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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遗产继承问题的讨论和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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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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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这个口号本身即已包含了不科学的成份，在具体运用时，又产生了很大偏向。当时流行一种做法，即千篇一律地硬要把那个口号在很多文化工作领域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贯彻。而任何一个口号，只能适用于一定的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越出了一定的范围，它就不能适用，如果硬要应用，必然导致谬误，造成损失。古典文学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古”，要在这个领域内贯彻“薄古”，势必造成对古典文学的轻视和否定。而且，当它在实际效果中已经产生了凡是今都要“厚”，凡是古皆应“薄”的情况后，更显出这个口号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的缺点。事实上，那时形而上学是相当流行的，甚至影响到古籍出版界，不少同志忧心忡忡，怀疑和担心还需要不需要印行出版古籍。正是针对这种不正常现象，有同志严肃地指出。我们不要古人的破烂，也不要今人的破烂。这两句后来被加之莫须有罪名的话，恰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新的未必都是好，旧的原非皆为坏，这是辩证法的观点，厚今薄古却具有形而上学偏向，凡今都要厚，遇古均应薄，更是绝顶荒谬的形而上学。
任何一个口号，如果它是根据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际情况提出的，才能指导实践。“厚今薄古”这个口号提出来时，把学术界的情况描绘成“言必称上古三代”，也是不符实际的。而这个口号影响所及，却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一种不好的习惯，即勇于说旧的必然是腐朽，却吝于讲新的也会有糟粕，因为这是今天的作品就注定要保护、姑息，那是古人的作品就要挑剔、苛求。十分明显，这种风气和习惯对继承文学遗产是很不利的。
一九五八年开展的学术批判运动之所以形成贬低和不恰当地否定文学遗产的“左”的倾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评价标准上存在着偏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文学艺术的批评标准问题时，曾经说到，“无产阶阶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但这时候出现的有的论著中把“对待人民的态度”引申为“与人民站在一起”，从而指责李白“并没有完全去接近人民”，责备苏轼“没有真正与人民站在一起”[⑤]。对“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也作了狭隘的理解，甚至把“推翻皇朝制度”和“对皇帝抱有希望”作为区分进步与否的标准，从而论定一些古代作家、作品有“局限性”。此外，还有的人误把上述毛泽东同志的著名观点当作评价古代作品的唯一标准，从而引出种种贬低古代作家的言论。
在一九五九年六月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上，何其芳同志的发言中明确地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番话只是规定了政治标准，同时还要有艺术上的要求。此外，他还指出：“但在应用这个标准的时候，还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文学史上，在同情人民和反对人民之间，在明显的进步和明显的反动之间，还有大量带有中间性的作品。它们并没有表现出反对人民，但其中也找不到同情人民的内容。它们并不反动，但进步意义也不明显。象王维、孟浩然的许多山水诗和田园诗，李贺，李商隐和杜牧的许多诗，李煜、李清照和姜夔的许多词，马致远的有些杂剧，大致就是这样的作品。”
这个说明其实是指出了在批判地继承文学遗产时要有全面观点，第一，政治标准要坚持，但不能反历史主义地用今天的政治标准去衡量古人，第二，只有政治标准，没有艺术标准，是片面的。应当说，这个说明是针对当时的实际而提出的比较重要的见解。
在这之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光明日报·文学遗产》陆续发表了讨论“中间作品”的一些文章。讨论中较多地探讨了有没有“中间作品”和“中间作品”是否表现“阶级性”的问题，但可以发现其中有些论点是针对“在文学史上，在同情人民和反对人民之间，在明显的进步和明显的反动之间，还有大量带有中间性的作品”这一观点的。有人认为，提出“中间作品”这一说法，就是否定作品的阶级性和倾向性[⑥]。有人认为，即使“中间作品”的说法没有包含否认阶级性的意思在内，这个说法的提出也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乃至“根本没有什么意义”[⑦]。这些看法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形而上学的倾向。首先，“带有中间性作品”或“中间作品”的“中间”是相对于革命、进步与落后、反动而言的，也就并不意味着没有阶级性和倾向性的色彩；第二，不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带有中间性的作品”或“中间作品”的观点的提出可以有助于避免简单粗暴地把这些作品划入反对人民和明显的反动的范畴，一律加以否定，又可以避免牵强附会乃至牛头不对马嘴地把这些作品赞扬为有人民性和明显的进步性而乱贴标签。
这样，我们就可明了，“带有中间性的作品”或“中间作品”这种说法的提出，是为了纠正把评价古代作品的一个主要的政治和思想上的标准不恰当地扩大为唯一标准从而产生的不科学的作法而提出的。因此，看到“带有中间性的作品”或“中间作品”之所以提出来的必要性，较之讨论这种提法是否圆满显得更为重要。
但在“中间作品”的讨论过程中以及讨论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上面所说的问题上依然是有不妥当的认识的。除了在实际上继续坚持认为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吸收民主性精华”以及“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是评价古代作品的唯一标准外，还出现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意见，这种意见一方面很强调不要把有无民主性作为衡量古代作品的唯一标准，一方面又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个重要观点看作是评价古代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总的方针和原则。显然，把一种政治和思想上的主要的评价标准和评价古代文艺作品的总原则等同起来，是失之于不确切的。
