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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红楼梦》的模糊性

时间:2009-8-8 16:56:43  来源:不详
诚如鲁迅所言,《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帏事,……”。[8]而造成这“各有所取”、“莫衷一是”结局的原因又在结构的非线性、开放性上。因为《红楼梦》结构非线、开放的结果,使不同层次、不同等级的内容,存在着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突现”的新质——复杂的特性、复杂的功能、复杂的意蕴、复杂的信息等等,它们可以组合出作品许多种旨意;我们认定的某一主题说,无非是作品旨意许多种中的一种罢了。

上面的阐述,说明了作品结构的非线性与主题、内容模糊性互为因果。然而,《红楼梦》主题模糊、、内容模糊的事实,恰恰证明了《红楼梦》结构的非线性——模糊性。

情节的暗示性

茅盾说过:“《红楼梦》开头几回就把全书的结局和主要人物的归宿,用象征的笔法暗示出来”[9]。其实,《红楼梦》的暗示何止表现在开头几回,“书中诗词,悉有隐意,若谜语然”[10],当然,也不限于诗词,“《红楼梦》的情节充分体现了双关性、多重性、暗示性。无论从那一情节线索看,都可以窥见、揣摩、联想到许多与此相关的似断似续、若明若暗的情节线索,及至隐藏着的伏线”[11]。

《红楼梦》情节的暗示性首先表现为一种“朕兆”、一种“端倪”,毁士隐的梦幻、好了歌的注解、十二钗的判语、红楼梦的曲词等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朕兆”、“端倪”的多义性,模糊了这类暗示性的情节,例如,在给袭人的判词的前面,“画着一簇鲜花,一床破席”,画面寓“花气袭(谐音席)人”四字,这只是一种理解;另一种理解,暗示袭人性格外表柔美、芬芳如鲜花,内里下贱、丑陋得似破席;又一种理解,鲜花示美貌,破席示被人睡了又睡,画面寓袭人操行不良;当然还有第四种、第五种……理解。

作品的情节暗示性还表现为“应脉”、“伏脉”。第十五回,仅“秦可卿大出殡”一节,可使一般作者应接不暇,但曹雪芹却忙中偷闲,想方设法让送殡路上的宝玉到一个庄户人家去稍事休息,借机刻划了二丫头这个人物;作者为什么要不计工本地描述这个“纺绩女”的形象呢?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应脉”——响应作品开头对巧姐命运的暗示:“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女在那里纺绩”,说明今天还在富贵场中的巧姐不久就要变成庄户人家的“二丫头”了,二是为了“伏脉”,预示面临巧姐的不仅是富贵种沦落为纺绩女的命运改变,还是一场从感情到思想的脱胎换骨;为了讲清这个问题,似有必要分析一下二丫头是怎样一个人:宝玉休息到庄户人家后,正要对放在炕上的纺车“拧转作耍”时,“只见一个约十七八岁的村庄丫头跑了来乱嚷:‘别动坏了’!”这就是二丫头。急火火的行动,命令式的口气,反映了对自己的劳动工具她多看重!看重到得罪贵族公子也不管的程度,因此,嚷叫得宝玉“忙丢开手”,惹得众小厮忙来“断喝拦阻”;后来她又命令宝玉:“站开了,”原因是“你们那里会弄这个,”并自豪地说:“我纺与你瞧”。一付自信、骄傲的态度,一付对公子哥儿蔑视的态度!显然,在二丫头的身上闪耀着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她是有别于大观园中所有女子的新女性。她的新思想、新感情,赢得了宝玉的爱慕:二丫头去了,他“怅然无趣”;临去时,还“以目相送”,甚至“恨不得下车跟了她去”。巧姐被狼舅奸兄卖掉,后为刘姥姥所救,成了以纺绩为生的村庄丫头的结局,是作品开头暗示出来的;她以后使坏事变好事,变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却是在二丫头影子中伏下的脉。而这一“伏脉”的本身,且又应了巧姐判词名“留余庆”(认为是大好事)所伏之脉。这类具有“应脉”、“伏脉”功能的情节,使《红楼梦》模糊得犹如雾中神龙,只露一爪一鳞,全龙任凭读者去想象。

