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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勰理论创造人格形成的个人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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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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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正是由于这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众多研究者把目光集中到了“六经之首”的《周易》。敏泽认为《文心雕龙》从篇章结构到基本思想都是受《周易》影响而完成的：
《周易》对于《文心雕龙》的影响，不仅是贯穿始终的，起于《原道》篇之“道”，终于《序志》篇的“彰乎大易(衍)之数，其为文用，49篇而已。”而且，《文心雕龙》50篇中的过半数，都曾直接间接地引证《周易》申述之原理，以之运用到关于具体的文章写作的过程中。
《周易》对于《文心雕龙》之影响，绝不只是篇章安排上的，所谓“彰乎大易(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序志》)更重要的，则是关于宇宙本体及道与文的这一根本关系的认识上的。[9](P159)
朱伯?在自己所编的教材中也明确提出：“南朝的刘勰在齐代所写的《文心雕龙》一书，直接以《周易》的思想为根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十分系统的文学理论。刘勰对《周易》的思想有很深入的理解，《周易》的许多重要观点都被他运用到了文学上。”[10](P422)一些中青年学者也认同此说。如李平认为：“从古代文论的角度看，受《周易》影响最深，‘援《易》以为说’最多的莫过于刘勰的《文心雕龙》，全书不仅在内容上多次引用《周易》的话来说明文学问题，而且在形式上也是直接依‘大衍之数’来安排全书结构。”[11]戚良德还引用哲学家对《易经》形式特征的认识，来论述《周易》对《文心雕龙》理论结构的影响：
不仅《周易》的形式架构和思维模式深刻地影响到《文心雕龙》，而且《易传》的一系列范畴和命题，诸如“道”和“器”，“文”和“章”，“象”、“辞”和“意”等，对《文心雕龙》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因此，《易传》哲学乃是《文心雕龙》的思想之魂。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周易》，就没有《文心雕龙》。对《文心雕龙》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是《易传》；但《易传》既为《易经》之注，则《易经》对《文心雕龙》必然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任继愈等先生指出，由于《易经》本身“体现了一种数学上的变化规律，形式上严整而有秩序，对思维材料还是起了一定的组织作用”，它“蕴含着一种形式上的条理性”。应该说，这种“形式上的条理性”对《文心雕龙》所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序志》)的严整的组织结构也是有影响的。当然，对《文心雕龙》产生全方位影响的还是《易传》哲学。[12]
通读上列学者的文章，会有一个观感，就是大家都强调《周易》在思想观念上对刘勰的影响，也提到了《周易》对《文心雕龙》全书结构的影响，即所谓“位理定名，彰乎大衍之数”，但对《周易》是否给《文心雕龙》带来了严密的理论体系，往往是轻轻带过或避而不谈。“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虽和《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相关，但毕竟只是刘勰著作的外部形式，还不是理论体系本身。这和主张《文心雕龙》体系来自佛教论者的文章适成对比，这是否是主张《周易》论者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问题上的底气不足?细审也是，受祖宗经典滋乳的古人至少不会比佛家子弟少，按“大衍之数五十，其一不用”的格式来整理言说，对文章宿儒来讲也并非难事，但为何只有刘勰捧出了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若真是先秦《周易》孕生了刘勰的周密体系，那两千年来中国的理论早就是各种体系遍地开花了。当然，我们也不能遽然断言《周易》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没有作用，但将《文心雕龙》体系的产生归结为周易的影响也是缺少过硬证据的。
三、社会文化成因说
假如暂且撇开上述两派意见，那就只得从《文心雕龙》产生时代的文学环境中去找原因。从鸿蒙开辟到秦汉一统，中国社会虽有文学，但文学人并不很受重视。《诗经》中那些作品留传千古却不传其作者名，楚骚虽有作者却被讥为扬才露己就是证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轻文溲儒。但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文学之士渐渐受到重视，各种文章的写作也越来越丰富。《南史·文学传》云：
自汉以来，辞人代有，大则宪章典诰，小则申抒性灵。至于经礼乐而纬国家，通古今而述美恶，非斯则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悦。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自中原沸腾，五马南度，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
这个情况跟汉末以降社会动乱而文学的地位日渐提高是分不开的，尤其是魏晋以来最高统治者也大都喜爱文学，他们不仅自己赋诗作文，还领导推动文人创作。萧绎《金楼子·兴王》中说曹操：“魏武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曹操的小儿子曹植更不用说了，是名震寰宇的大诗人。就是“三曹”中最差的曹丕也是“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曹丕在年轻时写的一封信里，道出了当时人们热衷文学的主要动机：
