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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诗品》百年研究述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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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6:3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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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代意义上的《二十四诗品》研究始于上世纪20至30年代，至今70余年，约称“百年”。这一研究自上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发展缓慢，在60年代前期形成一个短暂的小高潮，在60代后期至70年代遭遇严重挫折，自80年代以后发展迅猛。时至今日，在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美学史的研究领域中，《二十四诗品》研究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本文对这一发展历程及其中的种种具体状况进行述评，并对21世纪《二十四诗品》研究应予关注的问题提出看法。
《二十四诗品》（下称《诗品》）是中国古代诗学名著，美学瑰宝，其署名作者是晚唐人司空图。《诗品》研究在清代就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最初成果，出现了一批对《诗品》进行注释、解说的著作，如《诗品臆说》（孙联奎）、《诗品浅解》（杨廷芝）、《诗品解》（杨振纲）、《皋兰课业本原解》（杨振纲《诗品解》引）、《诗品注释》（无名氏）等。这些著作，解释辞句，剖析义理，间有理论阐发，对《诗品》多所发明，对读者阅读《诗品》很有帮助。这为后来的《诗品》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对《诗品》的现代意义上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至今仅70余年，故本文所谓“百年研究”，只是一个近似的说法。70余年来，这一研究的发展始而极缓，继而稍快，中途突遇曲折，至近20余年来则堪称迅猛。对这70余年的《诗品》研究，本文拟将之分作20世纪80年代前、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后三个阶段来进行述评。
这里有必要谈一下“《诗品》研究”的义界问题。《诗品》研究当然要以对《诗品》本身的研究为主，但又绝非仅限于此。对于研究《诗品》这样一部重要著作来说，深入了解其作者乃属题中之义。所以，对其署名作者司空图的生平、思想，他的其它诗学论著乃至他的诗歌创作等等的研究，一般也应属于“《诗品》研究”的范畴，至少应属于“《诗品》相关研究”的范畴。本文所谓“《诗品》研究”，指的就是以《诗品》为核心的这样一种综合性研究。
一 20世纪80年代前的《诗品》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诗品》研究，处于一个初创和渐次发展的时期。以下分三个阶段简要述评之。
1、1959年以前的《诗品》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前期，一批中国文学批评史方面的著作陆续出版，大致有陈钟凡 ① 《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1934年）、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1934年）、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1943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这批著作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立。由于这批著作大都论及了《诗品》，因此也标志着现代《诗品》研究的正式开始。由于尚处草创时期，也由于《诗品》本身的简奥难解，还由于文学批评史体例的限制，现在看来，这批著作对《诗品》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是明显不够的。然开创之功，终不可没。其间有的著作，还是揭示了《诗品》的一些重要特点，并显示了作者的见地的。比如郭绍虞指出，中晚唐人善用形象化的语言品诗论文，而成为象征的批评;又常用此种象征的批评来刻划形容抽象的风格。《诗品》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而又成为此类批评的集大成者。又如罗根泽认为，《诗品》是以比喻的品题方法，对二十四种独立的诗境，提示其意趣，形容其风格;这种以比喻提示风格的方法，魏晋六朝已启端绪，至唐而盛行。应该说，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一定的见地和深度，大体是得当的。
1959年以前发表的相关论文很少，已知的有如下几种 ② :朱东润《司空图诗论综述》 ③ ，李戏鱼《司空图〈诗品〉与道家思想》 ④ ，杜呈祥《司空图》 ⑤ 。从理论水平和影响来看，朱氏论文较为突出。朱东润认为，作为诗的哲学论，《诗品》主要讨论了五个方面的问题，即:论诗人之生活，论诗人的思想，论诗人与自然方面之关系，论作品（阴柔之美，阳刚之美），论作法。又认为，司空图身处乱世，故其诗论不得不抹杀现实而另造一诗人之幻境以自遣;“思与境偕”是司空图论诗真谛，以“味在酸咸之外”论诗自司空图始。这些见解，都有合理性或启发性。此文在之后几十年间曾被多次收入不同论文集，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诗品》研究的专门性著作，这一期间尚未出现。
总的看，1959年以前的《诗品》研究，成果不算多，成就不算高。然而这第一波次的开拓，为后来者奠下了现代研究的最初的基础，在《诗品》研究的发展中有着不容低估的重要意义。其间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即相关成果基本上都集中出现于20世纪30和40年代，而50年代几乎呈现空白状态。大约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思想等等方面的巨大变动，是造成这一空白的主要原因吧。
2、60年代的《诗品》研究
