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注意到，在元本中，悟空所出生的花果山是在去西天的途中35，但在今本中，却在与三藏的旅途毫无关系的东方海中，就是随着上面这个更换而来的变化。上面这个更换大慨就是吴承恩所作的吧。孙悟空所住的洞穴叫作水帘洞，这个名字在中国的几座山中都有，但董作宾在海洲的地方志中，发现在今日的云台山--在海洲（江苏省北部，东海县东部）--上有名叫水帘洞的地方，并看到有淮安文人在那里游玩的记载⑩36。在《朴通事》的注中所引的《西游记》（三之八）中，住处也是水帘洞37，所以想出这个名字来的人也许不是吴承恩。但是从水帘洞这个名字而联想到云台山，把这个洞穴的位置从"西域"移到"东海"的，似乎可以认为是离海洲不太远的淮安人吴承恩。我认为，这件事似乎是有助于我上述设想的证据。
要是我的推测正确，则《西游记》的总的情节，虽大致是在元本中已经出现过的，而进一步强调了元本中以孙行者为中心这一点，并据此而进行适当的重写的人，则是吴承恩。如果将全书扩大，写成现在所看到的那样的《西游记》的是吴承恩，那末，把他说成是这部小说的作者是毫无不当之处的。在这里要考虑一下的是：吴承恩特别化了力气的这种改写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的问题是：今本中的孙行者--孙悟空--的性格是被作为怎样的性质来描写的呢？他非常倔强，极为自负。实际上，他具有异常的神通法力，所以他的自负也是不无理由的。他不甘心于在天宫的十分卑贱的地位（弼马温--养马人），返归地上，号称齐天大圣（与天同样高大的圣者）而造反，也是出于这个自尊心。在他再度归顺天宫，他的称号得到承认之后，由于没有受邀请参加当时的蟠桃会而再度造反，也同样是因为骄傲自大。这一次，他不能仅仅满足于"齐天"了，而是妄图夺取天上的主宰玉帝的宝座了。
但是他不仅仅极为自负，对于能力卓越的人，他也承认对方的卓越之处。他对于玉帝、对于道教创始人和第一号仙人的太上老君，毫不表示敬意，而对于具有无限法力的释迦如来，仅仅相争一次，就不得不完全折服。
他那好胜倔强的反面，是由于善良而易于上当，轻易地听信煽惑的话而受骗。他因为过于粗鲁被师父三藏法师所逐，回到了出生的故乡，而三藏由于失去了他的大弟子，立即遭到灾难，成了妖怪的俘虏。这时候，孙悟空虽也没有轻易听从为了把他叫回去的猪八戒的劝诱，但当猪八戒虚构事实，说妖怪在骂他："是个什么孙行者，我可怕他！他若来，我剥了他的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他就被猪八戒巧妙地煽动起来，暴躁乱跳道："是那个敢这等骂我！"再度出去平定妖怪了（第三十一回）。而且他同妖怪斗争时也决不搞暗算，就是说，他是个极其纯真无邪的豪杰。
一方面是如此无法无天而又纯真无邪的孙悟空的师弟，同时却又是想设圈套陷害他的猪八戒，也可以说是个小人了，但是，这只无知的、集中了贪吃、好色这一类作为人的本能缺点的猪精，虽然愚蠢，--不，也许正是由于愚蠢，--并没有特別激起读者对他的嫌恶；这也是因为作者对于这个性格--人的典型倾注了同情，一点都没有嫌恶他的缘故。与此相比，三弟子沙悟净--沙和尚还是有辨别力的，但他过于顺从，在行者和八戒的争吵中，尽管有时候他也有必要做个和事佬，但个性毕竟过于脆弱，同其他二人相比，是个远远不惹人注目的小人物。作为师父的三藏法师，完全是个善良易欺的人，没有神 通法力，只有满腔慈悲，并因此而对于眼前的危险毫无警惕。必须保护这么一位师父的三个弟子，其辛苦是非同寻常的，毋宁说这成了他们摆脱不了的负担，因而在弟子们之间，时有不平流露出来。仅仅是因为他的对于求法百折不挠的决心，构成了故事情节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法师的地位才变得似乎重要起来。
从这样的比较来看（这与故事的情节无关），可以认为，这部小说的着眼点是在描写作者最强调的真正的主人公--孙行者所具有的性格，即：作者给予其活动场所的，他那为了达到目的而无所畏惧、勇敢战斗的素朴率直的性格。孙行者对于师父的深切的爱是基于感谢三藏法师解救他--他由于如来佛的法力而被监禁了五百年--的恩情，而根本不去考虑三藏法师的教养和知识如何。他一刻也坐不定，到哪儿都不丧失其野生野长的野性。
