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性，是人们认识中关于对象属类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1］。这看似灰色的概念，却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规范:众所周知，文学的主体是情感，而情感这东西难以定量、定位、定性，这就决定了表现情感的文学，如实直说，反曹人厌；委婉朦胧，称为上品；模糊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叹为观止。

但远不是文学一经产生，模糊性的创作规范就十全十美了。它同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产生、发展、完备的过程。就我国古典长篇小说而言，模糊性的创作规范就迟迟地成熟于《红楼梦》。

在《金瓶梅》问世之前，我国的长篇小说按照鲁迅的意见不外两类，一为“讲史”，一为“神魔”［2］，这讲“史”说“神”的大题材，使作品缺乏文学起码应该具有的“借一斑以窥全豹”的模糊性。《金瓶梅》别开生面，以描写家庭日常生活来反映社会问题，赋予了作品“从大处着眼，往小处说”的模糊格局;但《金瓶梅》对明代后期社会恶浊的满腔怒火，在“一味的写坏”中，毫无遮拦地喷发，缺乏模糊性的缓冲机制;尤其是书中大肆泛滥的自然主义的庸俗描写，葬送了选材带给作品的模糊格局。在古代小说家中，对模糊性创作规范真正具有自觉意识的是曹雪芹。他清醒地意识到:创作犹如画大观园一般，“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第四十二回)，囿于“真情实景”，无深刻寓意的，“不算好”，“寓大意，才算是大才”(第二十三回);因为，艺术的好处在于——“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又似乎是无理的，想去竟是有情有理的”(第四十八回)——模糊性。他非常讲究艺术的模糊背景，“远无邻村，近不负廓，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于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第十七回)。他主张用模糊的原则处理材料，“该添的要添，该减的要减，该藏的要藏，该露的要露”(第四十二回)，以减衬添，以藏托露。从而把《红楼梦》写得“玄之又玄，无上妙品，不可思议”(解盦居士语)，读之，“如捉水月，抵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戚蓼生语)。

《红楼梦》如同唐诗宋词一般，把本文体的模糊性创作规范发展到不容后人臻于完善的程度，就此而言，《红楼梦》在传统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不仅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如若不信，请看模糊性在《红楼梦》里的具有规范意义的种种表现。

机制的模糊性

大凡一个作品的运行，如同飞机、轮船的航行，凭借的是机制。那么，《红楼梦》的运行机制是什么?

《红楼梦》开宗明义: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故曰“甄士隐”云云。……故曰“贾雨村”云云。

这是作者借鉴唐宋以来“说话人”的笔法，在作关于创作契机的自白。

理解这开场白的关键在于何谓“梦”、“幻”?俞平伯在1921年致顾颉刚的信中指出:“由盛而衰，由富而贫，由绮腻而凄凉，由骄贵而潦倒，即是梦，即是幻，即是本旨，即以提醒读者。”俞先生在红学上的功过，我们姑且不论，此处他对“梦”、“幻”的理解是对的。据此，可将《红楼梦》的开场白破译为:作者遭受过由绮腻骄贵一下子落到穷困凄凉的灾难，其间，对政场黑暗、世态炎凉有切心感受，但文网恢恢，不能明言，只好“将真事隐去”，借通灵之说，撰此小说，进行隐晦曲折地反映，以抒悲怀，以发愤志。所以说“真事隐”，“假语真。”

作者自白的创作契机，道出了作品的两个运行机制，一是真假转化机制，二是现实与非现实的转化机制。

先来谈谈真假转化机制。

作者既要针砭社会，又要逃避文网，就不能采用实话实说的史家笔法，只有借冠冕堂皇之言，秉春秋刀斧之笔，操含沙射影之术，才能寓伤时骂势之旨于囫囵办结不解之中。但是，真事的“隐去”，并非对真事的“抹去”，真事要写，无非是“隐蔽”地写—“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出于作品“故事”影射当朝政场黑暗的“真事”的需要，就给作品带来了第一个运行机制:真假转化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转化过程中的“真”、“假”，不是概念意义上的绝然对立的真假，而是“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真假，“真而不真，假而不假”的真假，它们是相互连接的，相互补充的，相互渗透的。

相互连接表现为真真假假，“儿女风流，闺帷纤琐，大都皆假语之类。情节构造，人物升沉，大都皆真事之类”［3］。

相互补充表现为假中有真，“书中正寓夹写，比赋兼行，大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之妙”［4］。

相互渗透，表现为真假的中介状态——似真似假，《红楼梦》“于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5］，写得似真似假，势在必行。

从“真真假假”、“假中有真”、“似真似假”这些转化效果看，《红楼梦》的真假转化机制实质上是一个模糊真假的机制。真假模糊了，“俾阅者用心全注于女儿罗绮之中，不复暇顾及它事”［6］，逃避“检查官”耳目的作者目的也就达到了。

再来谈谈现实与非现实的转化机制。

《红楼梦》作为一部小说，当然也不允许用“史笔”来直书其事，唯有对生活素材—真人真事经过一番艺术的改造，“将真事隐去”，作品的艺术真实方能出台。从艺术构思的角度出发，作者的开场白不难理解为:《红楼梦》是作者借助虚拟的通灵之说，经过“一番梦幻”的惨淡经营，才隐去了真人真事——幻化了生活素材而写成的;换言之，《红楼梦》的艺术真实是作者对现实的材料进行“虚拟”、“幻化”的结果。这又无异道明了作品的另一个运行机制:“虚拟↔幻化↔现实”的现实与非现实的转化机制。

《红楼梦》主体，顽石↔通灵玉↔贾宝玉，不就是“虚拟↔幻化↔现实”的转化机制的体现么？

《红楼梦》以顽石的传奇、木石前盟的出典为起始，虚诞上下，幻化东西，把作品的整个开端搞得虚无缥缈;而后，幻景四出，“转化”不断，唱“好了歌”，论正邪说，出通灵玉;继而梦游太虚幻景，曲演红楼梦，迷指十二钗，出警仙，饮仙醪，临迷津;后又起金玉良缘，照风月宝鉴，述可卿梦告，……;这一阵串的虚幻内容，不是表明了作品的运行凭借的是现实与非现实的转化机制么?

