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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西游记》作者研究的回顾

时间:2009-8-8 16:56:53  来源:不详
文学收入艺文志中,那也只是明朝公认为文学的戏曲类。如果说淮安府的府史书破例采取了只将‘小说西游记’著录于艺文志的原则,这不符合通行的做法”。“假如《淮安府志》中吴承恩的作品‘西游记’指的是三藏西天取经故事,那么它当属戏曲‘西游记’。”其二是发现《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舆地类》中,“清楚地写着吴承恩西游记”。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不是小说而是游记。
 
      1983年,章培恒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上发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作》一文,更加详细地论证了百回本小说《西游记》非吴承恩作。章培恒先生此文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反响。顿时,响应者、怀疑者接踵而至,形成了一场关于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作者究竟为谁的持久论战。此后否定吴承恩为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人愈来愈多,从而推进了《西游记》的作者以及与之相关的研究。
 
      认定吴承恩是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主要依据不外3条,一是天启《淮安府志》“淮贤文目”在吴承恩名下记有《西游记》;二是从吴承恩的《禹鼎志》、《二郎搜山图歌》的创作可以看出吴承恩有创作《西游记》的可能;三是《西游记》所用方言为吴承恩家乡淮安的方言。章培恒先生的文章则对其立论的根据一一加以反驳,主张吴承恩说者也一一加以回辩。这次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一)明刊本《西游记》上的署名与吴承恩的关系。章培恒先生指出:从现存的明清各种《西游记》版本看,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或署丘处机撰,却没有一种是署吴承恩作的。苏兴辨驳说:吴承恩的好友是李春芳,“华阳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的号,这倒反而替吴承恩撰《西游记做了证。然而即使是李春芳校,也不等于吴承恩校,更不等于吴承恩撰。
 
      (二)天启《淮安府志》、《千顷堂书目》所记《西游记》与小说
 
      《西游记》的关系。章培恒先生指出,吴承恩作《西游记》说的立论基石是天启《淮安府志》和《千顷堂书目》。天启《淮安府志》既没有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属于什么性质的书,也难以知道确切的卷数或回数。相反,《千顷堂书目》卷八舆地类中,则有“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这说明吴作《西游记》不是小说,当是游记性质的作品。苏兴的解释是:把通俗小说称之为“杂记”大约也有可能,天启《淮安府志》的作者把吴承恩的《西游记》当作“杂记”看待了。谢巍指出:《千顷堂书目》著录分类“颇多错谬”,将小说《西游记》列入史部舆地类,也不足为奇。因此,可以断定这个《西游记》就是小说。苏兴说吴承恩没有到荆府纪善的任上去,没有西游,也不可能写出游记《西游记》。但回辩者仍然没有材料说明吴承恩的《西游记》是小说,故而仍未排除人们对吴承恩的《西游记》非小说的怀疑。
 
      (三)文本中的方言与作者的关系问题。章培恒先生指出:《西游记》中的方言是长江北部地区的方言与吴语方言并存的语言,而能作为淮安方言的词语,至多只有3个,因此,作者可能是吴语方言的人。苏兴认为吴承恩的口语中可能夹杂些吴语方言,如果《西游记》中果真有3条纯属淮安的方言,反倒证明《西游记》可能是吴承恩所作。但是若要证明某语是淮安方言,须证明此语只有淮安一带人独用而其他地方的人不懂也不用。而认定为淮安方言的论者,并不能完全到这一点。譬如被列入淮安方言的几个词“山恶人善”、“骨冗”、“倒碴门”等,河北西北部一带的人也常挂在嘴边,并非为淮安人所特有。有不少学者用方言研究明清以来的小说作者,结果都存在同样的问题,都缺乏说服力,故而难以得出可靠的结论。《西游记》的作者研究也是如此。
 
      (四)章培恒先生分析了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与百回本《西游记》的关系,进一步说明了《二郎搜山图歌》与《西游记》所写二郎神的内容不一致,从而证明百回本《西游记》非吴承恩作。譬如《郎搜山图歌》称二郎神为“清源公”,而《西游记》对二郎神的称呼很多,独无“清源公”之称,足见《西游记》的作者根本不知道,更不习惯于称二郎神为“清源公”。至于吴承恩写有《禹鼎志》,章培恒先生则从《禹鼎志序》中所云“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的话中,证明了《禹鼎志》所记之事当为十数事,若是十数篇,每篇必甚简短。无论此志写在《西游记》之前或之后,皆与洋洋大观的百回本《西游记》极不相衬。或以《禹鼎志》为素材,也绝写不出大书《西游记》。说明《禹鼎志》与《西游记》无关。
 
      章培恒先生提出的反证有力地击中了“吴承恩说”的要害,赞同者甚多。徐朔方、黄霖、张锦池、黄永年、杨秉琪、刘勇强、李安刚等纷纷撰文支持此说。徐朔方先生在介绍章培恒先生的主要观点后补充说:“明代文人以《西游记》为题的纪游之作并非绝无仅有之事”,他举出若干实例后说:“吴承恩作为《西游记》的写定者之一至少有待进一步论证才能成立。即单就已有的材料尚不能说明吴承恩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要将作者问题的研究不断推进,需要新的过硬的史料。就旧材料再打笔墨官司已无意义。于是探索百回本《西游记》作者为谁的学者,不断地更换论证的视角。具体来说,是从小说之外寻找证据的外证,从小说文本之内寻找证据的内证。每更换一次视角,转移一次论证的方向,就引起一场非吴说与保吴说的激烈争论。
 
