是四十篇，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差别。有的篇目中多个文体拆开来写就变成两篇，两篇的内容合在一起说也可以成为一篇。因为《周易》中正好有个现成的数字五十，刘勰就拿来做了文章的篇数。五十篇的排列当然是有刘勰的通盘考虑的，但个别篇目的前后顺序也未必是绝对精当的。在这些问题上有争论，意义不大。
(二)广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华
章学诚说过：诗品文心，专门著述，自非学富才优，为之不易。如果说刘勰的自负性格影响到理论创造上的“大”，那么理论创造上的“周”就跟他广博的学识和超人的才华有关了。广博学识首先要靠极佳记性，他在定林寺十余年就做到了博通经论，没有好记性是根本不可能的。广博学识还要靠勤读苦研，从《文心雕龙》本身也可以发现，各种文籍涉及之多，各种材料征引之广，各派观点阐发之周，都是可以让人叹为观止的。论文叙笔部分中的每一篇，确实都可以说是一部微型的文体史。张之象说：“自非博极群书，妙达玄理，顿悟精诣，天解神授，其孰能于此耶?”[5](P731)用刘勰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积学以储宝”、“研阅以穷照”。
刘勰超群的才华体现在他精湛的理解思维能力上。在佛言佛，他能“精湛佛理”，成为全国僧俗界都知晓的佛学家，以致名僧寺塔要他写碑，皇帝要他撰经，就连他的老师僧祐的著述，许多人都相信其实是刘勰代笔的。而当他转而去论文，他的才华让文坛宗主沈约一读到《文心雕龙》，就“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后来他做官做到东宫通事舍人，跟喜爱文学的昭明太子萧统接触多了，萧统对他也是“深爱接之”。刘勰也不是光会读书的书呆子，他曾做过太末令，在任期间“政有清绩”，证明他也有行政任事的才干。从他被选任的官职，也可以看出刘勰的性格特点。从梁武帝天监初年他起家奉朝请，做过的官职为：中军临川王萧宏的记室、太末令、南威仁康王萧绩的记室，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兼步兵校尉。除了外放的太末令，刘勰任过的官职基本上都是侯王秘书一类比较显要的职位。那么，在当时人的眼里是什么人最宜担任这一职位呢?《宋书·孔凯传》有关于这一点的说明：“记室之局实为华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局之……夫以记室之要，宜须通才敏思，加性情勤密者。”才华要广博，思维要敏捷，做事要勤奋，性情要细密，这些正好跟上文所说的刘勰个性相吻合。
刘勰这方面的个性于他的理论创造有什么联系呢?首先让他在广阅博览和比较的基础上练就辨文品藻的老辣眼光。所谓“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尔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搏观。阅乔岳以形培?，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知音》)这是刘勰教人鉴赏的道理，其实也是他自己品鉴辨识文章的方法，有了这样的方法才会制定出评文的“六观”标准。有了这样的眼光，才不会把文章中的凤凰和野雉相混，将宝珠和燕砾等同。《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再怎么宏大，它也是建立在品评精当的基础上的，缺了这个基础，体系就是金玉其外的花架子。其次是使他站高望远，对前人论文的各种著述，臧否然否，“览华而食实，弃邪而采正”，使自己的论文水平前无古人。“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陈思序书，应旸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弘范《翰林》，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或臧否当时之才，或铨品前修之文，或泛举雅俗之旨，或撮题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陈书辩而无当，应论华而疏略，陆赋巧而碎乱，《流别》精而少功，《翰林》浅而寡要。又君山、公干之徒，吉甫、士龙之辈，泛议文意，往往间出，并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如果没有刘勰的盖世才华，像这样指点文坛、挥斥前贤的文字是难以让人心服的。更重要的是，他看出了前人的局限和不足，就会在自己论文时努力加以克服。也是因为刘勰的识文巨眼，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他袭用前人旧说，也不自矜于前人所无的新创。可以这样说，正是前人的缺陷，玉成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序志》)对此，黄侃作出了很高的评价：
此义最要。同异是非，称心而论，本无成见，自少纷纭。故《文心》多袭前人之论，而不嫌钞袭，未若世之君子必以己言为贵也。[1](P281)
(三)杰出的语言能力和极高明的文学悟性
这一点，其实是形成刘勰理论创造个性最重要的因素，而少了这个重要因素，前面所列的全部特点也就无足轻重了。因为刘勰论述的对象是文学，尽管刘勰的文学概念不是指当时已经细分了的纯文学，但他在理论运思时，实际上是以文学的观点来分析所有的文章及其创作的。如要求“为情而造文”，如“陶钧文思，贵在虚静”，如“声律”等等。如果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去创造理论，那么《文心雕龙》也就不是一部文学的论文之作了。但这一点似乎最为人所轻视，好像这跟《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创造没什么联系。
对刘勰的语言能力，范文澜早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是能把骈体文字写得比散文还要美丽流畅的人。但人们一般只是把这种语言能力视为一种工具性的因素，可以用来更有效地表达思想。其实语言能力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学能力，拥有这种能力才有可能去创造文学，虽然一个理论家不一定进行文学创作。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知道刘勰有没有创作过文学作品，但刘勰掌握的优美而高难度的语言表现力，也使《文心雕龙》中的有些篇章或段落，水平一点也不比那些真正的文学作品差。谨选一例，如《物色》篇就写得回肠荡气、满纸烟云，清初的清谨轩评本赞此篇为“清新赡丽，集中之要篇也”。对该篇的赞语，众多评家更是赞不绝口。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
目既往返，心亦吐纳。
春日迟迟，秋风飒飒。
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明人陈仁锡评为“四言之佳者”，钟惺誉为“神来之笔”，纪昀说“诸赞之中，此为第一，政因题目佳耳”，李安民曰“在诸赞中最为请旷”[13](P152)。《文心雕龙》在后代影响越来越大，跟刘勰的语言表现能力是分不开的。所以《文心雕龙》的历代评点家，都慷慨地向刘勰投以表扬。有的说他“辞旨伟丽”，有的赞他“旷世之宏材”，有的说“惟灵心之结撰”，不一而足。和刘勰的文学语言能力相比，我们大多数搞文学批评的人都只能赧颜以对。
可以说，只有能用这种文学语言能力来创作的人，他才能真正赏鉴文学作品的美，他才能真正体会语言创造中的甘苦，他才拥有一种和文学对象平等交易的权利。用语言能力来打通文学悟性，使刘勰成为如宋人吕本中所说的“此知文者也”。我们且来看看一些著名的诗文评家是如何赏识刘勰的这个特点的，明·谢榛：“其妙识所难，其易也将至，此刘勰明诗至要，非老于作者不能发。”(《四暝诗话》卷四)清·袁枚：“刘彦和所谓富于万篇，窘于一字，真甘苦之言。”(《随园诗话》)清·伍涵芬：“刘舍人论作文云：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此用暇持满之说也，可谓善养文机者矣。”(《读书乐趣》)……此亦所谓心有灵犀、惺惺相惜吧！刘勰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深厚的文学悟性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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