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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讨论和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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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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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应当和必须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早巳解决了的问题。在我们国家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地继承文学艺术遗产又是党和政府的重要的文化政策之一。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大会和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文代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先后作了两次政治报告，在谈到接受文学艺术遗产问题时本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指出要用正确的即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对待遗产，同时指出是我们文学艺术事业上的重要任务之一。一九六〇年第三次文代大会上发表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祝词中重申了这一方针，概括为：“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这个政策实际上是依据着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飞《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等著作中关于继承和借鉴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的著名论断的概括。
正是有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我国的文学遗产才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视，我们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研究古代文学的队伍愈来愈大，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做研究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还出现了一大批新生力量。
但几十年来的事实却又表明，理论上已经解决的问题并不注定着人们的认识就会由此就趋向一致，政策的正确也不注定着实际工作中就无偏向。这里面有种种复杂的原因。此外，正确的理论可以指导实践，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偏向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以后，却又可以反过来有助于更好地提高理论。因此，回顾三十余年中在这方面的情况，是很有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理论，其核心是如何对待文学遗产。自“五四”以来，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两种极为错误的态度，这就是民族虚无主义和国粹主义的错误态度。此外，新文化运动中的不少人为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出自革命的偏激，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也有过轻视或忽略对文学遗产的继承的现象。这种历史事实也说明了如何对待文学遗产，不仅是一个态度问題和认识问题，也有一个方法问题。也就是说，能否正确地实践批判地继承的理论和方针，取决于认识和方法问题。
自建国初到五十年代初期，曾经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一定的范围内出现过强调批判、忽略继承的现象，而且被强调的“批判”实际是一种简单化的批评方法。如有一篇评论文章中说：“至于杜甫，在中国旧社会里，固然被推为诗圣，但是在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趋炎附势，汲汲于想做大官的庸俗诗人罢了。他的一生，并无革命事迹的表现，脑子里充满着忠君、立功、个人主义的思想……”[①]这篇文章当时未必产生过多大影响，但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那个时候类似这样的观点不少，如有一本著作中把李白、杜甫等许多作家都摒弃在外，把他们贬之为“人民文学的旁支”和“人民文学的支流发展到最后的没有灵魂的骸骨”[②]。还有的文章中说“既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水平比之封建社会更高级”，因此《红楼梦》的文学技巧就不行’“每回大都用吃饭作结束”，“太单调”[③]，等等。这些表现了简单化方法的著作和文章很快就受到了批评，个别的批评文章(如何其芳《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中由这种简单化方法，提到了对文学遗产要“认真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评价”，但还没有就批判地继承这个原则问题展开讨论。
一九五四年冬天开始了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全国许多文艺机关和学术团体都举行座谈会，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中错误思想的问题，全国各地的报纸和文艺刊物都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红楼梦》研究批判的文章。现在看来，在学术问题上采取政治运动方式(实际又表现为政治围攻)是不恰当的。但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论著确实存在着若干错误，如夸大《红楼梦》中表现出来的“色空”观念在全书的地位，乃至把它们说成是主题思想。
当时第一篇批评文章是李希凡、蓝翎所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是一篇受到赞扬的文章。因为俞平伯先生的治学方法及其存在的缺点在古典文学研究界有一定代表性，批评他的错误的目的是为了达到普遍的教育作用。应当说，这次批判运动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也即坚持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方针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正是由于采用了政治运动方式，也就发生了偏颇。但这些偏颇并没有表现为在全局上对文学遗产的贬低和否定。这可能同被批判对象俞平伯先生的错误观点实际上是抹煞《红楼梦》这部伟大现实主义杰作的重大社会意义有关。当然更同当时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左”的思潮不象后来那样严重有关。
