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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杜诗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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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7:2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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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忠君，实际上是要“致君”，“致君堯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同元使君〈舂陵行〉〉）“致君時已晚，怀古意空存。”“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卛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他是要帮助皇帝，臻于郅治。犯顔直諫，生死不顾。即使到了辞世之年，行将就木，仍不忘薪尽火传，激励青年才俊。所以，他批评皇帝的过失，也揭皇帝的疮疤。当他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时候，当他写“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的时候，当他写“圣主他年贵，边心此日劳”（〈千秋节有感二首〉）的时候，当他写“张后不乐上为忙”，“百官跣足随天王”的时候，他并不是跪在陛下面前出谋划策，而是站在天子对面耳提面命，有时简直就是对君主的控诉和否定，其激烈和尖锐的程度，远远超过屈原李白，无人能够企及。由于这方面绝非后代儒生所能理解，于是就把这一方面抹杀。 而杜甫在“一饭未尝忘君”的同时，还“一饭未尝忘民”。“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之类的诗句在杜集中俯拾皆是。为民请命，为民呐喊。因此王安石说他，“常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感动得”愿起公死从之游“（《杜甫画像赞》）。杜甫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人道情怀，民本思想，亦非末代士林所能望其项背，也就统统抹杀。苏轼的一偏之词便不脛而走，千年风行，堂堂诗人成了匍匐在皇帝脚下的愚忠典型。费士戣的话道出了他们对大诗人巧装打扮的这份苦心，”少陵忠义之气，根于素守。虽困踬流落，而一饭未尝忘君。后之来者，傥观遗像而念其行藏，瞻斋颜而企其节义，则爱君爱国之念，油然而生，其补于政治，岂浅鲜哉。“（《漕司高斋堂记》）相传宋真宗肯定杜诗中惟“勲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两句最好，臣下兢相响应，以这两句杜诗自况，名楼，名亭，名册，名鉴者代不乏人，就是“补于政治”的具体运作。种种情况都不过说明，肯定杜甫忠君，不过肯定他思而不二，怨而不怒，温柔敦厚，反躬自省；不过是让大诗人做个带头羊，在潜移默化中把整个社会凝聚在天子周围。爱之者，实用之者。捧之者，实伤之者。所以说，诗是时代的反映，评也是时代的表现。
在宋人看来，尊杜可以“补于政治”，可以“开太平”，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政治方面，一是思想方面。宋代对杜诗的研究，后来也就分别从这两方面入手。
从政治方面入手，尊杜诗为“诗史”。唐人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早就有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这个谥号，新旧唐书都沿用了。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种称杜诗为诗史的原因，局限于诗人自己”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偏重在诗人记事之详，而这个事，则是诗人自己乱中“流离陇蜀”的个人遭遇。所以，此言诗史者，不过是诗人用诗记下的个人简史，认识过于肤浅，正是唐人认不清自己的时代，也认不清诗人价值的反映。宋人隔岸观火，殷鉴不远，对唐政得失看得较清，对杜诗的面目也认得较清。胡宗愈就强调，“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去就，动息劳逸，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成都草堂诗碑序》），把杜诗记事之详的特点，发展到记世之真的高度，看法比唐人高明多了。陈巌肖又在《庚溪诗话》中进一步指出，“杜少陵子美诗，多记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接触到“事”即“时事”。“诗史”即用诗的形式写的唐代历史的认识，就是这样在宋人手里完成的。以至于后来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甚至说成，“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杜诗可以补史书之不足，纠史书之谬误，不过是这个论点的具体运用。更有甚者，大臣论政，也引诗为据。王巌叟在《韓魏公别录》中就记载有韩琦反对寓兵于农，论据便有“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之诗乎？调兵于民，其弊乃尔。”想一想唐文宗读杜诗而动游兴的事实，怎能不使人产生感慨呢？宋代统治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从顶峰上跌落下来后的第一个喘息之机，特别致力于总结前代的统治经验，以谋长治久安之术。所以，两眼朝后，盯住历史，两修唐书，两修五代史，大修《资治通鉴》，就是证明。看重杜诗，其理一也。尊杜诗为诗史，其实就是把杜诗当成《资治通鉴》的缩写本，新旧唐书的艺术版。
从思想方面入手，则尊杜诗为“诗中六经”。