描写这样的野人即自然人的典型，在中国文学上还是一种新的尝试。至少可以说，在文言的古典文学中，这样的人物几乎没有出现过。这一种典型的创造，只有在宋以后的白话文学中才能看到。
我们从《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和李逵身上看到了这种例子，《三国演义》里结义三兄弟中的张飞，也属于这种典型38。
这种人物的故事，具有一种能够最强烈地打动庶民的心的性质。就是说，这一种人物也只有在庶民的心中才能产生。对许多没有教养的读者（最初阶段，与其说是读者，不如说是听众，因为说话文学--作为说书人的讲说而产生的宋、元小说的最早对象，就是这样的无知识的庶民）最亲切的，与其说是具备了读书人资格的高僧玄奘三藏，不如说当然是粗野的弟子孙行者。小说家不能仅仅满足于这样的一个弟子，从而进一步创造了比较愚蠢的弟子猪八戒。元本中的八戒究竟被描写成怎样的性格，现在还弄不清楚，但是可以认为，跟孙行者一起，给他大量注入使之活动起来的生气的，也许仍然是吴承恩吧。
九
吴承恩所描写的孙行者的性格，已如上述。同这个人物--孙悟空尽管是猴子，但他的性质完全被描绘成人那样--的活动最相称的，就是他一个人随心所欲地行动的自由天地。《西游记》的第一部分写得最为舒展自如和鲜明（此点在上面也已经说过了），其理由就在这里。但是即使在悟空号称齐天大圣时，天宫也采取过调停之法，就是把他"招安"，使之归顺，在天宫给他一席地位，而他再一次地发动造反时，天宫终于派遣了讨伐军，怎么也不肯屈服的悟空，也因如来的法力而得到了被镇压在山下达五百年之久的命运。这样，直到三藏法师揭去了写着咒语的压帖之时，他才获得了解放，成了三藏的弟子，尽管仍野性不改，但却扶助不为无数次苦难所屈服的三藏，使他成全了大愿。
我们在这里看到，悟空失去了原先的自由，作为法师的弟子，进入了遵守清规戒律的死板生活。这个变化，使我想起了《水浒传》从前半部分（盗贼集团的任性生活）39向后半部分（归顺之后作为正规军的有规律的行动）的转变。已经说过，《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许多豪杰都是性格朴素单纯的肆无忌惮的人，但是率领他们的首领宋江却连做梦也不忘忠义二字，终于达到了目的，为朝廷而建立了战功。《西游记》中的三藏恰巧相当于《水浒》中的宋江，而悟空那样任性的人，八戒那样愚蠢的人，也因侍奉三藏、救助三藏而立下了大功，最后被赐予了作为佛和菩萨的地位。这样的情节和结尾，似乎是由于在作者的意识中处处都潜藏着这样一种想法：侍奉统治者--有教养的所谓士大夫阶级，对庶民来说，到最后会得到聿福。这种结尾，在元本中本来就有，可以说，吴承恩无非把它加以完成而已。但是必须承认，吴承思并没有打算将以后《金瓶梅》的作者所作的那种对于原书带有根本陸的变动，加到《西游记》上。--在《金瓶梅》所由本的《水浒传》中，那个同武松的嫂子私通、为此而犯下谋杀她丈夫之罪的奸夫西门庆，是借武松之手来杀死的，而在《金瓶梅》中，却使西门庆临危而免，沈湎于不义之财和荒淫的生活之中。鲁迅晚年的杂文中，曾写到过他在少年时的故乡所看的一出旧戏，叫作《斩木诚》（木诚似是一个忠仆的名字，把剧名译为日文，可以叫作《木诚◆死刑》吧）--的情况。 看戏的人大抵是农民，所以他们虽对舞台上的翻筋斗、妖怪从一股烟火中出现感到兴趣，但都眼自己没有关系。正派角色和反派角色争夺城池、小生和巨角所演的恋爱纠缠等，也都是別人的事，因为拿锄头的人的孩子都知道，自己决不会当上将军，也不会去京城接受文官考试。只有这一出戏，却使他们感动。戏名大致就是《斩木诚》吧。说某一个大官在蒙受冤罪，必须判处死刑时，他家的一个老仆因为面貌很象，就代替主人去"伏法"。这种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正打动了观众的心。这是因力农忙朔一过，农民们也有被雇到大户人家去作帮工的。临刑时，主母少不得要同他"抱头大哭"，但是他把她踢开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也必须严守名分。