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的心理娱乐的需求之外，这一时期又加入了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英雄的呼唤。这其中的意义就在于自觉要求改善生存境遇的意识的觉醒。造成元代这种民间潜在意识的原因，笔者认为，是元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他们以强大的铁骑踏破了中原原有的文化形态，而带来的却是草原游牧民族粗糙而蒙昧的文化形态。在这种文化形态中，中国历史上儒家一元主体的文化形态随之解体，各种意识形态得以并存，形成了文化多元的局面。思想禁锢也较之前代有所放松。同时，元代统治者政治上的一系列的措施又加速了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由此而发生了极大混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间因此而与上层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为了获取最后一块生存空间，民间不得不在这种现实处境中抗争，而这种抗争在民间潜在意识中则隐晦地以“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和“对能够拯世救民的英雄的呼唤”的形式表现出来。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民间潜在意识已经与主流的文人士大夫意识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对峙。另外一点，从元代当下的语境来看，文统与道统的分离态势也促使了元代社会民间潜在意识的形成。“元中期学者们探讨文章的本源，大多数人认为文章并不是源于人世的道，而是源于天地自‘气’。至元末，更有人强调文章就是文章，文章就是或仅仅是要表达作者的意思，文章是要‘明理’，但不是明圣人之‘理’，而是‘论实理’。”“这‘实理’无疑是关注当下的，现实的，实践的事理，物理，常理。”⑦在整个元代社会文道分离和注重现实当下的风气影响之下，元代民间潜在意识也进一步由宋代的“善恶意识”转向了“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关注”。
元代社会的“文道分离和注重现实当下”的风气自元初形成愈演愈烈，到了元末发展到了顶峰。而元末社会的动乱，同时也使民间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程度达到了顶峰。“文道分离和注重现实当下”的社会风气与民间“对自身生存状态关注的程度”，这两个发展极端促使元末民间潜在意识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添加了更为深刻的内涵。而此时的三国故事也在经过隋唐时的说唱，宋代的说话，金元的戏剧和平话之后愈加丰满，并最终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这一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合也空前紧密，甚至可以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是此时期民间潜在意识的图解。这里，仍然以“单刀会”这一材料为例来考查这一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本）第六十六回“关云长单刀赴会 伏皇后为国捐生”：
辰时后，见江面上一只船来，梢公水手只数人，一面红旗风中招展，显出一个大“关”字来。船渐近岸，见云长青巾绿袍，坐于船上，傍边周仓捧着大刀，八九个关西大汉，各挎腰刀一口。鲁肃惊疑，接入庭内，叙礼毕，入席饮酒，举杯相劝，不敢仰视，云长谈笑自若。……肃云：“不然。君侯始与皇叔同败于长坂，计穷力竭，将欲远窜。吾主矜念皇叔身无处所，不爱土地，使有所托足，以图后功。而皇叔愆德隳好，已得西川，又占荆州，贪而背义，恐为天下所耻笑。唯君侯察之。”云长曰：“此吾兄之事，非某所宜也。”肃曰：“某闻君侯与皇叔桃园结义，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云长未及回答，周仓在阶下厉声言曰：“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
以上这一段较前面元代关汉卿杂剧《单刀会》，元代中叶的《三国志平话》中“关公单刀会”来说，虽然所述内容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其所反映出的民间潜在意识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单刀会”中关羽虽仍是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但却已不是作者所要极力突出的对象了，而真正叙述和张扬的对象却是关羽拒还荆州所表现出来的“义”，以及周仓之言“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中的“德”。这里，元代前中期民间呼唤英雄的潜在意识已经被极大得消解了，并且逐渐由此转向一个更深层次的命题——“仁政”。在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仁政意识”，“德义精神”是超越了一切而成为贯穿整部《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导思想。而这也正是元末明初这段动荡社会的民间潜在意识的核心。这一民间潜在意识仍然是出于民间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关注，从而作出的无奈的反应。同时，这种民间潜在意识也是由元代前中期的“个体自我拯救”向元末明初的“群体自我拯救”转化的结果，这深刻地表明了社会环境和生存境遇的进一步的恶化。这一时期民间潜在意识中出现的崇德尚义以及“仁政”的思想就其在《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文本中的表现来但则是向着“文以明道”的方向回归。这里所言之“道”虽然与儒家所倡导之“道”相合，但是其实质却仍然是民间潜在意识。而这一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与儒家传统之道的相互契合，则使民间潜在意识在社会层面成为主导意识。此时的民间潜在意识已超越了其上限，成为与主流意识并驾齐驱的的社会意识，也由此而缓解了与文人士大夫意识之间的对峙态势。但笔者认为，元末明初出现的这种以“仁政”，“德义”为核心的民间潜在意识是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它与主流意识的契合是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对于儒家“君子人格“的呼唤和重构，这是社会混乱状态下，社会思想的常态，但就民间潜在意识自身的发展来说，元末明初的民间潜在意识虽是自然而成，但却脱离了民间潜在意识的正常状态。
