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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绍翁<四朝见闻录>二集)妄图把人民从民族抗争的前线,拉向功名利禄的深渊.因而理学先生更变本加厉,创造了杜甫”深入理窟”的理论,比杜诗为”诗中六经”,”老杜诗如董仲舒策,句句典实,堪出题目”(陈善<扪虱诗话>上集卷三).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又直接教诲人们,向老杜学习修身齐家的本领.朱熹就直接劝人,”杜子美诗,意思好,可取者多,令其善讽咏,易入人心,最为有益也”(<答刘子澄书>).他做<女诫>一书时,认为在”<正静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语,亦可人.凡守身事夫之事借是也.”强调”杜诗佳处,有在用事造语之外者,唯其虚心讽咏,乃能见之”(<跋章国华所集注杜诗>).朱夫子所说的这个佳处,就是在具体提示人们用理学的眼光去看待理解杜诗,从杜诗的意境中去领会理学的精髓.杜诗本是诗人蘸着民族的血泪写成的,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艰难行进的历程,后世却被理学先生当做禁锢民心的手术钳.封建统治阶级古为今用到这样荒谬的程度,是诗人所始料不及的.” 将诗不必万人传”(<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能由诗人吗?
正像任何事物都是由对立的统一组成一样,对杜甫的评论也是由肯定和否定两派见解组成的。唐宋时期肯定杜甫的意见是主流,否定的见解极少,既不深入,又无影响,这里就从略了。
总之,杜诗在唐宋两代经历了被逐步认识`,被广泛普及,被深入研究这三个阶段,封建社会才祘基本完成了杜甫是忠臣典范,诗中圣贤；杜诗是“诗史”,“诗中六经”的研究任务.。尔后的几百年,除了训诂学和考据学的意义上偶有发现外,对杜诗的研究,再也没有跳出这个窠臼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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