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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叙事中时间意识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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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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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左传》开创的叙事传统在时间意识方面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把时间过程理解为客观事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显现的过程；也就是说，叙述不仅仅是在罗列事实，更重要的是显示事件发展的客观逻辑。但二者所表现的逻辑根据是不一样的：《左传》的逻辑根据是道德和智慧，或者从更高的层次说是天道；而上面所举的唐代传奇中，事件发生发展的逻辑恰恰相反，是违反常理或常识的偶然和奇遇。
时间意识的这种变化在唐代以后的通俗叙事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中第一篇小说“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文若虚是一个做什么事都不成功的“倒运汉”，而在穷途末路之际跟着一帮商人出海，却鬼使神差阴差阳错地发了大财。这个故事中所有的事件发展逻辑都无法找到合理的根据——文若虚先前之所以倒运并不是因为他愚蠢或邪恶，后面成功显然也与他的道德水准或智力商数无关。故事发展的过程非但没有向人们显示出任何合乎理性或常识的逻辑，反而令人觉得未来是不可知的，一切都是可能的，因此而导致这篇故事的叙述人在故事的入话中所表达的宿命论：“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他并且强调自己所写的就是耳目前的怪怪奇奇。他所说的耳目之外的牛鬼蛇神，当然是指故事中所描述的形象和情境违背日常经验的反常特征；而耳目之内的谲诡幻怪，则是指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出现的意料之外的情形。这后一种情况其实主要是对时间过程中所蕴涵的偶然性或反常性的期待。
《左传》所代表的历史叙事中以天道的显现为事件发展逻辑的时间意识，归根到底表达的是对世界可知性的信念，即相信作为时间过程的历史发展逻辑在本质上是先验的、理性的，因而也是可知的。实际上这是汉代以来《易经》哲学的世界观核心，也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思潮特征。“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理性的自觉和自信的根据就在于相信人能够认识和把握天道，而这种对天道的认识正是得自对历史事件过程内部逻辑关系的理解和组织。因此，这种时间意识可以说是一种历史至上的意识，即认为“天行有常”，天道是永恒的，因而对过去、未来乃至整个世界的了解都可以通过了解历史来实现。实际上《左传》以后的大多数“正史”叙述中，这种时间意识成为叙述人历史观的基本根据，并通过“正史”影响了许多“野史”稗官和通俗叙事的意识。
而唐代以后传奇性质的叙事则代表了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时间意识。把时间过程叙述成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和奇遇发生的过程，这意味着一种不可知论的世界观，即认为人其实不可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而也意味着对道德和一切经验和智慧的怀疑。实际上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唐宋以后的通俗叙事就会发现，这种不可知论通常并不一定意味着“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那样消极颓废的世界观。像“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文若虚那样的故事其实是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一个人的生活历程中，虽然可能无法预测、更无法驾驭或回避不幸事件的发生；但更令叙叙述人和读者感兴趣的，却是同样无法预测的意外的幸运。也就是说，同消极颓废的观点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未来的不可预测，反而使人们得以从道德和经验所限定的可能性中解脱出来，对未来抱有更多更大的期望和幻想。时间过程因此变成了风险和幸运并存的赌博过程。