（三）《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各时期民间潜在意识之间的关系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蕴涵的民间潜在意识是经过了隋唐单纯心理娱乐需求，宋代“善恶意识”，元代前中期“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元末明初“崇德尚义和仁政”的发展历程。这些民间潜在意识是相对独立的。但就民间潜在意识这一系统来说，则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关系的。在民间潜在意识这一系统中各个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是在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中发展流变的。这具体表现为前一时期民间潜在意识自然地成为后一时期民间的“集体无意识”，同时，后一时期的又以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而形成的新的意识不断丰富和完善这来自前一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蕴涵的民间潜在意识正是在民间潜在意识这一系统中的“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架构内发展的。从隋唐到宋代，心理娱乐需求是一直贯穿始终的，是一直作为三国故事“适众性”的民间“集体无意识”存在下来的。宋代由于心性之学的流行与儒释道三家的通融，而使隋唐心理娱乐需求得以补充；同样，由宋代入元代也是在继承了隋唐，两宋的民间潜在意识之后，由于元代前中期社会历史状况的突变而补充进了民间对自身生存状态的的关注这一内容。是以，可以认为，元末明初民间潜在意识是历史上民间潜在意识的集合，并且，这一时期民间的潜在意识也同样地被置于民间潜在意识系统中“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架构内运作，以成就后世的民间潜在意识。
（四）《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民间潜在意识递嬗的方式
《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体现出的民间潜在意识系统中“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架构，直接决定了民间潜在意识递嬗的方式应为“扬弃”，即在继承的基础上的补充。这一方式不仅是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的内涵，同时，也是民间潜在意识发展的唯一手段。这一方式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方式是基本一致的。但民间潜在意识递嬗的方式却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方式又有所不同。首先，民间潜在意识的递嬗方式并非人工的自觉去添，而是社会历史的自然选择。具体来说，由隋唐单纯的满足心理娱乐需求到宋代“善恶意识”，其方式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隋唐单纯满足心理娱乐需求基础上又根据宋代的时代需求加以补充；从宋代“善恶意识”到元代前中期“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以及从元代前中期“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到元末明初的“崇德尚义与仁政”，大率都是如此。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方式则是有意识的对历代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进行搜集和整合，是人工的创作选择。但这种人工的创作选择却又是为民间潜在意识的传达服务的。可以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方式也是随着民间潜在意识的扬弃而扬弃的。
（五）综述
以上通过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蕴涵的民间潜在意识的探讨揭示了民间潜在意识的递嬗过程，民间潜在意识系统中“以继承为主体的递进关系”架构，以及民间潜在意识的递嬗方式。由以上论述，可以认定，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最终成书的元末明初，民间潜在意识是通过《三国志通俗演义》一书表现出来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民间潜在意识也是在经历了隋唐单纯的心理娱乐需求，宋代“善恶意识”，及元代前中期“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并以扬弃的方式形成的。
参考书目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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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毅 《中国文学思想通史•宋代文学思想史》[M]结束语“宋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中华书局 1995年4月第一版 ，P334
[6]曾良 《明清小说研究》[M]“史实与虚构——两种‘单刀会’的比较”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 ，P63
[7]查洪德老师 《中华文史新刊•理学背景下的元代文论与诗文》[M]第一章“文道离合与元代文学思潮变迁” 中华书局 2005年8月北京第1版 ，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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