唐朝中衰于统治集团的内讧。原因是复杂的，除了政治，经济的因素外，还有一个思想的因素。唐朝三教并举，儒不独尊。思想活跃固然有利于人才成长，社会发展；但是，也容易偏离土地国家所有的小生产正统意识形态，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杜甫生前即有见于此，在辞世之年曾发出呼吁，“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希望再用孔门儒学为李唐王朝重“开太平”。赵宋统治者比李唐统治者更虚弱，只能在想象中解决现实中解决不了的矛盾，自然要乞灵于孔门儒学的“克己复礼”。这样，杜甫的见解和宋代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要求就一致了。因而宋儒研究杜诗的思想意义往往把它跟儒家经典扯在一起。说“工部风雅，犹仲尼日月也”本很早，可惜“风雅”一词，失之笼统，把问题没有展开。稍后的孙仪又说诗人“道遗当世，而泽化后人”（《读〈杜工部诗集〉序》），仍对“道”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未能加以说明和探讨。再后的王得臣稍进一步，具体点出杜诗的“周情孔思，千汇万状”（〈增註杜工部诗集序〉）。然而，看似具体，但是仍不过是就杜诗继承广泛而言，看做一个一般特点，杜诗的思想意义，特别是在儒学中的意义，尚待发掘。苏轼抓住了杜甫忠君的特色以后，纲举目张，杜诗的思想意义在宋儒眼中一下子清晰了。他的弟弟苏辙明确提出，“我公才不世，晚岁道尤高”（〈和张安道读杜集〉），突出了杜甫后期，即“一饭不忘”时期的思想特点。孔武仲则提出，杜诗“大抵哀元元之穷，愤盗贼纵横，褒善贬恶，尊君卑臣，不琢不磨，闇与经会，盖亦骚人之伦而风雅之亚也”（〈书杜子美〈哀江头〉后〉），又突出强调了杜诗思想“闇与经会”，合于儒家经典。做为这两种观点的汇总，是同时人黄庭坚的理论。作文“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词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一）。黄庭坚把苏辙笼统提到的杜甫晚岁之道，具体定为诗人到虁州后的思想；把孔武仲概括的杜诗“闇与经会”的特点，具体划到当时逐步开始泛滥的理学上。根据则是“老杜作诗，韩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答洪驹父书三首〉其二）。韩愈以孟轲的继承人自居，后儒亦视之为儒学由前期向后期转化的关键人物。承前启后，于道功多。黄庭坚把杜甫跟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散文大家相比，不就明示伟大诗人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吗？说他们的诗文“无一字无来处”，除了颂扬杜诗韩文的艺术性强之外，重要的是说，杜诗韩文征圣宗经于内，明道言志于外，不啻是当代最新版本的五经。这种见解，以经解杜，割断了杜诗和生活的联系，助长了解杜工作中凭空臆测，随意引伸的不良倾向，较以史解杜，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化，是一种退步。果然，在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治下，士林纷纷强调，“工部风雅，一发诸忠义之诚”{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六}。提出“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釋惠洪〈冷斋夜话〉卷三}。开始阐述“子美深于经术，其言多止于礼义”{李复〈与侯谟秀才书〉}。突出宣扬“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颂扬杜诗”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就这样，秉笔直书的史臣，变成了卫道说教的牧师，头戴方巾的圣贤。杜诗走悄，空前绝后，”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序》}。这是在杜诗普及基础上又掀起的一个新的学习 热潮，可祘是杜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盛况是仅见。 惶惶不可终日的统治阶级，显然是病急乱投医，把大诗人当成了救命稻草，一把抓在手里，再也不放松了。
事情总是这样，每到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危亡之际，往往突出杜诗的政治作用，把它看作诗史，当成战斗号角；而一旦天下太平，即使只是半壁河山上的太平，又往往突出杜诗的思想意义，把它看作经书，当作陶冶人心的净化器使用。
北宋末年，女真族南侵，赵宋王朝南逃，志士仁人在抗金救国的斗争中，深切体会到杜诗的现实意义。“但恨平生意，轻了少陵诗“（《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虏至》）。陈与义在逃难中的忏悔，代表了杜甫崇拜者们的共同心声。那时有名的诗人陆游，辛弃疾崇拜杜甫，就不仅仅是因为杜甫诗写得好，而首先是因为杜甫事行得正。在他们心目中，杜甫是顶天立地的英 雄，”辅弻老臣“，”常恨晚辈言诗史，请庙生民伯仲间“（陆游《读杜诗》）。特别是南宋末年，元军长驱直下，汉族英雄衔亡国之恨，浴血奋战，更把杜甫引为同调，视作旷代知音。大名鼎鼎的文天祥兵败被执，在狱中集杜句为诗，作序说道，“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不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忘其言语为吾用，非性情同哉。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歌咏之辞，寓记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吾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于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庻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文天祥的这一席话，道出了民族英雄爱好杜诗的共同心声。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杜甫只有在民族危亡 ，邦国倾覆之际，才能遇到真正的知音，这是幸还是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语到凔桑句更工”。诗人之幸，正是民族国家的大不幸。这是怎样的幸与不幸呵！
鲁迅在《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里一开头就写道，“爱伦堡论法国的上流社会文学家之后，他说，此外也还有一些不同的人们：‘教授们无声无息地在他们的书房里工作着，实验x光线疗法的医生死在他们的职务上，奋身去救自己的伙伴的渔夫悄然沉没在大洋里面。……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令一方面却是荒淫与无耻’“.先生非常义愤,特别提出,” 然而南宋的小朝廷却仍旧向残山剩水间的黎民施威,在残山剩水间行乐:逃到那里,气焔和奢华就跟到那里,颓靡和贪婪也跟到那里.‘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若要富,跟着行在卖酒醋’.这是当时的百姓提取了朝政的精华的结语.”就是这样的南宋小朝廷,特别注意用儒学冠冕堂皇的牌子来装扮自己.杜甫也难逃当陪衬的恶运.冤杀岳飞,认贼作父的赵构,就亲笔为臣子在扇上题写杜句,”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陆游<渭南文集>卷五十一),希望用孔圣先贤,汉官威仪,遮掩遗臭万古的丑态秽行,淹灭人民心头抗敌复国的怒火,冲淡金军烧杀抢掠的暴行,好让小朝廷在残山剩水间寻欢作乐.孝宗不愧为孝,毕肖乃父,登基后,也亲笔书写杜诗,”富贵须从勤苦得,男儿要读五车书”.并勒碑潜邸,以训乃子.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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