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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的原本及其改作

时间:2009-8-8 16:56:09  来源:不详
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钓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详见《西游记》。(下卷第四页,以下简称"乙"。)
  又,对孙行者的情况的注解:
  《西游记》云:西域有花果山,山下有水帘洞,洞前有铁板桥,桥下有万丈涧,涧边有万个小洞,洞里多猴。有老猴精,号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入天宫仙桃园偷蟠桃,又偷老君灵丹药,又去王母宫偷绣仙衣一套来,设庆仙衣会。……二郎神领神兵围花果山。众猴出战,皆败。大圣被执,当死。观音上请于玉帝,免死,令巨灵神押大圣前往下方去,乃于花果山石缝内纳身下截,画如来押字封着。……其后唐太宗软玄奖法师往西天取经,路经此山,见此猴精压在石缝,去其佛押出之,以为徒弟。赐法名吾空,改号为孙行者。与沙和尚及黑猪精未八戒偕往。在路降妖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下卷第十七页,以下简称"丙"。)
  在另一处还有述及二郎神的注释(下卷四十七页),但与上面丙项所引相同,因而从略。以上情况虽极简略,但我认为对于了解从元代到明初的《西游记》梗概是很好的资料,是以不厌其烦地将注解全文译出。
  这些注解同下面所举的元代戏曲《西游记》相比,虽不完全一致,但大抵颇为相似。例如,戏曲的题为《神佛降孙》的一场(第九出)中,孙行者的独白说他自己乃五个结义兄弟之一,并列举说:姊姊乃离山老母,妹妹乃巫枝祇圣母,哥哥乃齐天大圣,自己乃通天大圣,弟弟乃耍耍三郎。据此,齐天大圣就不是孙行者本人的别号了。但是,他偷盗太上老君炼成的金丹,西王母的仙桃百个,仙衣一套等事情,又跟《朴通事》注解中说的相同。猴子的老窝是花果山紫云罗洞,这跟注解所说的洞名稍有不同;反而跟南宋末叶的版本《取经诗话》一致。但是猴子受到观音的帮助,被镇压在花果山下,而此山就在三藏法师去西天历程的途中,这点又是相同的。戏曲中所写的灾难仅限于黄风山之怪、女人国、火焰山三处,这是由于戏剧的性质,不可能多写,但这三处名字都见于上面所引的〔乙〕。三藏法师三个弟子之一的朱八戒〔丙〕,在戏曲中与今本相同,是猪八戒,而"猪"与"朱"在今天的汉语中同音,都是:"zhu",文字各异,其实相同。
  以上各重要之点,在《朴通事》的《西游记》与元曲中是基本一致的,这也可以反过来作为一个证据,证明它把元代古本的面貌大致无误地传留了下来。我们根据《朴通事》和元曲知道,这个故事与宋代(《取经诗话》)相比,起了相当的变化(例如弟子人数由猴行者即孙行者一人增至三人),而且情节从简单进向复杂(三藏法师遭遇灾难的次数,元本也为宋代的几倍)。以下请看看这部小说在进入明代以后是怎样进一步成长发展的。

  生活在元末到明初时代的戏曲作家杨景言(约1364年~1424年)的杂剧,也以《西游记》为题12,虽然它不是小说。这个杂剧全本六卷巳于前不久在我国发现13。此外,在杨景言以前,元曲前期(1307年以前)的作家吴昌龄,也写过以《西天取经》为题的杂剧,同样是根据这个故事编成的,虽然没有传下全本,但其中一折(一场)直到今天仍保存着昆曲的曲谱,可以上演14。作为元曲的惯例,这些戏曲,大致都是以当时流行的小说、话本之类为基础而构造情节的15,因此,我们可以反过来据此想象小说的内容。
  《西游记》的明刊本今天已经极为稀少了。根据孙楷第氏的研究,其重要板本可分为三类16。
  A、称为"华阳洞天主人校本"的有三种,都分成二十卷一百回,据说华阳洞就是南京附近的茅山,因此可以认为,这同一系统的各种版本,也许是经南京附近的人之手校订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种版本是金陵(即今南京)一家书店世德堂刊行的,三种版本都有秣陵(与金陵同指南京)陈元之的序。
  B、"李卓吾批评本"一百回。内容与A基本相同。卓吾是明代特异的学者李贽(一五二七~一六○二年)的号17,但是这个版本上的批评是否确实出于李氏之手,那是有疑问的。据推定,刊行的时间大致后于A三十多年,刊行的地点是苏州。