在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之后，随着开展了对胡适的批判。胡适在“五四”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中有功绩，有影响。他对待我国文化遗产的态度是矛盾的，他的所谓中国“百事不如人”包括“文学不如人”的总估计是错误的，是虚无主义的，但他从他的观点和“国学研究方法”出发，提倡对古代文化的研究，而且他自己也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的著作在局部和个别方面也有不少成就，但整个体系是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他在政治上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五十年代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对胡适的批判就是从政治到学术对他进行的一次全面而深入的批判，主要目的又是为了肃清他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在学术界的影响。在批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文章，其中虽也存在着若干简单化因而不准确或不够准确的说法，但在总的方面涉及到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一、胡适所说的我国“百事不如人”包括“文学不如人”是十分错误的，说“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也是十分错误的。这是对待我国文学遗产的轻蔑态度。实事求是地估价中华民族的丰富、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批判地继承文化传统的出发点。因此，如何估计我国的文化传统显然是一个原则问题。二、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是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地考察呢?还是只从形式上着眼?胡适所说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所说的“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都是只从形式上着眼。他所说的“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欧洲各国的文学革命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也都是只从形式上着眼。批判他的这种错误观点，肃清他的这种错误观点的影响，正是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的正确原则。三、胡适提倡的“历史的态度”，“历史的方法”，及其在文学上应用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念，是实用主义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因此当他在全局上立论时常常表现为主观随意性，表现出唯心主义。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态度是有严格区别的，和实事求是态度是有严格区别的。
胡适在文学史方面的观点曾经发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有些研究文学史的人把他的议论当作正确的意见加以引用，或者在他的观点和方法的影响之下从事研究工作。这种情况，反映了在这一领域里面过去还没有人认真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进行正面的研究，从根本上却又说明马克思主义还未占领这一领域。从这种情况出发，批判胡适观点就是一种清道的工作，是贯彻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方针过程中所需要做的肃清旧影响的工作。
在批判胡适观点稍后，五十年代中期，针对古典文学研究界存在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开展了评论。当时庸俗社会学观点主要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简单地理解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原理，不是从对于具体的作品的研究出发，而是只从一般的社会情况出发就去随便判断作品的思想内容，以为一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中重大的或比较重大的问题，在那时产生的作品中必然有所反映。例如；凡是产生在异族统治的朝代里的一些重要作品，几乎都有人认为它们表现了民族思想。如对元代关汉卿的杂剧作品《窦娥冤》，分明看不出民族思想，却要硬说它所描写的窦娥的贞节观念以及她从这种观念出发责备她婆婆再嫁，是“对当时那些无耻的变节降敌的人们的讽刺与责骂”，也就是对“没有民族气节的人们底龌齪的灵魂”的批判。第二，简单地理解在阶级社会里文学具有阶级性的原理，在分析作品时，生硬地去为作品里面的人物定阶级成分，或者从唯成分论出发来评论人物形象。如研究乐府诗《陌上桑》时，争论罗敷的阶级成分究竟是劳动妇女或是贵族，讨论《西游记》时有人说妖魔代表恶霸地主，有人又认为代表农民。第三，不从作品的基本内容和完整的艺术形象出发，而是用罗列乃至是摘句的方法在作品中寻找一些现象作为评论作品的主要依据。如不注意《长生殿》的整个思想主题，只是以暴露现实明显的《进果》，《酒楼》等出来论说作品的成就，又如着意寻找一些经济现象，并夸大其重要性，认为元杂剧的第一条成就是“元杂剧的作者曾强烈地抒写了高利贷给予人民的痛苦，。第四，生硬地运用一些概念来解释古代作品，如说李煜词有“反封建”“爱国主义”内容等。
以上这些庸俗社会学观点，其实质是一种机械论的思想，对文学艺术的特性缺乏了解。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抵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有些人的主观愿望是为着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但理解、运用得不妥当。二是有的人不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对待理论问题缺乏严肃的态度，只是援引个别字句来作装饰。庸俗社会学观点不利于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因此，批评庸俗社会学倾向，也正是为了正确地继承文学遗产。
这时候，研究界出现了一种自觉的认识，即：既要扫除唯心主义的影响，又要反对庸俗社会学倾向。这种认识是经历了几年来的实践而产生的，有的研究者还说“这就是我们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路线”。
但是，到了一九五八年，出现了偏离批判地继承方针的十分“左”的倾向。这时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的学术思想批判运动，最初是北京几所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们在整风运动中对教师，特别是对老专家的学术观点提出批评，髓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这个运动几乎一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又不仅表现为对被批判的人和被批判的思想有过火、偏激的看法和说法(一般地说，这样一种现象几乎在历次运动中都出现过的)，而且是出现了对一些古代的著名作家，作品全盘否定的意见，如对陶渊明、王维，孟浩然、苏轼、李清照、马致远等作家、对大量宋词和山水诗的一概否定，以及发展到在“民间文学是主流”的口号下，实际上对历史上大量的优秀作家作了贬低和排斥。
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首先它和当时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反右派运动”的“左”的倾向的影响有关系。更为直接的却是由于那时提出了“厚今薄古”这个口号。这个口号造成对研究古典文学工作的轻视，又导致对古典文学的随意否定，加上同时流行的“拔白旗”的口号，又过火地打击了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④]。
“厚今薄古”这个口号是一九五八年提出来的，它是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指导性口号，要求学术界把主要精力引向当前问题的研究。但作为文学的价值观[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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