      研究者第一次视角的转换是将《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中的诗词与百回本《西游记》中的诗词,以及《存稿》中所表现的观念、情趣、思想与《西游记》对照、比较,相同即为吴承恩作,不同即非吴承恩作。刘怀玉、杨子坚、钟杨、陈橄以及彭海、张宏梁等人认为:“都土地庙”、“蒲莱根”有淮安地方的痕迹,《西游记》中有两处情节与吴承恩仕途生涯有关,吴承恩诗集中隐藏着《西游记》的灵魂和枝节。由此观之,吴承恩所作的《西游记》是小说而非游记。曹炳建依据刘修业先生所辑《吴承恩诗文集》中《饮酒》诗“延之入密室,共展千年书”一句,推测所展“千年书”可能就是小说《西游记》。杨秉琪通过将吴承恩诗集中的诗词与《西游记》中的诗词对照研究,发现二者的用词极不相同,风格也不相类,证明两书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张锦池则认为:“吴承恩诗文集》的思想和风格与世本《西游记》殊不类,孙悟空断非吴氏所期望的英雄。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刘勇强的“否吴”新论。1992年,他在《奇特的精神漫游一一(<西游记)新说》一书中指出了以往研究者从未注意过的《西游记》中多次出现过的“承恩”一词的现象。如第七回:“受篆承恩在玉京”;第九回:“承恩的,袖蛇而走”;第二十九回:“承恩八戒转山林”。接下去,刘勇强怀疑:重视名字的旧时文人,这样漫不经心地把自己的名字嵌入小说中,是否不近情理呢?尤其是“受篆承恩在玉京”一句,与吴承恩一生不得志的坎坷经历大相径庭,他大约40多岁才赴京选贡,在京受人白眼,心境凄凉,哪来的“篆”和“恩”?他不但不会这么写,只怕连读到这类诗句,也要黯然神伤的。黄永年先生在中华书局1993年版《西游记》的《前言》中也发表过类似的观点。此确为“否吴”说的一条有力的内证。
 
      第二次视角的转移起自于对《西游记》宗教文化研究的热潮,即从《西游记》中所表现的宗教文化与《吴承恩诗文集》的关系来确定作者是否为吴承恩。李安纲认为:“吴承恩是一位儒生,尽管能诗文、善杂记,但没有接触过玄门释宗,没有学过佛、修过道……从《西游记研究资料》所选录的吴承恩诗文
看,吴承恩对金丹学、佛学等方面的了解与小说《西游记》有很大差异”,所以“吴承恩不是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在1996年太原召开的“全国首届《西游记》文化讨论会”上,李安纲又一次提出:“《西游记》写的是金丹大道,吴承恩不懂炼丹术,因而不可能写出这么一部奇书。”同年山西古社出版的(李安刚评注)《西游记》则标示“原著:无名氏”。刘振农撰文对李安刚的观点予以批驳。刘列举了《吴承恩诗文集》中大量有关谈佛说道的诗文,进而论述道:“吴承恩诗文则表明,他对佛道二教皆有相当的接触了解,绝不至缺乏写西游材料有准备。”李安刚仅凭《西游记研究参考资料》所收少量的吴承恩诗文,便对吴是否懂佛道的问题下断语,不免粗疏、草率。笔者赞成徐朔方先生的观点:“小说写定者不是道教中人,而是带有三教合一观点佛教倾向重于道教倾向的人。这一点与吴承恩其人是否相合,则需要做客观而细致的论证,而不是各取所需。
 
      伴随着否定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研究而起的,是探寻《西游记》的真作者究竟是谁的努力。探寻者的思路大体可分为3个方向。一是从已知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序》的作者或校者“华阳洞天主人”入手,认为《序》的作者或校者可能就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陈君谋在《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一文中认为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为之作序的陈元之(张锦池等人也持类似观点)。此说一出便有廉旭的《<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臆断)质疑》和吴圣昔的《陈元之不可能是<西游记)的作者》两文与其榷。“陈元之说”还缺少力证。沈承庆在他的《话说吴承恩》(北京书馆出版社)一书中,认为作者是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李春芳,李安纲撰文予以否定。
 
      二是,据百回本《西游记》前的陈元之序中所言“《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天演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口口口口口口口王自制”,的话的提示,将寻找作者的视野转向王府。黄永年《论西游记的成书经过和版本源流》一文根据明代最早记
载《西游记》的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上鲁王府所刻书《西游记》,把它与陈元之序中所言《西游记》或许出于王府的话联系起来,认为鲁王府所刻《西游记》为百回本《西游记》的初刻本。这里虽然研究的是《西游记》的版本而非作者,但对探讨作者的学者不无启示。霖先生沿着这一思路又有新的发现。首先找到了鲁王府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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