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中国传统叙事中时间意识的演变 |
 |
时间：2009-8-8 16:57:15 来源：不详
|
|
|
过度的放纵而由盛转衰，逐渐变得昏聩无能、多愁善感，一步步走向下坡路，直到精力耗竭而死。整部长篇小说叙述的时间过程实际上就是这个人物从上升到鼎盛、再到衰亡的完整过程。这个过程尽管被叙述者尽力解释为道德逻辑的实现，而实质上显现的是这个人物的生命历程，即性格和命运的发展、实现过程。
诸葛亮星陨五丈原、宋公明魂归蓼儿洼，这样的悲剧结局从道德意义上讲，当然不能和西门庆纵欲而亡相提并论。但这几个故事的结果在有一点上是相同的：无论是英雄、圣人还是流氓淫棍，主人公经历的所有兴衰荣辱历程，最后归宿都是死亡。这种以生命历程为根据的叙事时间意识，在这里显示出了形而上的哲理意义——时间不是显现天道的永恒过程，而是有限的生命历史。在叙述中展开的时间过程实际上是对生命终结的期待。随着这一层哲理的彰显，这种以人物生命历程为中心的叙事越来越具有了生命悲剧的性质。清代的几部重要的叙事作品《桃花扇》、《长生殿》和《红楼梦》，在故事的最后都表现出一种万法皆空的悲剧性幻灭感。这正是个体生命体验中所显现出来的时间意识特征。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红楼梦》的意义时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这里所谓的“悲凉之雾”当然不是指一时一地一人的痛苦，而是笼罩在整个故事环境和过程中的幻灭氛围。尽管后代的研究者们乐于强调的是这种幻灭感的社会意义，然而从小说中一再表达的对于死亡的焦虑中就可以知道，那种悲凉的幻灭感的深层根据就是对个人生命有限性的领悟。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中国人的传统精神是乐天的，即“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①]而《红楼梦》的哲理意义却是人生痛苦不可解脱这样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观念。从叙事中表现的时间意识角度来看，表现出乐天精神的叙事是基于一种超越于个人命运的客观时间观念。这种客观的时间过程是按照传统道德的逻辑展开的——祸福相依，善恶有报，因而所有的不幸最终都可以转化为幸运。而以个人生命历程为中心的主观时间意识则势必要走向幻灭的悲观主义。换句话说，《红楼梦》所表现的悲观主义精神并非如王国维那样武断地认为在中国叙事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例外。《水浒传》的结局就已经具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梁山英雄最终的下场都很凄凉。小说结尾时朝廷给宋江追赐庙食的做法看起来似乎是“大团圆”的套路，“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儿平生志已酬”，应当算作一切圆满了。但实际上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是自排座次之后就开始走了下坡路，一路死的死走的走，到宋江被封官时已经是满目凄凉的景象。他和李逵、吴用等人的死不过是整个梁山事业油尽灯枯的自然结果。所以死后的诰封没有了“始于悲者终于欢”的乐天情调。《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之死按常理应当算作罪有应得的喜剧结局，但在具体的叙述中随着故事情调逐渐转向抑郁、伤感的灰暗色调，最终仍然变成了个人的命运悲剧。清初传奇《桃花扇》的幻灭结局更是《红楼梦》悲剧故事的一个前奏。总之，从叙事发展的历史来看，自元末到明代是通俗叙事艺术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对个人命运的关注和表现越来越突出的时期。随着叙事中时间意识的主观化和个体化，对时间过程的体验也越来越成为充满幻灭感的悲剧审美体验。
这不仅仅是作者的体验。这个时代的批评家同样意识到了这种体验的意义。金圣叹在假托施耐庵所作的《水浒传》“原序”的一开始便大谈“人生三十而未娶，不应更娶；四十而未仕，不应更仕”的话，突兀而来，令人不知所云；而后却归于“已往之吾，悉已变灭”的痛苦。[②]他在谈到《西厢记》的创作意图时则哀叹：“无端而忽然生一正是之我，又不容之少住……嗟乎，嗟乎，我真不知何处为九原，云何起古人。如使真有九原，真起古人，岂不同此一副眼泪，同欲失声大哭哉？”[③]这些看似离题的话头都归于一个主题，就是对时间的焦虑。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个人生命有限性的焦虑。在金圣叹的观念中，讲述一个故事就意味着体验一次死亡。
五、结语
中国叙事历史上不同的时间意识表现，反映出的是古人心目中不同的世界图景。尽管从《左传》到《明史》，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一直贯穿着以“天道”为依归的世界观，但“小说”或虚构性叙事的历史却显现出的是更加丰富复杂的文化观念和美学背景。
以客观事件的发展逻辑为根据的叙述，从《左传》相信世界合理性的“天道”意识演变到后代小说对客观世界中事物发展变化的偶然性的关心，可以看出从上古到中古时代社会意识的一种变化趋势，即在古典意识形态下面潜藏着的个人欲望在叙事的历史中逐渐显现为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意象这样一个过程。而从司马迁以“发愤著书”的态度叙述他自己心目中的历史的过程和意义时，一种更加不同于正统意识形态的叙述观念就开始产生和发展了起来。《史记》叙事中对世界合理性的怀疑倾向发展到明清时期叙事中的悲观主义世界观，实际上意味着叙事中的世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客观世界，而是个人生命意识自我觉醒的结果。叙事的中心就这样由“事”，或者说客观事件，逐渐转向了“人”，也就是个人的命运或生命历程。而当这一转变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幻灭感时，实际上意味着中国传统叙事深层的世界图景已经转向了近代意识。由此可知，王国维用叔本华的悲观主义美学理论解释《红楼梦》并非完全是生搬硬套西方理论进行的穿凿附会。只是当他认为《红楼梦》的悲观主义哲学和美学观念在中国文学传统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时，可能犯了一个轩轾失当的错误。
[①]《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②]陈曦钟等辑校《水浒传会评本》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③]傅晓航校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上一页 [1] [2] [3]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