  C、《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刊行的时间大概是在A与B之间,与百回本(A、B)相比,内容要简略得多。题为"羊城(广州)朱鼎臣编"。朱氏是广州人,但在闽(即福州)地刊行的其他书籍上,也可以见到这个名字,所以此本也有闽刊的可能性。
  清朝各种刊本的《西游记》,大半属于AB(两者几乎是同系统的)系统,或叫《西游原旨》、或叫《西游真诠》,名称各异,而内容可说完全相同,只不过多少有些省略,而且分为百回(即百章)这一点,也是相同的。仅一八三○年刊行的《四游全传》本(与东游记--八仙传、南游记--华光传、北游记--玄帝传合刻之本)是四卷,简略的情况与C相似,但也未必是跟 C相一致的。
  总之,《西游记》的刊本虽多,但大致可以区分为两大类,即详本(百回本)和简本(十卷或四卷)。究竟哪一本先出,是有争论的18,但跟元刊本《三国志平话》和明刊《三国志演义》的关系不同,似以认为简本(例如C朱本)系据详本(百回本)删节改写而成较为妥当。四卷本也不是与C本无涉地独立根据百回本压缩而成。但是,C本中有一段是AB本所缺少的,就是写三藏法师的父亲陈光蕊在出任地方官的赴任途中,遭盗贼杀害,法师一出生就被投入长江的江流,为此取了"江流"的小名。在清朝的一些刊本中,全都改动了第九回和第十回的标题而插入了这一段。所以或许也可能认为C本应是各本的祖本。--因为我们知道:陈光蕊的故事在元曲《西游记》中也已经可以见到,而且在不同于杂剧的戏文中19,也有演这故事的。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在元本的小说《西游记》中确有这一段(我已说过,戏曲与小说不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也可以这样想:在《朴通事》中并没有看到这一段,也许是因为它与AB本同样没有这一段的缘故。现在的百回中的这一段,与其他部分相比,显得文辞拙劣,各回开头应有的诗句也未载入,毫无疑问,这仍然是原著者以外的人的手笔。所以可以认为,现存的明刊本中,AB本(或许是A本)系统的版本仍然是最老的(据推定,其中一种刊行于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最接近于原形。正如下面将要叙述的那样,如果认为AB本原木的作者是吴承恩,那末,我们可以把它叫作吴氏本。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一切版本,都系出自吴氏本,除了陈光蕊那一段之外,都与吴氏本没有多大差别。
  顺便说一下,江户时代我国翻译的《西游记》所根据的版本,现在虽已不清楚了,但从具有上述那一段这点来看,不是很古的版本。根据孙楷第氏的研究,清初(年代不洋)汪憺漪(象旭)的题为《西游证道书》的刊本,可说是百回本中最早插入上述那一段的,因此,日译本《绘图西游记》的原本最早也不会是一六六二年(康熙元年)以前的刊本20。

  根据清代学者的考证,明本(也即"今本")《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这一点是明白无误的。在当时的中国,小说这种体裁受到轻视,被认为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因而作者通常是以笔名署名的,关于作者的姓名与经历,即使只能稍微知道一些,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为此,我想对《西游记》作者的传记中的二三要点加以叙述。
  吴承恩(一五○○年--一五八二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山阳(即今江苏省淮安)县人。嘉靖二十三年(一五四四年)为岁贡生,虽获得了参加乡试--文官考试的第二级,取中者为"举人"--的资格,但终于没有考取,从而被堵塞了成为官吏的正规的道路,似乎一生都过着不富裕的生活。最后,在过了六十岁(一五六○年)的时候,才成为浙江省长兴县的县丞。这是个县知事的属官,据《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志》)所载,是正八品(相当于我国的正八位)的很低的职位。据推定,他的官场经历仅限于此,在任七年(到一五六六年)而辞职。据认为他死于万历十年(一五八二年),没有后嗣,一生萧条(以上根据胡适与赵景深两氏的研究)21。