《红楼梦》的暗示不但表现在一情一节上,还表现在细枝末节上。例如,宝钗所用之药“冷香丸”,药料为:白牡丹花蕊、白荷花蕊、白芙蓉花蕊、白露日之露、小雪日之雪,全然冷白之色;同她住室的“雪洞一般”、居处“梨香院”(以色求之梨花为白色)的名字连起来看,暗示性的模糊阴影就出来了:这是否在应“寿怡红”一回伏下的人物“无情”之脉?这是否在伏人物“青春已大守空闺”之脉?我们反对从作品的字里行间主观唯心地去找微言大义,但是由于《红楼梦》运用了象征暗示的手法。原来本多“微词曲笔”,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又如,黛玉之“林”姓,前世的为绛珠“草”,连同她的生平遭际一起看,是否具有下列的暗示内容呢?“林”,取其五行属本:木从水生,所以她的父名叫“如海”;“草”,取其四季中属春:春去夏来,火把木烧成灰,她就少年夭折。诸如此类具有暗示性模糊影阴的细节,在《红楼梦》中是不胜枚举的,它们隐隐绰绰得犹如海市蜃楼,令我们不得不去探胜寻幽,去追根溯源。

描述的不确定性

在对大观园胜景题咏的述说中,曹雪芹借人物之口,批评贾府清客对景的题咏描述“俗陋不堪”,原因在于“太板”、“又实”、“过露”,认为描述事物不能老是“着迹地说起来”,而要“蕴藉含蓄”。

曹雪芹不但在主观上认识到描述要“新雅”、“神韵”,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一反“才子佳人等书”对描述对象肤浅的思索和笨拙的模拟,“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赋予描述以不确定性。

为了追求描述的不确定性,曹雪芹对对象多用不“着迹”的写法。林黛玉的相貌可谓美矣,但翻遍全书,作者竟然没有对她外貌作过一点确定性的描绘;林黛玉出场时,作者写她:“两弯似蹙非蹙柳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眉毛写到了,“似蹙非蹙”——不确定;眼睛写到了,“似喜非喜”——不确定;描述眉毛,象一抹轻烟,粗细长短没有说明——还是不确定;描述眼睛,浑说为一双“含情目”,不提形状大小及眸子深浅——仍旧不确定!接下去,作者又对其作了一系列不确定性的描述:“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然而,作者的描述越是这样不落实、不确定,越能调动读者的想象力,越让人感到林黛玉美到无法落实的地步。

为了追求描述的不确定性,曹雪芹对必须着迹描述的对象,总是千方百计使之神韵化。要是说采用不着迹的手法是描述黛玉美之需要,那么,着迹地描绘外貌是刻划凤姐性格之必须。第三回写王熙凤长的是“三角眼”—着迹了;“掉梢眉”—着迹了;“三角眼”的凶光,“掉梢眉”的丑相,王熙凤的外貌实在不美。可是,作者用“丹凤”冠之以“三角眼”,“柳叶”冠之以“掉梢眉”,淡化了“丑”;再给人物配之以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的神韵,就显示了她形容出众,举止不凡;更兼人物戴金插银、一身华丽;王熙凤就“似美不美”了。这“似美不美”的不确定的神韵,正透露了人物在美的外壳中,升腾着的一股杀气,隐藏着的一颗歪心,从而流露了人物“明似一盆火,暗似一把刀”的性格特征。

作者的不确定性描述没有在人物外貌上止步,还把其扩展到人物整体性上。从前的小说,确如鲁迅所言,“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12]。确定化的倾向十分严重,致使“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3];《红楼梦》克服了这种类型化、绝对化的弊端,闯出了确定化的禁区,赋予了人物的整体描述圆形化——不确定化:在奸诈狠毒的王熙凤身上,洋溢着精明与干练;在阴柔诡谲的薛宝钗身上,流露着典丽和才学;黛玉是作者努力歌颂的人物,但尖嘴利舌,刻薄得令人退避三舍;宝玉是作者理想的化身,作者对他也没有“完全是好”的确定化,相反是个最具不确定性的人物,诚如脂批所言:“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正大光明,说不得混帐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14]。

