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有关“《传》曰”的迄止，标点者历来意见不一。或以为仅“盈其欲而不愆其止”一句，^{［8］［p95］}或断自“宗庙”后。而参照”诗无隐志”章，笔者认为，这一句可能同属《诗传》遗文，至少与《诗传》的内在精神相一致。

“诗无隐志”章云：“〔小〕〔雅〕，□□（德）也，多言难（戁）而怨怼者也，衰也，少（小）矣。”又云：“民之有戚患也，上下之不和也者，其用心也将何如？〔曰〕：‘〔小〕〔雅〕〔是〕〔也〕’。”

以上简文与“《小雅》不以于污上……其声有哀焉”一句都是总论《小雅》，并且在文意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故基本可以推断《大略》中所论《小雅》亦当与《诗传》存在密切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诗无隐志”章云：“《邦风》其内物也博，观人谷（俗）焉，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其中“其言文，其声善”一句在文辞和句式上与《诗传》遗文“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焉”极为类似，同为“其言……其声……”的格式。

“诗无隐志”章行文多呈现出排比的倾向，^[9][p19]这点通过句末语助也有所体现，例如：“夫葛之见歌也，则以絺綌之故也；后稷之见贵也，则以文武之德也。”此外，文中还存在省略句末语助的现象，如：“《宛丘》曰：‘询有情，而无望。’吾善之。《猗嗟》曰：‘四矢反，以御乱。’吾憙之。”所引《诗》俱省略句末语助“兮”字。因此，结合以上文例，可参照《诗传》遗文，将“诗无隐志”章中“其言文，其声善”试补为“其言文焉，其声善焉”，恰与上文“观人俗焉，大敛材焉”文气相贯通。《荀子·大略》所引《诗传》与“诗无隐志”章在语言上的一致性，可见一斑。

总之，从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尽管“诗无隐志”章与《诗传》遗文在文辞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的内容很可能同出一源。

二.“诗无隐志”章与荀学的关系

据杨倞对《荀子·大略》的解题：“此篇盖弟子集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故《大略》所引《诗传》很可能即荀派儒者传承、教授的诗学文献之一。

经有关专家测定，上博简距今大约2257±65年，^{［10］［p3］}即公元前三世纪，属于战国晚期，而一般认为荀子大约生活于公元前325—公元前23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诗无隐志”章的抄录年代基本上在荀子之前，而其成书年代肯定更早。又，上博简的具体出土地点不详，据推测是“楚国迁陈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10][p7]而荀子在齐湣王时，曾有过“适楚”（《盐铁论·论儒篇》）的经历，其后甚至可能目睹过郢都陷落（公元前278年）的灾难（《荀子·议兵》）。荀子晚年更是久居楚地，在兰陵著书立说、培养门徒，学术史遂有“兰陵传经”之称。所以，荀子应与楚地儒学有过密切接触。因此，与《诗传》出自同一系统的“诗无隐志”章被荀子一系的儒者所传承是完全可能的。

荀子不仅是集先秦儒学之大成者，而且是西汉今古文经学公认的宗师。以诗学而论，荀子遥承子夏，下启鲁、韩、毛三家，在儒家诗学的发展进程中，位于枢纽的位置。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云：

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人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

据此，则《毛诗》为荀子所传。

从《孔评诗义与毛诗小序评语对照表》^{［11］［p162］}可以看出，“诗无隐志”章与毛诗序颇多辞异而旨同之处，足见“诗无隐志”章对后者的影响。而单就《关雎》的分章问题，也能一瞥“诗无隐志”章与毛诗体系的密切联系。毛诗《关雎》篇末云：“《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颖达疏：“五章是郑所分，‘故言’以下是毛本意，后放此。”“诗无隐志”章云：“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之）好。”李学勤先生认为：“简文与郑玄《笺》同，分《关雎》为五章，‘其四章则喻矣’兼指四、五章。”^{［12］［p91］}毛诗的渊源出自荀子，由流溯源，“诗无隐志”章与荀学的关系的确甚深。

荀子论《诗》有许多主张都与“诗无隐志”章的观点接近或一致。比如荀子在先秦儒家中大力标举“诗言志”理论，认为“《诗》言是其志也”（《儒效篇》）。又如他认为读《诗》应注重讽诵、意会，重视《诗》、《乐》结合，《诗》、《礼》配用。这些也都能在“诗无隐志”章中寻找到思想来源。尤其是荀子《诗》学理论中的“隆礼”思想，与“诗无隐志”章的“尚礼”倾向极为接近。

又，《子羔》篇“鲁邦大旱”章为鲁哀公问孔子祭祀事，其内容和体例都与《荀子·哀公篇》相类似。王先谦认为《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五篇“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所以“鲁邦大旱”章很可能同为荀子一系的儒者所传述的文献。如果此说成立,则进一步说明“诗无隐志”章与荀学有关殆非虚语。

按《荀子·大略》当由门徒作于荀子去世之后，所以与“诗无隐志”章同源的《诗传》，至少在公元前223年秦灭楚之前，在兰陵一带还有流传。虽然《诗传》和“诗无隐志”章亡于秦汉之际的可能性较大。但其遗说，也许通过荀派师徒口耳相授，仍然有所继承，并影响到西汉的毛诗等诸家诗学。

三.“诗无隐志”章当为“传”体

既然《荀子·大略》所引明确地标明为“传”，那么有必要界定“诗无隐志”章的文体性质。

先秦——西汉时期的诗学文献，除《诗经》以外，还有传、序、说、诂训等。“诗无隐志”章并非“诂训”，这点显而易见。至于“古《诗序》”说，彭林先生已辨之甚详，^{［13］［p93］}尽管“诗无隐志”章与毛诗大序、小序存在许多辞异而旨同的地方，但“序”重在“各陈作者所由”（《隋书·经籍志》），而“诗无隐志”章偏重阐发诗旨、诗义，二者不能等同。所以，“诗无隐志”章为“传”、“说”的可能性最大。

据整理者马承源先生介绍，“诗无隐志”章与“子羔”章、“鲁邦大旱”章同属一编。^{［10］［p7］}故“诗无隐志”章在文献流布过程中，其为单篇行世，独立成书，非附于经下。这点符合“传”、“说”之类的文体特征，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云：“汉初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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