  如上所述,吴承恩的人生旅途是坎坷的,但他长于诗文,发挥了这方面的才能,与当时的名士保持着交往,其中甚至有徐子与(一五一七--一五七八,字中行,嘉靖年间以诗人闻名,是所谓七子之一),他们多半是在徐子与的家乡长兴县相识的。吴承恩死后(一五八九年),刊行了他那诗文遗稿的一部分--《射阳先生存稿》四卷,此书近年已在北京故宫发现(有民国十九年〔一九三○年〕排印本)。他的诗,在朱彝尊的《明诗综》(卷四十八)中也收录了七首,在明代为数众多的诗人中占有一席之地,乃是事实。
  吴承恩著述《西游记》这件事,见于鲁迅与胡适受到了晏启发而引用的明代地方志《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中所列举的"淮贤文目"(即当地出身的文人的著述目录)。只是其所谓《西游记》也未必不可能是另外一部纪行之作。--以前就已有过元代道士邱处机的穴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那是他应世祖忽必烈--当时世祖率军西征--之召,赶赴军前,记述其沿途见闻之作,后世人也常将此书与小说《西游记》混同。然而,《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原书未见,与前条皆据胡、鲁二位的引用)记载吴承恩事的一条中,在说他诗文卓越之后,还有"复善谐剧,所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之语,据此,他是试写过汁滑稽的游戏之作,而且不止一种的,因此,可以想象,《西游记》也正是他的"杂记"的一种,即游戏之作。
  作为旁证的,第一是赵景深氏所举的《禹鼎志》。看了《存稿》(卷二)所载《禹鼎志》的序言,就可知道吴承恩从孩提时起就爱读"稗史野言",长大成人后更是广泛收集这类读物,几乎满肚子都是书中的故事人物,可见他是非常爱好古人小说,也许能背下来的。《禹鼎志》似也可说是作为这类小说的爱好者的他自己所试作的一部文言的短篇小说集。正因为是文言文的,这篇序言才堂堂正正地登载在《存稿》中,另外白话文的文章还有些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正如从《禹鼎志》的名字也可以想象到的那样,小说是以古代禹王治理天下洪水之际,把各处遇到的妖怪的形状铭刻在鼎上这个传说为根据,以形形色色鬼神的故事为主的。这与神怪故事占大部分的《西游记》是具有血缘关系的读物。旁证之二,是现存《西游记》中山阳即淮安的方言很多。这一点,在清代是吴玉措(一六九八年--一七七三年)最早提出的,说"其出淮人手无疑";丁晏(一七九四年--一八七五年)也接受了这种说法,发表了意思相同的见解22。虽因他们二人都是山阳人,即吴承恩的同县人,可以认为这种说法不会有错,但是他们都没有举出实际的例子来,所以不能完全肯定。此外,关于淮安方言的研究我现在既找不到帮助也没有材料,对于上述那种说法就不能下肯定的判断。只有将来能从方言学的角度来确定这种说法,那才会成为吴承恩说的有力旁证23。
  吴承恩写作这部小说究竟在什么时候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不能作出任何确切的推断。赵景深氏所作吴承恩年谱,推测《西游记》作于吴承恩"归田以后",即辞去长兴县丞,回到故乡之后。其理由是:县里的官吏尽管"清闲",仍然有各种琐事杂务要处理,
  难以有集中时间的余裕。但在归田以后,苦于生活无聊,正适宜于构思《西游记》那样玩世不恭的小说,用以消磨空闲的时光。赵氏还举出与此相似的例子:清代的名作《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都是作者曹雪芹与吴敬梓在晚年穷困之时写作的。
  看起来,赵氏此说大体上是应该听取的。只活了四十几岁的曹雪芹(他死于一七六三年)的《红楼梦》一书24,是在一七五四年完成其亲自加上第二次评语的本子的,假定他死时是四十五岁,那么第一稿就是在三十六岁前后完成的。
  吴敬梓的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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