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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间作品”问题和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问题的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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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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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或者象戴先生所说的‘作品的阶级倾向性，却只有对立的两种：进步与反动。’列宁说的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现代民族’，因此不可同日而语”。赞成有“中间作品”的同志都指出了这一点。[1][14]从中可以看出，对于列宁的关于“两种文化”的论断，双方的理解显然有分歧。
对于人民性的概念，双方的理解也是不同的。黄衍伯认为：“人民性乃是文学对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利益的肯定、同情和支持，因此，人民性是对古典文学思想意义的最高评价，不应错误地加以无限扩大。”但胡锡涛认为：“人民性的概念不等于阶级性的概念，前者的含义是大于后者的。作家是阶级的眼睛、耳朵和声音，作家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必然流露出阶级的思想感情，成为阶级斗争最尖锐的精神武器。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个作家的每篇作品都牵涉到人民或反人民的态度，都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武器。”他强调；“我们不应把人民性的尺度放得过宽’但也不必看得太狭窄。人民性是指文学艺术与人民的联系，人民大众的生活在作品中的反映，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在作品中的表现，同时，人民性也是美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依据胡文的意见，那么，“中间作品”应该属于有“人民性”的作品的范畴。这与讨论中的“中间作品”是指那些“既不反动也没有人民性”的概念陷于矛盾。
关于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问题的讨论，也是在前几年对古代文学中一些有争议的作家及其作品的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诸如一九五五年的李煜词的讨论，一九五九年的李清照及其词作的讨论等，都涉及到我们今天应该如何正确地看待他们的阶级出身、特殊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的问题。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又应如何评价这份文学遗产，是摆在现实面前的课题。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中间作品”问题的讨论，又直接引导出古代作品社会意义的问题。
讨论由加林的《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缩小了吗》[1][15]一文为发难。此文一开始就提出了对郭予衡《再论李清照》[1][16]和孟周《关于李清照词的评价问题》[1][17]二文的不同看法。在郭、孟的文章中，提出了李清照甚至象李清照这样一类作家的作品，随着今天读者世界观与旧时代的观念彻底决裂而日趋于缩小了的观点。
什么是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加林加以界说：“主要应该是指其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作者不同意郭予衡说李清照作品的思想感情代表了贵族士大夫的思想感情，只是因为遭遇国破家亡、流离失所，因而她的作品才获得了社会意义的说法。加林的根据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加林认为历史上有社会意义，今天也才会有意义，其社会意义“才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他列举了以下三点理由：
1。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本身就有“属于将来的东西”。根 据列宁的“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 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论断。他认为“优秀的文化 遗产有助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
2。“只有在今天，优秀的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才被深刻地 揭示出来，才被人们普遍认识。”他举《红楼梦》为例，认为在 今天“它的社会意义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3。今天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文化，优秀的古代文学遗产 “在今天才能为广大人民所理解，才能成为人民群众的一份精 神食粮。”
加林的上述观点受到了志学[1][18]、孟周[1][19]，谷岱青[1][20]、胡德培[1][21]等人著文的反对。在《文学遗产》编辑部的来稿综合报导[1][22]中，也反映了许多同志与加林文章的不同看法。概括以上文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1. 关于社会意义的概念
缩小论者认为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在当时历
史条件下的社会意义，另一是对今天所起到的作用。这是从纵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从横的方面说，部分同志认为不仅优秀的古代作品有社会意义，反动和落后的作品也有其社会意义，“因为文学是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它一定要为经济基础服务。”但编辑部文章认为，显然，后一种说法“所说的社会意义就是社会作用’，二者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
2.缩小论的理由
虽然有上述对社会意义的理解的分歧，但讨论还是集中在对古代优秀的文学遗产的社会意义上。概括所提出的理由有二；
a、志学、孟周都认为文学是上层建筑之一。必然要为它的基础服务，因此，古代作品“都是属于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它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到今天也只能说还有认识作用”了。如《窦娥冤》之于元代，《西厢记》，《水浒传》之于封建社会。“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再大，也是属于过去的，到今天无疑是缩小了，有的还正在暴露出它更多的消极性来。”(志学)