其实，“幻化↔现实”是小说创作的普通公式，也是一般小说作品仅具的模糊机制。平常的小说写作如同画竹，作者通常不按现实中竹的大小和枝叶的数量如实画到作品中去，而是取其形似和神似;形似是“幻化”的表现，神似是“幻化”的结果;“似”形“似”神的作品就具有了平常的模糊性。然而，在《红楼梦》的“竹子”—贾宝玉、林黛玉等主要人物身上，不仅具有作者“幻化”—理想化的色彩，还具有作者“虚拟”—幻想的成分，这样，《红楼梦》的模糊性就异常了，比之一般作品，十足多了一层模糊性;诚如作者自白，“女娲炼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作品的模糊性具有模糊中套模糊——连环模糊的特征。可见，《红楼梦》的现实与非现实的转化机制，是一个模糊现实的机制。

模糊真假、模糊现实的两种机制，是《红楼梦》运行的双轨。它们使全书的总体背景处于烟云模糊处，给作品带来了众多的形象象征和意象表现，从而造就了作品不是一览无余，而是浑厚含蓄的艺术特点。

结构的非线性

或许没有一部作品能比得上《红楼梦》有那么的异名了。且听曹雪芹在甲戍本第一回中的介绍:

空空道人……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至脂砚斋甲戍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作者详细介绍作品书名变迁的经过，当然不是没有目的的。书名是作品的旗帜和眼目，服务于揭示主题和体现中心内容;而作品的表现角度，是作者构思时确立主题、中心内容的着眼点:显然，书名是作品表现角度的体现。曹雪芹在介绍《红楼梦》五种异名的同时，向我们流露了作品的五种表现角度:《石头记》—表现“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别仇离恨，“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希望幻灭;《情僧录》—读“石头”，道号改情僧;改书名，模糊大旨为谈情;《红楼梦》—幻、幻、幻，遍罩华林是悲云;梦、梦、梦，人生如梦一场空；《风月宝鉴》—写镜子，重在于可照正反;看作品，何尝不是两面鉴;《金陵十二钗》一主写裙钗，终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歌颂女子，指归破除樊篱，标新立异。

作品的表现角度既然如此地众多，而作品的结构又是在表现角度律动下的谋篇布局，《红楼梦》的结构就呈现出了非线性，“它改变了以往如《水浒传》、《西游记》等一类长篇小说情节和人物单线发展的特点，创造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结构”［7］。

曹雪芹结构《红楼梦》，着眼的是上述的五种表现角度。这五种角度在作品中表现为“相生相克、相互制约”关系的事实，表明了《红楼梦》的结构原型是中国的文化原型，即阴阳五行的宇宙学说;换言之，《红楼梦》的结构是按照中国具有模糊特征的有机自然观组成的，它注重的是各种表现角度整体的协调与协作，强调的是整合效应，排除了有线性的、逻辑性的清晰观念，表现为具有审美价值的非线性、模糊性。

《红楼梦》结构的非线性，是对以前的小说结构有线性的积极扬弃;其它作品，在结构线性的律动下，势必把创作素材中的不确定因素拒之门外，淘汰不顾;势必要设法固定素材中的一切变量;排除素材中不符既定结构的其它目标;从而进行单变量、单目标、单素质考察——抓住一条线索对素材的因果联系追根寻源。而《红楼梦》在结构非线性的要求下，必然要以规模庞大、关系复杂、变量大、目标多的现实社会为创作对象，把素材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接纳入创作思维，以不同的表现角度进行观照，给之找到由不确定向确定性转化的艺术辩证途径;所以，《红楼梦》是一个多元素的综合体，是整个社会的缩影，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要是说，线性结构具有的是封闭性，那么，《红楼梦》非线性结构呈现的是开放性;要是说线性结构呈现的是清晰的几何图形，那么，《红楼梦》的非线性结构犹如一座大山，远望倒还能得到一个模糊的轮廓，近看却模糊得难以描述。

《红楼梦》是写什么的?似乎很难用三言两语来回答;即使曹雪芹再世，也未必能只用一句话讲清。不要说把《红楼梦》纷华的内容归纳起来，很不容易，就说第几回是作品总纲吧，天才犹如毛泽东，权威犹如俞平伯，论证所代表的也仅只一家之说。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作品结构的不拘一格上，因为它开放得把素材中的不确定因素接纳入了作品。人们在这不确定性的内容系统中概括出来的确定性论断，当然只能引起争论，不可能作出定论。

红学界众说纷纭的莫过于主题说，揭露说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是:通过对贾家由兴到衰的记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油灯将尽，大厦将倾;爱情说认为:该书大旨谈情，通过宝、黛、钗的三角恋爱关系的记述，歌颂了“木石前盟”的真正爱情;其它的主题说还有很多，例如，问题说认为，该书写的是偌大一个荣国府，运筹划策的唯有王熙凤一人，牡鸡司晨，不是好兆头，接班人出问了。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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