叙事中不同的时间意识，从根本上说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把时间过程理解为不可预测的未来展现的过程，这种意识是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生活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世界观，因此与市民文化关系密切的通俗叙事艺术中这种时间意识的表现也就特别突出。所以凌濛初把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奇遇，即“耳目内怪怪奇奇”认为是通俗小说应当表现的主要内容。叙事中出现的这种时间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以《左传》叙事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叙事深层的意识形态观念遇到了挑战。换句话说，中国叙事文学的文化背景起了变化。
三、个人的命运
在中国早期叙事中，我们会发现在叙事的意图中还存在着另外一种不同于以事件逻辑为中心的时间意识。《史记》中许多人物纪传的叙述不像《左传》那样以编年的方式而是以人物的经历为线索，因而其中的时间过程更加远离了纯客观的顺序，带上了叙述者更多的主观意识。换句话说，《史记》中对故事发展过程的叙述不是简单的先后次序，而是在这个次序中表现了叙述者所理解的时间过程所展现的意义。就拿《项羽本纪》中关于项羽的故事来说，整个本纪叙述了这个人物从少年壮志到聚众起义、再到雄霸天下，达到了成功的顶峰；而后走了下坡路，直到最后的失败和自杀结局。这是一个完整的人物传记。那么这个人物的一生发展过程中是什么东西起着支配和推动的作用呢？在《项羽本纪》最后的评述中，司马迁先赞扬项羽有过人的能力，甚至拿他与舜相比；而后在总结他最后失败的原因时说：“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反之，刘邦之所以胜利则在于他在用人的智慧和谦抑隐忍的处世性格等方面的优势。看来，支配楚汉战争和项羽一生事业发展变化过程的还是与《左传》相似的普遍逻辑。 但项羽的这个例子其实并不足以概括《史记》所有的叙事记传中所表现的时间意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李将军列传》。这篇传记叙述了李广一生坎坷，描绘了一个骁勇善战、为人忠厚而命运多舛的悲剧式英雄。在这篇故事中，时间的推移和人物境遇的变化中似乎并没有显现出什么道德意义，毋宁说李广的经历所显现的世界发展逻辑成了天道不公的证据——一个骁勇善战的将军却不得封侯，一个近乎完美的好人终不得好报，天道何在？《李将军列传》中的这种怀疑不是一个孤例，《伯夷列传》的评述中司马迁更直接发出了“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诘问。
后代读者读了《李将军列传》，很多都为李广鸣不平。特别是书中多次提到李广的兄弟、下属等一些为人不过下中的平庸之辈俱得封侯而李广却终生不得封侯，令人不禁有英俊沉下僚的不平，认为是皇帝寡恩、赏罚不明。但只要仔细读了这个传记就会看出，李广不得封侯的原因其实显而易见：他一生行状中虽然有无数传奇式的经历，但每逢大的战事，他基本上不是因各种原因败北，就是无功而返。换句话说，他并无什么大的军功可得封侯，似乎真应了汉武帝说他“数奇”这话。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使事件按照《左传》式的道德逻辑展开。那么这种时间过程展现的是什么呢？
《李将军列传》中其实经常有意无意地暗示出李广“数奇”的原因：早在汉景帝时，他就曾因私受梁王印而被夺赏，而且公孙昆邪说他虽然才气天下无双，但“自负其能”，恐怕迟早会遭不测；他治军简易、打仗勇猛，却“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最后一次出征虽有卫青作梗的因素，但因没有向导而失利，作为一名沙场老将的他恐怕也难免责咎；他自陈的杀降事虽无史证，但杀霸陵尉的事同样可以看出性格中固执、褊狭的一面……
沿着传记中的线索看下来，我们会发现李广的行为方式不因客观的成败而改变，也就是说故事中决定着一系列事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不是普遍逻辑，而是他个人的性格。整个故事叙述的是李广一生的主要事迹，而这些事迹之间的关系和发展线索，则是由李广的个性所决定的。因此可以说，这种时间过程的内在逻辑实际上是主人公的生命历程。回过头来看《项羽本纪》就会发现，其实项羽的故事同样是被这样一种时间意识所支配的：尽管从宏观的历史角度，司马迁批评项羽违背了普遍的政治和道德逻辑；但项羽的传记不同于《左传》之处在于，叙述的过程不是关注于展现项羽失败的原因，而是关注于项羽这个性格的完成。所以故事结局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不是城濮之战式的道德教训，而是类似《李将军列传》的悲剧性同情。《史记》中具有较强叙事艺术特征的人物纪传，基本上都贯穿着以人物生命历程为根据的时间意识。司马迁在谈到他撰写《史记》的意图时有一个人所熟知的观念，就是“发愤著书”。这意思实际上是说，他的叙事所关心的不是宏观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而是人的情感生活和命运。他之所以“愤”，就因为他怀疑“天道”的现实性，怀疑事物的现实发展逻辑就是道德逻辑。因而体现在他的叙事中的时间过程，也就不是体现普遍道德意义的客观事件逻辑，而是体现特定个人性格和命运的生命历程。