为了纠正一九五八年出现的并且是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贬低、排斥文学遗产的“左”的倾向，为了更好地坚持批判地继承遗产的理论和方针，第三次文代大会上指出：“继承遗产必须经过研究和批判，要批判就必须研究，而批判又正是为了更好地继承。批判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遗产的过程。”“只有经过这种反复的过程才能对于批判地继承遗产做到恰如其分。”[⑧]这对于纠正“左”的偏向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这时候又出现一种理论，认为研究文化遗产，总结古代文化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作用不大’因为它们无非是封建社会文化的规律，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适用或者不能直接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这种理论最初是针对教育史的研究的，是对要求重视教育史研究的批驳。很快影响到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原先一贯主张为了发展今天的文学，必须重视文学遗产研究的同志这时改作了这样的说明：“封建社会的文学发展的规律，并不适用或者并不完全适用于今天的文学”，于此可见那种理论影响的一斑。
利用过去的文学经验来发展无产阶级文学，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就已经提出，列宁和毛泽东同志更在理论上全面地说清楚了的问题，因此，那种用“不适用”于今天来否定研究过去文学经验的重要性是完全错误的，是对继承与发展问题的狭隘了解，也是对特殊与一般问题所持的形而上学观点。
因为第三次文代会上强调对文学遗产的正确评价，引出了强调学习遗产的文章[⑨]，但这些文章似乎并没有引起注意。倒是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四年开展的批判继承问题的讨论，颇为受人注意。这次讨论是由两篇文章的出现而引起的[⑩]。这次讨论中涉及到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有如下这些：一，对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的理解，区分“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是否是唯一的标准?有人提出“民主性”和“封建性”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因此不能视为是唯一的标准，因为对古代文学作品，还需要从艺术的角度去衡量。如果把这个说法中的“政治范畴的概念”理解作“政治和思想范畴的概念”，这个说法本无可厚非。但在涉及具体例证时却又出现了多少带有繁琐的争议，例如对“宫体诗”，有人认为“基本倾向”是不好的，但其中有些诗在艺术上尚有可肯定之处，有人认为“宫体诗”是糟粕，在艺术上也无值得肯定的优点。这本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但后来提出宫体诗艺术上有可取之处的人却改变为说宫体诗不好，不能肯定，只是对写过宫体诗的作家不能一概否定。其实，认为宫体诗是糟粕的人也未必要一概否定写过宫体诗的作家。这样，争议就趋向微小乃至消失，而一再往复，就嫌繁琐。二、如何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这是一个老问题，如同前面所介绍的，在一九五九年就有人指出这只能是评价古代作品的政治标准。但在这一次的讨论中，有人进一步提出，“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应包括内容和形式两者，认为如果一位古代作家在文学创作的形式方面提供了新的东西，就是有进步意义。从这论点出发，认为谢灵运的山水诗因为使当时的诗歌在玄言诗的沉闷空气笼罩下注入了新的血液，齐梁时代出现的讲究格律的诗歌，在形式上有新的发展，因而都有进步意义。这种见解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但可惜的是几乎没有深入地展开讨论。三，关于批判地继承和"兼收并蓄”问题。有的文章提出：“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兼收并蓄”。有的文章说不能“兼收并蓄”，批判地继承就区别于“兼收并蓄”。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说过，“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这里说的不能“兼收并蓄”，明显地是说不能将“腐朽的东西”和“优秀的人民文化”兼收并蓄。因此，在讨论中，那种“并不一般地反对“兼收并蓄”的意见就被认为难以理解，当然也就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持这种意见的人解释说：“在对糟粕作无情的否定”的前提下，“对一切有益的东西要批判地兼收并蓄起来”。这里说了“对一切有益的东西”要“兼收并蓄”，因此实际上就无大的分歧了，也就把原则争论变成了对“兼收并蓄”的字面理解了。
这次讨论之所以没有充分展开，同后来双方都强调批判，强调不能模糊古今界限有关，而且从讨论中还可看出，当时存在一些来自“左”的压力。因为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带有指导性的口号，叫做“越是精华越要批判”[11]。如果这个口号是重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分析精神，要求人们对待优秀之作，也要经过咀嚼和消化，不能照搬，要求人们看到优秀之作中也常含有消极成份，无疑是对的。但不幸的是，这个口号实际上起了助长从“左”的方面出发来贬低或排斥文学遗产的作用。在对这个口号作宣传和说明的有关文章中，确实又出现了形而上学的也是“左”的观点。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无非只有民主性，而这种民主性又无非是属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且社会主义革命在各个领域益发深入的时候，这种民主性的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的东西越来越表现出它对社会主义的不适应性和破坏性。从这种意见出发，举出例子说：描写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作品，以及类似这样的作品，在解放初期，在我们最后完成民主革命民主改革的时候，它是有益的，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深入的时候，它就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了。这种意见实际上是离开了产生作品的历史条件的规定性，把古代作品中的民主思想放在另外一种社会条件下考察，因此就不是在评论具体的作品，却是在抽象地奢谈“民主性”。这种意见的错误还在于把读者和接受者的主观因素强加在古代作品的客观意义上。古代作品哪怕是那些伟大、杰出的作品总是存在着矛盾，呈现一种复杂的情况，为了使人们能够享受它们的高超艺术，能够正确地理解它们，应当强调提高文化教育的一般水平，强调提高文化历史知识和艺术鉴赏水平，其中包括澄清对一些精华之作的错误解释，而不是去责备那些伟大、杰出的作品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而“越是精华越要批判”这个口号实际上要求的，或者说是它引出的结果，却是责备乃至否定优秀的精华之作，以致导致和助长对文学遗产的轻视和排斥。显然，这个口号是不正确的。当时这个口号的出现有一种条件，就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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