不单是描述人物,即令在景物描写上,《红楼梦》也多用不确定化的模糊手法。对大观园总应当着迹去写了吧?是的,作者进行了着迹的描述;但是,一则,因为巧妙地加进了“试才”的内容,看来似不在介绍大观园,倒好象在贾政试宝玉的才学,使作者描述所着之迹轻了、模糊了;二则,通过“题对额”,把具象抽象化,又模糊了描述所着之迹,不是么,作者把大观园的景点抽象为“沁芳桥”、“稻香村”、“衡芷清芬”、“红香绿玉”……,实中出虚,令人登岸弃舟,得意忘言,浮想翩翩,对描述的真情实景倒一片模糊了。

令人叹服的是,曹雪芹赋予对象不确定性的描述之笔,自然之至,灵活之至,处处打得通,处处挑得起。一株西府海棠,“其丝若伞,丝垂翠缕,葩吐丹砂”。——迹定了;贾政说它“出‘女儿国’中”,所以叫“女儿棠”。——案定了;再要把定案座实了的海棠灵动化、不确定化,似办不到了。但曹雪芹有办法,通过宝玉翻“女儿案”,把海棠描述为“红晕若施脂,轻弱似扶病,大近乎闺阁风度”——又使描述对象神韵化、不确定化了。又如,大观园中有许多异草:茝兰、青芷、紫芸、金葵草、玉蕗藤、藤萝薛荔、杜若衡芜……,要给它们一一神韵化,灵动化,简直不可想象;但曹雪芹就是有办法,他通过人物之口,说它们就是“《离骚》、《文选》等书上所有的那些异草,”且一一地对照出来,使描述对象突然名见经传,闪耀出文化的光辉,灵动起来。

总之,《红楼梦》对描述对象总不肯老是“着迹地说起来”;在描述时,曹雪芹仿佛在不断地告诫自己:要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正是这种描述的模糊性,给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带来了自己的林妹妹;正是这种描述的不确定性,致使今天还有人在兴致勃勃地查看大观园的遗址。

语言的朦胧性

《红楼梦》语言简约,不求穷尽。作品中好多地方,对事的记述,以点到为止;对意的传达,“只略用一笔带出”。为此,脂批常告诫我们:“不得谓其不均”、“不得谓其不备”、“莫谓写之不到。”其实,正是这种“不备”、“不均”、“不到”的简约性,使《红楼梦》的语言似一座大半浸没在水中的冰山,模糊朦胧,惹得读者竞相索隐。

《红楼梦》简约性的语言有“不写之写”之妙。“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一节,“此回只十页,因删去天香楼一节,少却四五页也”[14]。“淫丧”经过虽简约掉了,但作者借众人对可卿死后尤氏的“托病不出”、贾蓉的“若无其事”、贾珍的“哭的泪人一般”的反应——“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一方面座实了“天香楼”为淫案,淫主为贾珍,“九个字写尽了天香楼”;[15]另一方面收到了语言简约——“不写之写”的模糊效果,把天香楼一案的具体经过推入疑阵,让读者去想象,去补充。第八回写到“一时黛玉来了”,宝黛说了两句话后,宝玉就向晴雯问起了袭人,问起托人送来给袭人吃的豆腐皮包子的事,“接着茜雪捧上茶来。宝玉因让‘林妹妹吃茶’,众人笑说:‘林妹妹早走了,还让呢’”。林黛玉为什么不告而别?怎么走的?作品没有说,留给宝玉去品味,也留给读者去猜想。但在这语言的空白中,还是流露了黛玉对宝玉之恋已到“妒嫉”的程度;“不为相妒并非爱”,林姑娘已在初恋了。

《红楼梦》简约性的语言又有“横云断山”、“断山横云”、“山头戴云”之妙。书中,有的用“一语未了”夹断人物对话,使下面欲说的话成了悬念,令读者品思寻味,联想翩跹;有的“方谈得三五句话”,忽生出一桩事来,等人物出去回来,或曲终人散,或谈兴未艾,而人物如何处理这突发事件的,则只字不提,如“断山横云”,令人遐想;有的由远而近、由小到大写来,即至“大处”、“近”处,并非万万件细微之事俱绘,而常借“石头”、“未见真切”、“难以尽述”,将有些事一笔隐去,使描述的事,如“山头戴云”,在渺茫之中显出无限丘壑。

令人击节的是《红楼梦》简约性的语言还有“象外之象”、“味外三旨”、“韵外之致”之妙。

“象外之象”。例如,宝黛初次见面,黛玉想道:“倒象在那里见过一般”,宝玉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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