这就是忠仆，就是义士（详见《准风月谈》中《电影的教训》一文）。在《斩木诚》中，农民们"发现了自己的好模范"。当然，在《西游记》中，肯定丝毫也没有为庶民们指示出一个"好模范"的意图。不，吴承恩在写了作品中的一个妖怪--红孩儿大战孙行者，接着归依观音，成了观音的护法童子之后，又叙述了红孩儿的叔父如意真仙一见行者就发怒喝道："我舍臣还是自在为王好，还是与人为奴好？"（五十三回）这里有作者的讽刺挖苦，但最后还只是停留在讽刺挖苦上，并不具有扭转作者所写的整个情节的力量。潜藏在作者意识中的根深蒂固的力量，是那种作为自古相传的道德而束缚着人们的东西，那么，作者又为什么不能从这种力量的支配下挣脱出来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西游记》具有跟庶民的心很接近的东西。鲁迅所回忆的戏，也是在庶民之中产生的。但在这里，我想重新回顾一下作者的经历。
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吴承恩是由于文官考试失败，在不遇中度过了一生的人。他最后得到的官职（恐怕并不是他乐意谋求到的吧）是县的属官这种低下的职位。由于《水浒传》的中心人物宋江是胥吏出身，我想象《水浒传》的作者可能也是一个有过这种经历的人。胥吏本来就不是正式官吏。在宋代一部题名为《官箴》的书中40记载说："事君如事亲，事上官如事长兄，事同僚如事家人；于胥吏辈则奴仆视之。"对官吏来说，胥吏是奴仆一般的人。在近代中国社会，上层和下层是泾渭分明的。上层是士人--士大夫的阶级，是读书人也即有学识、有教养者所占据的。胥吏属于庶民，不属于士大夫阶级。在《水浒传》中，我们就看到过读书人经常被痛骂。这与其说单纯地反映了庶民的心理，不如说反映了虽是庶民、但又侍奉士大夫的胥吏身分者的心理。
吴承恩并不是胥吏。或者说，他是否干过这一类工作不得而知，而就今天所能知道的来说，没有这样的事实。但是他所就任的县丞的差使，在清朝等朝代叫作"佐贰"或"佐杂"，是一种极为低下、微贱的差使，与胥吏相差不远。胥吏原来是庶民中最有知识的人，所以，对于以文学来表现庶民的心理，他们是最合适的人。吴承恩的地位又有与此相近之处。终身不得不安于低下地位的他，以给有地位的人代作诗文为其主要工作。作为他的"存稿"而流传下来的诗文，特別是文章，有大半是给别人代作的41。他那日积月累的忿忿不平，成了出现在《西游记》中而且随处可见的讽刺挖苦，那是毫不足奇的。他把纯朴而粗野的孙悟空作为在某种意义上的庶民的英雄来描写，这和《水浒传》作者的情况同样是很自然的吧。但由于胥吏的侍奉官吏的身分，不管怎样进行扰乱社会的大闹，其结局总是以忠义来收场，这是胥吏的社会地位的必然结果。在吴承恩这一方面，事情却并不完全相同。他的身分近乎胥吏，所以能同胥吏一样，对庶民怀有同情和共感，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作为文人而拥有名声（这种名声使他的遗稿得以出版）。他当然也意识到自己是个读书人吧。所以他在孙悟空的故事中，一方面描写其在当初莫名其妙地被任命为天宫的看马人之后，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就立即从耳朵中掏出铁棒，挥舞着打下南天门去，可以想象，作者是同读者一起，对此深感痛快的，但这个英雄最后又不得不作为三藏法师的忠实弟子而告终，这里边存在着矛盾，隐藏着一种令人笑不得的喜剧，不，悲剧。
这样的结尾，与其说是在作者走过了人生的大半，对人生已经没有多大指望，必须在痛苦的追忆中来度过风烛残年（据推定，他是以相当的高龄去世的，但这是偶然的、他自己所不能预料的吧）的时代（六十七岁以后）之作，似还不如看作他虽已上了年纪，但还是一面悄悄地抱着什么时候能考试及第获得显要权势的希望、一面过着痛苦日子的时代--也即他决心就任长兴县丞这个所谓"佐杂"职务（这件事情，给他自己的可能有出息的一生打上了一个终止符号）以前（六十岁以前）--的作品，更为顺理成章。换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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