1961年，祖保泉《读司空图〈诗品〉札记》 ⑥ 和雷履平《诗的含蓄美——读司空图〈诗品〉札记》 ⑦ 相继发表，拉开了20世纪60年代《诗品》研究的序幕。1962年，有吴调公、雷履平、孙昌熙和刘淦的六篇论文发表，《诗品》研究明显升温。整个60年代，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共有相关著作四种（其中古籍整理著作一种），文章17篇，《诗品》研究呈现一个明显的小高潮。
1962年，孙昌熙、刘淦将清人孙联奎《诗品臆说》和清人杨廷芝《诗品浅解》合并整理出版，名之曰《司空图〈诗品〉解说二种》（山东人民出版社）。此二种著作皆是理解《诗品》的重要津梁，将之校点出版，为《诗品》研究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性工作。整理者分别在两书后写有详细评说其优长与缺失的“校点后记”，后又发表《读（司空图）诗品臆说》一文，（《文史哲》1962年3期）它们是迄今仅见的对注释、说解《诗品》的专书进行专门性研究的文章。
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于1963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此书有几大优点。其一、诠释《诗品》字辞句义，发明其理论意蕴，所释所论，每每精审明晰，广博畅达。其二、汇集、征引五种前人重要相关著作之精华以说解《诗品》，这五种著作中有三种为至今所未曾整理出版者 ⑧ ，这为现当代《诗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参考资料。其三、书后除附有司空图的多篇论诗、赋的文字外，并附有作者广搜博辑而得的前人与《诗品》有关的序跋题记、题咏、演补类文字数十种，颇有利于研究者参观。此书于诠释说解中虽亦难免有疏误，但总体上有着很高的学术质量与价值，是当代人在《诗品》研究领域所撰的名著，也是《诗品》研究者们必读的重要基础性著作。
祖保泉于1964年出版了《司空图诗品解说》（安徽人民出版社），为《诗品》第一次提供了现代汉语的翻译文本。此书于1965年更名为《司空图〈诗品〉注释及译文》在香港出版后，在台、港随后一段时间的《诗品》研究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就本期发表的论文看，无论数量和质量，都当首推吴调公之作。吴调公共发表论文四篇 ⑨ ，对《诗品》的美学观、风格论，司空图的其它诗论，司空图的生平与创作实践都作了较深入的考察，精到之论，不时可见。特别要指出的是，在那样一个一切为政治所笼盖所浸透的年代，吴调公坚持对《诗品》作纯学术纯美学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绩，这是非常难能可贵而值得格外称道的。
此期出现了关于《诗品》作者的文学观点是否属于“现实主义的”等问题的争论。本来，学术发展是非常需要正常的争论和批评的，但惜乎讨论中一方的观点 ⑩ ，受当时思想文化大背景的影响比较明显，学术意味有所不足。
20世纪60年代的《诗品》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现象:在中国大陆，1965年以前短短五年间形成一个小高潮，而1966年以后却嘎然而止，归于死寂。个中原委，人人尽知。学术研究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关系，于此可见一斑。
3、70年代的《诗品》研究
20世纪70年代，同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大陆的《诗品》研究在大多数时间里仍是万马齐喑。到了政治气候转暖的1978年和1979年，才有少数几种论著发表或出版 11 。而这十年间，台湾地区的《诗品》研究却继60年代后期的最初发展而进一步活跃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70年代的《诗品》研究是属于台湾地区的。此期台湾的研究成果，有江国贞的专著1种，萧水顺、王润华、李丰 、杜松柏、菊韵、彭锦堂、任日镐的文章共14种。如果说，台湾60年代《诗品》研究的“最有表现者”（王润华语）是陈晓蔷 12 的话，那么70年代的最有表现者当推江国贞、萧水顺和王润华。
江国贞《司空表圣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考察了司空图的生平、思想和《诗品》的文学理论。此书是迄今对司空图、《诗品》的多个方面情况都进行过较为专门考察的不多的几部专著之一。1973年，萧水顺在台湾《中华文化复兴月刊》发表了《司空图〈诗品〉体系探讨》等四篇相关论文，对《诗品》的渊源、体系、特质，《诗品》与司空图论诗杂文，《诗品》之影响与评价都作了比较具体细致的考察。王润华此期发表相关论文三篇。其中《“观花匪禁”之文字及其意象之根源》 13 ，据唐代刘禹锡玄都观看花之典故与诗作而对《诗品·豪放》之“观花匪禁”一语作出新的解说;另外两篇论文 14 则参考西方文学理论观点以评析《诗品》，亦有其所见。
台湾70年代的《诗品》研究，卓越的见解并不很多，但研究面日广，在不少方面的研究都较前 具体深入了一步，明显表现出一种将《诗品》研究进一步拓宽和加深的努力和趋势。
二 20世纪80年代的《诗品》研究
从1980年起，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学术繁荣的进程，《诗品》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1980年，即出版（修订、再版）相关著作二种，发表论文17篇。之后，发展势头持续不衰。据大致的统计，自1980年至2003年，相关著作出版18种（修订版、再版著作除外），相关文章已发表至少260篇以上 15 ，年均近一部著作，11篇多论文。此时期出版的多种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和美学史类著作，也基本都设专章或专节对司空图、《诗品》加以评介。《诗品》研究的新气象，不仅表现在研究成果的剧增，也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视角的增多，研究程度的加深和整体研究质量的提高。在此期蓬勃兴盛的研究中，中国大陆学者是主力军，台、港学者亦时有成果问世。
这二十余年的研究，总体上是连续发展的，可视为一个整体。但本文仍拟将之分为80年代和80年代以后两个阶段加以述评，这是因为:第一，成果太多，若一并描叙，易导致头绪纷杂。有一个相对的时段感，利于作者述评和读者把握。第二，有的问题，两阶段的研究虽然连续，但分量轻重或关注重点有所不同。有少数问题，前阶段较多涉及[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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