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集诸儒於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三国志·魏文帝纪注》)
在瘟疫流行时人的生命蝼蚁不如，即使贵为君侯，短如朝露的生命一旦消逝也只有一黄土了。尤其在战争频仍的乱世更加如此，残酷的政治倾轧和血腥的军事杀戮能使一族一族人香火灭绝，不管是名门望族还是平头百姓，连个烧纸祭羹的孓遗都不留下。但名望却可以不为瘟疫或死亡所灭，它逾于金石之坚，寿比南山之龟。而获得名望除了立德立功，就是立言了。立德是圣人的事情，世人根本不可能梦想。立功是少数豪杰之事，普通人也绝难染指，曹丕们凭祖宗阴德已经做到，倒也不看重了(其实，刘勰是绝对看重的)。立言才是一般人最有可能做的事，稍有才华的人会吟诗作文，有大才的人可以著书立说。何况人们已经意识到经邦治国也离不开文章，“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正是魏文帝的名言。苟活于乱世，白天出门不知晚上能否回家的险恶世道，使人们更多地选择“各任怀抱”、“事出神思”的文学为立身扬名之道。这也是文学在晋、宋、齐、梁社会中越来越繁荣的重要原因，齐梁萧氏帝王几乎个个都是诗赋健将、文章高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样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使得上至帝王公卿下至白衣文士都对文学趋之若鹜，正所谓“主爱雕虫，家弃章句”。
裴子野在《雕虫论》中描述了宋齐时文学之兴隆：“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同尚，滋有笃焉。自是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致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宗途，亦有宋之遗风也。若季子聆音，则非兴国；鲤也趋庭，必有不敦。荀卿有言：乱代之征，文章匿采，斯岂近之乎！”裴子野这段话是严厉抨击当时文学之浮华风气的，但从中仍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文学的热衷。正是在这样的文学热潮中，文学创作出现了极大的繁荣，文学作品的数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作品的数量多了，作品的文体也丰富了，分别加以收积就可以成集，就是所谓别集。《隋书·经籍志》说：“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辞人景慕，并自记载，以成书部。”王运熙、杨明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中举出的别集，就有应璩《书林》、傅玄《七林》、荀勖《晋歌诗》、《晋燕乐歌辞》、陈寿《汉名臣奏事》、《魏名臣秦事》、荀绰《古今五言诗美文》、陈勰《杂碑》、《碑文》等多种。这个过程从东汉就开始了，而到了魏晋作品更加繁密时，规模更大的总集也出现了。“总集者，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抄，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至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共收各种文体三十七类。任?作《文章缘起》，分类更细，共收各体文章八十五类：三言诗、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九言诗、赋、歌、离骚、诏、策文、表、让表、上书、书、对贤良策、上疏、启、奏记、笺、谢恩、令、奏、驳、论、议、反骚、弹文、荐、教、封事、白事、移书、铭、箴、封禅书、赞、颂、序、引、志录、记、碑、碣、诰、誓、露布、檄、明文、乐府、对问、传、上章、解嘲、训、辞、旨、劝进、喻难、诫、吊文、告、传赞、谒文、祈文、祝文、行状、哀策、哀颂、墓志、谏、悲文、祭文、哀词、挽词、七发、离合诗、连珠、篇、歌诗、遗、图、势、约。
正是作品文体和数量的极大丰富，使得文章的研究和品评成为人们的一种需要。钟嵘《诗品序》说：“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钟嵘说的是五言诗的情况，五言诗兴盛以后，人们对诗的评论争议也多起来了，莫衷一是，《诗品》就是为此而作的。这种情况在其他文体也同样存在。《四库总目提要诗文评类小叙》指出：“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于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出现在同一时代，这确实不是偶然的。文学发展的繁荣成熟，也不是只产生了这两部诗文论著，它还产生过曹丕的《典论·论文》、应旸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和李充的《翰林论》等诗文论著。不过《文心雕龙》和《诗品》是其中最为卓越的翘楚，一为文论的绝唱，一为诗话的鼻祖。
说《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时代的历史产物，这是不会错的。但这样的说法还是未能解决它的理论体系是何以产生的原因。这个时代是刘勰和钟嵘们所共有的，他们也共享了发展到这个时代的文学所提供的同一语境和同一资源。但唯独刘勰的《文心雕龙》贡献了其他人所未提供的可贵体系!显然，如果我们的思考还是局限在时代文化的共同原因上，那我们是永远也不可能解决这个疑题的。我们的思路必须转到刘勰与其他人都不同的特异性条件上来，我们应当从刘勰与众不同的个性原因去发现发掘他的理论创造的奥秘。 四、刘勰理论体系形成中的个人因素
从理论创造动因角度来看刘勰，他的独特性是什么呢?换一个提法，有哪些因素铸造了刘勰创造性的理论个性?和一个人独特个性的形成有关的因素，可以包括从呱呱坠地一直到寿终正寝为止所有发生作用的先天和后天的因素。不过，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考察所有的因素，对我们来说，只要关注那些有助于形成刘勰理论独创性的条件就可以了。《梁书》和《南史》关于刘勰生平只给我们留下了极简吝的资料，有些因素我们也只能从刘勰本人的文字中去提取。那么，哪些因素有可能助成刘勰特有的理论创造个性呢?
(一)自负的性格和宏达的抱负
刘勰的自负不是为人处事上的骄傲简慢，而是一种知识学问上的自负，做人方面刘勰倒是相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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