b、就世界观的问题说，古代作家“大都出身统治阶级，他们的世界观只可能是封建地主的世界观”，即使“我国伟大的和杰出的作家，几乎都是地主阶级的‘浪子’，对封建社会尽管有所不满和反抗，‘但他们也几乎没有一个能跳出原属的阶级，更不能建立另外一种世界观。”(孟周)因此，世界观的界线不能模糊，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必须有赖于与一切传统的观念的决裂，在古代作品中是达不到这一目的的，所以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只能缩小。
3.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驳难
a.对文学遗产要采取具体分析的态度。志学认为：“今天读古代作品的人、懂得遗产的人愈来愈多”，但“人们愈能认识遗产的价值，愈能分析其历史局限性，愈能看出其思想高度与共产主义的差别，就愈能采取批判的态度。”孟周还举《红楼梦》、《西厢记》作品为例，指出如果没有分析批判的态度“就有可能给今天的青年读者带来不好的影响”。谷岱青认为，加林同志“完全忽略了对待古代优秀文学作品也要批判地接受这个根本之点”，因而才得出“优秀的文化遗产有助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的错误结论。
b.对于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中所说的“只有用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时，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名言，应注意列宁讲话当时的历史背景。而且列宁在上文还说：“只有改造这种已往的文化，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孟周认为列宁讲的是用“知识宝藏”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建立是不相干的。列宁的话，是谈到苏联青年旧学校应取的态度时，才提到“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应该继承文化遗产。而我们首先应该掌握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更好地分析批判，并不是从旧文化遗产中能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c.孟周认为加林提出的“扩大论”的三条理由，其实都和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是缩小或扩大无关。古代作品的社会意义是原有的，今天被我们深刻地揭示出来，并不等于“扩大”。“可供借鉴”或有了更多的读者，也不等于社会意义“扩大”了。
同意加林“扩大”论的虽然在人数和来稿中居少数，但对加林的意见也有所补充。据编辑部综合报导，有一种重要意见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有它独特的规律，所以当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消灭以后，……作为上层建筑范畴的文学艺术却并没有被消灭，相反，被人们视作珍贵的遗产而保存和继承下来了。文学艺术并不全部效忠于它们的基础。一般的说，卓越的古代作品总是以抨击一切腐朽、黑暗的姿态出现的。这是因为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统治阶级文学，也存在着被统治阶缉文学的缘故。”
也有人说，列宁认为在托尔斯泰的遗产中，“有些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因而认为古代作品中“存在着永远闪耀着异采的东西，它的生命力与日俱增，永不枯衰。”
又有人认为，古代作品中的某种精神，今天还是照样存在，象《敕勒歌》和李白《望庐山瀑布》那样的描绘祖国河山的作品，激起了人们对祖国河山的热爱；象陆游《示儿》，文天祥《过零丁洋》等爱国主义的诗篇的社会意义，就没有什么“缩小”可言，有的作品甚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了新的意义，它的社会意义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如李绅的《古风》二首，过去只能激起一部分人(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心夕而在今天却把它当作劳动教育、节约粮食的生动教材。
对所说“共产主义世界观有赖于与一切传统旧观念彻底决裂”一语的理解也有出入。许多同志认为不能把优秀的文化遗产臣之为传统的旧观念而与之决裂。此外对孟周所说的古代作家的世界观“只可能是封建地主的世界观”的批判也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不能单纯地以作家的生活时代和阶级成份来判定其作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作用”，要区别古代作家的各种类型，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家所写的作品，其社会意义和作用都是不同的。[1][23]
在“缩小”论和“扩大”论以外，还有不少同志提出了另外一些新的看法。编辑部的文章把它归纳于下：
1.“扩大”和“缩小”二字均不足以概括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其中某些部分可能扩大了，某些部分缩小了，有时它们又可以互相转化，因为事物是可以走向它的反面的，也许有的消极落后的一面，在今天起不了落后消极的作用。举的例有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中个人反抗的作品，陶渊明的归隐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等思想，“正处于一种向消极落后乃至反动这一面转化的过程中”。又有人说：“古代作品的现实性是不断变异的，有时加大，有时缩小，这一切都依赖于古典作家的内容与时代现实相适应的程度。”
2.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是客观存在，不会“扩大”，也不会“缩小”，顶多也只是过去被歪曲。今天才还其真面。“扩大”和“缩小”的说法都不利于更好地继承文学遗产。
3.因为好的作品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一概说“扩大”或“缩小”。社会意义只能不断被认识，社会作用是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人们评价的不同而不同。另一种类似的说法是。“真正伟大的作品，都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以至将来都能生存，并且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出不同的战斗作用。”“不同时代的人民群众都可以从这里获得他自己需要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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