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给了文艺复兴以极高的评价，说她所代表的思想解放是欧洲发展的转折点；也给了诞生于十六世纪末的《唐·吉诃德》以极高的地位，说她广泛的反映了十六世纪的欧洲社会和作为中世纪标志的骑士制度，是欧洲文艺复兴的代表性成果。西班牙政府还郑重其事的把塞万提斯的铜像作为礼品，送到中国，让他坐落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草坪上。
然而，同样诞生于十六世纪，同样具有启蒙意义的《西游记》却不那么幸运。原因只在于我们通常仅仅将《西游记》当作儿童作品；或者说它惩恶扬善、伸张正义；至多说它有点讽刺精神。其实，《西游记》的内涵远不止这些，我们应该说它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形象教科书，是当时那个社会政治活动的另一种形式的再现。只要我们掌握了读懂他的思路，《西游记》就不再是哄小孩的故事，就象在电脑中使用了解码软件一样，原本压缩了的文化底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以下试译几题：
天宫是根据什么写出来的
天上是什么样子?吴承恩之前谁都在说，可谁都没说清——和尚说，天上是佛的世界，可哪位佛最大，和尚们自己都搞不清，有的说是如来，有的说是弥勒，吵得不可开交；道士说，天上到处是仙，但哪位仙最尊贵，道士们自己也不知道，有的说是三清，有的说是玉帝，争执也常有。而无论是佛、是仙，那些个各路、各派、各系的关系，究竟谁大谁小、谁尊谁卑，更是一本糊涂账，，谁都没说清。
是吴承恩整理出了一个释道儒三家摆平尊卑分明大小有序的神仙体系，描摹出一个威势森严包罗万象的天宫世界。自《西游记》问世以后，大家都跟着说：西天是佛的世界，如来最大；东天也就是我们头顶这块天，玉帝最大，三清中的老道士太上老君是顾问，太白金星是总管家。
吴承恩据何而定?模型其实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的朝廷。你看那个玉帝，浑浑噩噩，除了关心老道士为他炼的金丹，其余毫无所谋，臣下一有奏本，就只会说依卿所奏，完全是嘉靖帝的样子；还有那个无事不管、处处当家的太白金星，象煞了权倾朝野的嘉、万朝的首辅。
史学家们认为，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成熟的时期，标志之一就是它的封建官僚制度已经极为完善，完善到不要皇帝官僚机器照常运转的程度，很有点像现代科幻小说里的机器人世界，人创造了机器人，机器人最后却摆脱了人的控制自行其是。最早察觉到、体验到这种官僚机构厉害的便是嘉靖、万历皇帝。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由万历十五年发生的几件事入手，深刻地分析了万历帝为什么由一个早期还算勤勉的皇帝，演变到后来几十年深居后宫而不理朝政。他认为万历帝早期并非不想有所作为，但朝廷进行这部自行运作的大机器已经不允许他做任何与惯性不合的事情了。表面看来仍然是至高无上的皇上，其实已是傀儡，实际当家的是首辅大臣。在与朝臣们的冲突中，皇上屡战屡败，可以发怒，可以杀人，更可以穷嗜极欲地享受，但就是不能以自己的不符合祖宗成法的意见左右朝政，而站在对立面的又不是哪一个朝臣而是严重僵化的朝臣全体，杀一批换一批都无济于事，只有退居后宫不理朝政以表示一点无奈的抗议。他认为，再往前，嘉靖帝的昏庸、正德帝的荒淫，无不有这方面的原因。
当然，这种由制度决定的皇帝与朝廷的冲突，并不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也不是都能解释清楚的。从最直接的现象看，就是皇帝的昏庸、无断，只会说“依卿所奏”。具体表现在嘉靖、万历皇帝身上，就是养一个道士，每天应付一下朝政，然后就躲到后宫去体验老道士的长生不老的“金丹”——不是很像玉帝么?而朝中的大臣，表面是秉承皇帝旨意，其实是自行其是的处理着朝中大事，嘉靖、万历朝的首辅，不论忠奸，权力都很大，都很出名(如严嵩、张居正)，其实就是制度造成的——不是很像太白金星吗?