生命历程作为时间过程，意味着一种特殊的时间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前面所说的以事件逻辑为根据的客观时间观念。在这样的叙事中，叙述兴趣中时间的推移由于只与主人公的命运相关而成为主观的叙述态度和评价方式的显现。这种主观化了的以个人生命历程为中心的时间意识或多或少地怀疑甚至否定着现存客观世界的逻辑性与合理性，因此而疏离了正统历史叙事的意识形态，成为另一种以个人命运为中心的叙事传统的源头。
四、走向幻灭
《史记》中的纪传体叙事对后代的叙事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而形成了一种与宏观历史叙述不同的以人物的生涯和命运为中心的叙事作品传统。就具体的形式而言，最近似《史记》人物传记的当然是唐宋传奇中大量以“某某传”为名的故事，如《李娃传》、《霍小玉传》、《无双传》之类，以及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人物传记型故事，如《青凤》、《娇娜》、《婴宁》之类。如果仔细地加以厘别，应当说有些以“某某传”为名的传奇还不能算是真正的人物传记，比如《李娃传》虽然有旌扬李娃的道德意图，但实际上叙述的并不是李娃的命运；《谢小娥传》讲的倒是谢小娥的事，但故事的主要意图并不是“传”人物，而是讲故事，即叙述以谢小娥为主人公的情节事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把人物的生命历程作为叙事中时间延展的根据，这样一种深层意识对后代叙事的影响又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传记式作品。就拿三国故事来说，陈寿的《三国志》当然是典型的正统历史叙事，其中的时间意识也是以客观世界的道德逻辑为根据。而以《三国志》为历史依据创作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就不同了，虽然这部书从一开头就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讲述胜负成败当然应当意在表现这种“天道”的逻辑。然而在具体叙述这一段历史过程的时候，却在隐隐中贯穿着对个人命运的关注，这主要体现在叙述中被后人称为“拥刘反曹”的情感倾向通过个人命运的显现。尽管这部小说洋洋洒洒百万言，从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作乱一直讲到西晋王朝的建立，但其中有一段过程却在读者的印象中具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意义，这就是从桃园三结义开始、进汉中称王达到鼎盛，在秋风五丈原萧瑟衰落的刘备－诸葛亮集团的命运。蜀汉的盛衰从道理上讲仍然应当算作天道循环的历史过程，但在《三国演义》中，却变成了个人的命运问题——刘、关、张，尤其是诸葛亮的命运起落成为叙述者和读者的主要兴趣——“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因此而被嵌入到内部的个人命运历程所置换，成为英雄传奇性质的叙事。
在更具有英雄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中，这种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关注就更突出了。这部小说虽然是长篇历史叙述的形式，实际上具体的叙述内容却是以个人传记的方式进行。整个故事合起来看，仍然不是关于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是对一群人命运的表现。而在从《水浒传》衍生出来的世情小说《金瓶梅》那里，以个人生命历程为根据的叙事时间意识达到了真正成熟的形态。这部小说虽然自始至终都在宣讲善恶报应的道德逻辑，但实际的叙述过程却始终追随的是西门庆的个人生命历程——他的盛衰命运演变过程。如果说这个过程显现了什么客观的道德逻辑，那也显然不是叙述者标榜的善恶报应。因为他并非因为自己一生的恶行而受到惩罚，而是被潘金莲的欲望压榨至死的。从最后草率简单的转世投胎安排来看，也看不出天道的公正是如何体现的。支配着整个故事发展进程的真正逻辑是西门庆的生命历程——一个邪恶、狡诈、充满欲望和活力的人物，从鬼混街头的浮浪子弟逐渐上升为富甲一方的名流；当财富、地位和充斥内闱的女人使欲望的满足达于顶峰之后，他的生命活力也因为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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