天宫，就是吴承恩按照现实的社会创造的，也许他对其中更深的东西并不了解，但他有艺术家的眼睛——会看，就足够了。
二郎神为何不常驻天宫
悟空大闹天宫，返回花果山，玉帝派托塔天王和哪吒父子征剿，却又落败，弄的玉帝脸上还是“笑着说”，话里却透着底气儿不足：“却将哪路神兵助之?”心里虽说不太愿意，却不得不接受了观音的推荐，派人宣旨调二郎神的人马去花果山参战。二郎神还真有点能耐，虽说费了点儿劲，但到底把孙悟空捉了回来。凯旋归来，玉帝却连一点笑脸都没有(不信可查)，当初许诺的“成功之后，高升重赏”，也只兑现了一半——有重赏，无高升。或许当时玉帝心中就已发狠：从此再也不用二郎神。
凭什么说玉帝对二郎神不愿意?有根据。一、孙悟空大闹天宫，天宫已无兵可派，可玉帝就是没有想到二郎神。按理说，二郎神是他的外甥，最了解的就应该是他，何必要等观音提醒?二、孙悟空再闹天宫，玉帝一反往日犹豫无断的样子，立即派人往西天请佛祖相助，哪怕惹人耻笑。二郎神不是还在灌江口吗?何必舍近求远?要弄清这其中的弯弯绕，还得从玉帝和二郎神的关系说起。
关于二郎神的故事，版本很多，《西游记》是取其中两个组成的。家住灌口，取的是四川灌口治水的李二郎的故事；玉帝外甥，取得是西汉桃山杨二郎的故事。杨二郎的故事有点像董永、七仙女的故事，相传书生杨天佑在桃山读书，被思凡的玉帝之妹张仙姑看中，结为夫妻，生子二郎。玉帝知道后惩罚张仙姑，认二郎为外甥，所以孙悟空见面就说：“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配合杨君，生一男子，曾使斧劈开桃山的，是你么?”但玉帝对二郎神似乎并不亲热，只让他住在灌江口，无事不得上天。
问题就出在二郎神是玉帝的外甥。中国古代的皇帝，虽然都把自己说成是天生该做皇位的真命天子，但心里随时都在提防着别人。曹操、赵匡胤那样欺负皇家孤儿寡母的大臣固然要防，但像那样的大奸大恶毕竟不多，真正要防的还是宦官、内戚——没有他们起内乱，外面的大臣翻不了天。吴三桂的实力可谓强矣，康熙一下决心就把他灭了；年羹尧的权力可谓大矣，雍正的一纸昭书就把他免了。只有宦官内戚才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构成对皇权的威胁，不见痕迹而又防不胜防，有关记载真是不胜枚举。一部《三国》汉廷内乱不正是由宦官十常侍内戚何近引起的么?
明初，出于对历史教训的记取，朱元璋对宦官、内戚干政的防范非常严格，有许多条款都规定杀无赦，后来到明中叶，宦官势力有所抬头，但内戚一直比较安定，这不能不说和严加防范有关。这种防范的意识和措施，表现在《西游记》中，就是玉帝对二郎神这位至亲的不冷不热的态度，和不接触，不使用，更不重用的政策。
二郎神为何不能再立新功
二郎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捉拿了孙悟空，领了“金花百朵，御酒百瓶，还丹百粒”的赏赐，便回灌江口老家去了。这和调二郎神前来效力的旨意“成功之后，高升重赏”便有了区别——只有重赏，没有高升。好在二郎神不太计较。
食言而肥的玉帝其实也是无可奈何，他心里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前面说过，二郎神的身份是外戚，是最有机会接近皇位和皇权的几种人之一，不得不防。平时已经规定了原则：常驻灌江口；听调不听宣——调，是调他勤王，应付紧急情况，他责无旁贷，完事就得回家；宣，是宣他入朝听政，属日常公事，不得形成惯例。使用时不妨说得好听些，“高升重赏”，兑现时就得慎重些，重赏可以，高升就免了吧。
由于这块心病，所以孙悟空三闹天宫时，玉帝表现了异乎寻常的果断，宁可自低身份，向西天佛主请兵，也不肯去调二郎神的人马。盖防其功劳太高也。这样一来，二郎神尽管有盖世神功，便也只有在灌江口打猎为戏了。
其实这正是明代在皇室中实行的封国制度的写照。明代的宗法规定，皇帝的长子为太子，其各兄弟自幼封王，稍长后便当去自己的封地生活，只可享乐但不得与闻朝政。清人入关后，总结明代亡国的原因，曾将这一制度视为明代亡国的原因之一。据说康熙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明朝宗法使皇家骨肉分离，众王尸位素餐，毫无作为，以至于国事紧要时竟无人能援手相助，远不如大清制度能使皇家兄弟齐心协力。或许基于这一认识，清初各朝不设太子(康熙朝时立时废态度暧昧)，大有让诸皇子中原逐鹿，使捷足者先登的意思。清人的这一制度，让他们培养了一批彪悍的亲王，但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康熙朝参与党争的皇子有九人之多，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祸害延至雍正王朝，直弄的非死即伤；雍正帝为了不给自己选定的继承人(皇四子弘历)遗祸，不得不处死了暗中使劲争位的名为三子实为长子的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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